一个昔日脑癌病患者的修炼历程


【明慧网2004年11月22日】我叫孙淑芬,是大陆辽宁铁岭的一名大法弟子。我出生在农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日积月累,终于有一天病倒了。1986年初经几家医院确诊,我患了脑癌,于同年8月开颅手术,医嘱生存期限3─11个月。这晴天霹雳使全家老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谁也拿不出办法来挽救我这30岁的年轻生命。因是恶性肿瘤,必须进行化疗和放疗。放疗后我大脑严重受损,各种细胞在放疗区域内全部烤死,导致我记忆减退,查数查不到一百,经常转向找不到家,甚至忘带钥匙,数九寒冬把自己锁在外边是常事。面临死亡的我,望着5岁的孩子和刚从部队转业、对社会、家庭中事情什么都不懂的丈夫,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半年后出现了新的病变,我真的不行了,手脚麻木失去知觉,同时不会说话,死亡就在眼前,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怎么办?幼小的孩子,年轻的丈夫,暮年的老娘……我死不起呀,没有资格死,我必须得活着。为了我未完成的责任,我学了气功,不管天寒地冻,风霜雪雨,每天坚持。这样常年在山上炼功,我赢得了12年的生存期。12年后,死亡再次向我袭来,我出现头晕而且越来越重,最后山也上不去了。我知道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12年的艰辛一般人也是难以承受的,我的付出与努力已到极限,我彻底绝望了。我觉得活的太累太累了,静静的死掉也许是一种解脱。

就在我生命即将完结之际,我喜得大法,当学到《转法轮》第二讲,我觉得困极了,在似睡非睡中学完了第二讲,平时觉很少,手术后睡觉成了我一大难题,今天怎么了?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是恩师在给我调整身体。师尊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转法轮》)学法三天后,头晕明显见轻,十几天后明显好转。我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震动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全家老少都为我修炼开绿灯,让我多多学法,多多炼功。身体越来越壮实,连生孩子时落下的膝关节、肩膀痛的顽疾和冻坏的双手双脚全都好了,而且记忆迅速恢复,自从学法那天起就没忘过带钥匙。后来不但能背大段经文,而且能背《转法轮》了。

99年7月20日的浩劫打破了我们家庭从未有过的温馨和祥和,一夜之间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清晨的街头巷尾,没有了大法的音乐,没有了炼功的人群,炼功点成了空城……面对这一切,我没有迷惘,我一个人走向炼功点,7月23日全市只有我们三人在外边炼功。随后我走向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天安门、中南海和平上访,尽我一个普通公民、普通大法学员的一份责任,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那时的北京乌云笼罩,汽车、火车布置了很多便衣特务,道道关卡,层层防线,气氛十分紧张,一切都在恐怖之中。

99年10月,环境更加恶劣,便衣警察铺天盖地,大批大法弟子被抓。我和几个同修住在望儿山附近,每天学法炼功。我从得法那天起,一直把这本能使我延长生命、能使我返本归真、能使我跟师父回家的《转法轮》带在身边。到10月20日,环境更加邪恶,警察竟隔着反锁的大门跳进院里,非法搜查。我们不得已住在山上,半夜冻得直打哆嗦,当我们返回住处时,从身后开来一辆面包车,突然从车上跳下六个警察向我们包抄过来,我们有的跑进稻田地;有的跳进护城河;有的躲在树后边被一股力量拖进马路沟,被齐人高的草丛掩护着,有三个女同修被一棵扒拉棵树及树藤遮挡着,这时天边闪现一棵大大的耀眼的星星一下子移到我们面前变成一个大法轮,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天狗,看护着她们,当她们冷的时候,突然会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天亮了大家汇集在一起,看看每个人的藏身的地方,既没有齐人的高草;也没有扒拉树,全都是师父为搭救我们演化出的一切。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又熔入了证实法的洪流中。

99年10月25日,首恶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诽谤法轮功,26日我与同修走向了信访办、天安门、中南海,被邪恶绑架,我包内有三本《转法轮》,当时只有一念,不管我承受多大,也一定保住这比生命都重要的宝书,经过四道关卡搜查,在师父的加持下,三本宝书安然无恙。在北京西城监狱,我们遭到了非人道的扒光衣服,赤身裸体,反复搜查的侮辱。承受着警察、刑事犯的辱骂。我找机会向他们洪扬大法,讲明真象。

不久我被转到当地拘留所,提审时,我丈夫找了很多亲戚劝我,我从小敬重的大姐从千里之外赶来了,看我戴着手铐,穿着号里的破拖鞋,由吃惊到愤怒,一股恶气凝结到她手上,向我脸上狠狠打去,哭着说:“我家祖宗三代没有进监狱的,你丢尽了祖宗的脸,并吓唬我说我孩子住院,病重无人护理。丈夫的眼泪,大姐及亲戚朋友的训斥和责骂都没有改变我坚修大法的这颗心,在拘留所我坚持学法炼功,被恶警用锁死刑犯的大号脚镣锁在我的脖子上,长度只留一个环,另一头拴在地板炕上,脸离地板只有十公分,不能坐,不能大小便,我不吃不喝,连刑事犯都心疼的掉眼泪。八次被非法关押,我都和警察、犯人洪法,一次放风时,我大喊:“你们记着‘法轮大法好’,这是唯一救你们的希望。”20多个男犯齐喊“法轮大法好”,震动了整个拘留所的上空,几个管教装聋作哑,不敢作声。

2000年我与同修到外边炼功,警察扬言要抓我们。我为了证实大法就带上行李继续炼,有力的震慑了邪恶,洪扬了大法。我八次进京上访,每次押回都被当地政保科把兜里的钱财搜刮的一干二净,并先后让我家交3500元保证金。99年11月从我家拿走7000元钱,两部手机。同年10月,我再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在那邪恶的黑窝里,我和许多同修一样承受着非人的待遇与折磨,长期不让睡觉、长蹲。最后我没有用理性在法理上辨别真伪,在旧势力的诱导下,走向邪悟。

旧势力把我打下地狱,可师父没有抛弃我。2001年9月底,我突然身体不适,瞬间就嘴歪眼斜,说话困难,半身不遂,送至马三家医院检查血压升高,检验指标都是阳性,医生束手无策,又把我转到中国医大,当时我很清醒,一定是慈悲的恩师用这种形式救我闯出魔窟,经过医大急诊检查,脑袋里没有病,既不是脑出血,也不是脑血栓,更不是脑癌复发,可全身的CT检查没法写报告单,最后几个专家会诊,报告单只好写是因手术部位有一个小气泡影响的,用这个根本不成立的说法而草草收场。马三家这才放我院外就医。

当接我的同修搀我走出大门,送上汽车,车一启动,歪的嘴、斜的眼唰一下全正过来了。大门里边嘴歪眼斜,半身不遂,大门外边神奇般的恢复正常,我深知,这是恩师又一次救了我,从地狱把我捞起,又给了我新的生命。在被“转化”后的日子里,自己承受着一个邪悟者剜心透骨的痛悔,一个修炼者的耻辱,痛悔自己给大法、恩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擦干痛悔的眼泪,学法炼功充实自己,重新走入证实法的行列中。这时怕心出来了,怕没解教重新被抓等等,有一次想把6米长的横幅挂出去,却迟迟不敢,最后还是在师父好人一生平安的点悟中终于挂了出去。

2002年3月,全国召开人大、政协两次会议,我想这是证实法的大好机会,凭着这颗证实法的坚定的心,我第八次进京,到了长安街,出乎我的意料,偌大一个国家,开一个会议,把国家心脏布置得象战场一般,金水桥上一步一岗,两步一警车,地下通道武警把守,徒步行人寥寥无几,天安门广场警察、警车林立,一片恐怖。为了证实大法我豁出去了,我堂堂正正走上金水桥,从容拉出上衣里的条幅,打出去并喊出了发自心底的、最强烈的呐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这声音震动了整个天安门,震动了所对应的宇宙天体,有力的震慑了破坏大法的邪恶。

我被几个武警按倒在地,拖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搜身后塞进铁笼子,不给饭吃,不许上厕所,我与关在这里的常人讲真象,在水泥地上打坐时,我天目中清楚的看到另外空间的一口口蛋炒大米饭喂到我的口中,以后几天没吃饭,也不觉得饿,我深知这是恩师在呵护着我。

晚上我又被送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小镇,几经周折还是被送到驻京办事处,我和办事处警察讲真象,他们说两会期间上访至少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我根本没动心,我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几天后被押回当地拘留所,我在申述书中写道:我深知家里的条件比拘留所里好;家里的馒头比号里的苞米面窝头好吃,家里的炒菜比这里的臭萝卜咸菜好吃,我为什么还要走出去证实法呢?因为我喜得大法后,身心在受益,生命在延续,道德在提高,学法后我获得了新生,使年迈的老娘没有失去儿女,幼小的孩子有了妈妈,丈夫有了妻子,这个家难道不是美满的吗?如果人人都学大法,家家都学大法,人人重德行善,人人都作好人,家家和睦美满,这个国家难道不是稳定的吗?女管教看了我的申述书流下了眼泪。在恩师的呵护下,30天后我堂堂正正闯出魔窟。

我八次进京上访,七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教养的坎坷中,由于学法不深,悟性不好,曾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差点成了他们的替罪羔羊,沟沟坎坎,曲曲直直,不断的摔倒,不断的爬起,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归正。今天的我和许多同修一样,抓紧救度着众生,用我在大法中得到的健康身体,在证实着大法,影响着世人,利用一切机会,走到哪,把真象讲到哪,在证实法的路上不断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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