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大法弟子遭迫害纪实:被旅顺215部队精神病院注射有害药物


【明慧网2004年3月3日】我是大连港务局的一名退休职工,今年57岁。退休前,身体很不好,有心脏病、风湿病等,而且,因腿跌滑了筋,不能走路,能去的医院都去了,都没有治好,最后,我的左腿萎缩,变细,生活不能自理。96年有幸得法,明白了很多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做人的目的。决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一修到底。得法后短短几个月,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我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生活幸福而祥和。

*大连市政府前上访

99年7.20法轮功镇压开始后,江泽民集团利用权势,动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对大法造谣、诬陷,公检法、部队等所有专政工具来对付法轮功。7.20那天,我们到大连市信访办上访,7月21日,遭到大连的公安警察(包括大连市公安局、各区分局、派出所)、防暴警察、武警部队等大批人员的殴打,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用电棍、木棒狠命地打学员,抓住学员的头发,往树上、电线杆上撞,在地上拖,穿着皮鞋踢,他们已经完全失控了,就象疯了一样,全然不顾忌周围的群众。更有很多便衣,混杂在学员中,听见那个学员说法轮功好、或对他们的暴行表示愤慨,马上递眼色给其他的便衣,马上这位学员就会被抓走。

一位父亲,带着十岁左右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父亲突然被便衣抓上警车,孩子大哭着“爸爸,还我爸爸!”那一天,大连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广场是一片恐怖,所有坚持不离开的学员都被抓到各学校关押,用暴力逼迫每人登记自己的姓名、单位后,才被放走,有许多学员坚决不配合,不登记,被关到深夜11点。

* 北京上访遭迫害

7月22日以后,从单位到街道、派出所,象过筛子一样,用公职、房子、党籍等一切来逼迫每一个学员与法轮功决裂。我居住所属的街道、派出所,经常到我家骚扰,逼我交书、写保证,让邻居监视我,保安整天在我家四周转悠,我家平静的生活被打乱。99年10月,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

刚到北京,就感到一种阴森森的气氛,到处是警车、警察、武装人员,对走路的外地人逐个盘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只要说是,就立即被抓上警车,装满一车后,就开车,拉到一个警察大院,再用大客车拉到一个很大的体育场。我被拉去的时候,体育场内已经有几千人了,都是从全国各地来上访的学员。我们在露天体育场被关了整整一天,没吃没喝,也不许上厕所,分别被审问,到晚上8点多钟,警察把学员分别拉往各监狱,我和另外一些同修,两人一副手铐,铐在一起,被押上了大客车。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深夜11点多钟,到了北京郊区的“延庆监狱”。我们已经十六、七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可是,警察连夜提审,搜身,连系头发的发卡、皮筋都被摘掉,打开头发搜查,衣服里的钱,包括藏在内衣里的全被搜去,鞋带一律被扯掉。然后,我们分别被分到各监室。

那里的监室是那种老式的、房间很小,木板垫在水泥台上就是床,很凉。每间牢房都关押着十五、六位学员,我们一同绝食抗议。白天,被一个个提出去审问,打骂是家常便饭。我被提审时,要我报姓名、地址,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叫大法弟子,按照中央电视台宣传的,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我还没找到信访办,就被你们抓到监狱来了,我没犯法,为什么关押我?”警察勒令我以半蹲、半站的姿势,两手向前平伸,姿势稍有不准,便拳打脚踢。有一位学员被罚蹲小凳,时间长了,从小凳上昏倒下来,警察就用针扎她的人中;还有的警察用电棍在学员的脸上画着圈电击,汗毛都电糊了,满脸被电得通红。回到监室后,又逼我们背监规。我们不背,警察们就对我们拳打脚踢,她们穿着皮鞋,在床上(大通铺)将学员从这头一脚一脚地踢到那头,再从那头一脚一脚地踢回来。一个姓李的年轻女警察,一边踢,一边大叫:“这叫仰卧起坐。”她们踢累了,就罚我们跪在硬木床上,不许动,跪不好的,就被打耳光。(那时,由于对正法认识不清,我们只是默默的承受,当成了消业)四、五天后,我们绝食的就被灌食了。我是这样被灌食的:五、六个男犯人把我摁在椅子上,双臂被拧在背后,有一人在背后拽住双臂,一人抓住头发往后仰,一人用钳子将牙齿撬开,一人在前面踩住我的双脚,这还没开始灌,我已经被他们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一个人从口中往胃中下管子,动作野蛮,故意增加我的痛苦,然后灌进很多玉米面糊,胃口被突然灌进这么多东西,撑得非常难受,管子拔出来的时候,上面粘满了鲜血。这是犯人灌食,而这里的女警察就更狠了,前面提到的姓李的女警,看到学员痛苦的样子,哈哈地狂笑着,把两个袖子往上一撸:“来,给我灌几个!”她把灌食的粗针管使劲往胃里推,一边推,一边大笑:“我叫你‘生无所求,死不惜留’,再来一管,再来一管------”由于灌得太多、太快,玉米糊从胃里翻上来,流满衣衫。那段日子,我们度日如年,天天提审,天天被打,被罚、被摧残性地灌食,晚上还不让睡觉。仅仅十几天,我们就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根本没想着能活着出来。(当时,我横下一条心,大不了一死。)很多同修被灌食灌得腹泻很严重,狱医害怕出现问题担责任,一再向上反映,我们又被送回北京。临走时,给我们结账,一床被(旧被)80元,灌食一次100元,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每个人都被收2000元左右,我们来时被搜去的钱,不够的,就从其他的学员帐上扣,有的学员带了3000多元,最后也没返回多少钱,反正监狱压根儿就没打算返还给我们钱。

我和另外四位同修被押到北京一个监狱,具体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是一个“先进监狱”。一进去,先搜身,被骂一顿,然后,就被牢头勒令洗“凉水澡”(北京的冬天很冷),每天一次,不洗不行。监室的牢头叫一个17岁的卖淫女折磨我,她抓住我的头发打耳光,拽住我的衣服摇来晃去。每天,牢头都要向警察报告我的情况,回来,再叫人打我。我所在的牢房,只有我一个修炼人,那些日子,我感到很苦很苦。在延庆监狱的时候,虽然身体上也很苦,但是和同修在一起,互相鼓励,一同背法,再苦也能坚持。现在,我一个人每天被打被骂,没有能说真心话的人,看不到法,接触不到同修,以前背下来的经文很多也想不起来了,每天只好背《论语》、《洪吟》,尽量地抑制自己各种不好的心。由于陷在身体、精神的痛苦感受上,有时,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一般。

好长时间,才渐渐的平静下来。于是,我问自己,我是谁,我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在这受苦?回答是,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大法被侮辱时,我要起到一个大法粒子的作用,用我的经历证明大法是好的,是正的。

*在‘精神病院’遭注射有害药物的经历和结果

被大连公安押回大连后,直接送到大连拘留所(位于姚家)关押了一个月。大连公安向我家人敲诈了5000元钱,说是押送的路费。回家后,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我被监视起来,身份证被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扣押,街道、派出所和单位每天都要上门检查我是否在家,监视的电话不断,家中无一日宁静。有一天,我出去买菜,家中电话没人接,春海派出所的片警梁坤就到处找我,打电话给我妹妹,问我在哪。他们还命令我的邻居们监视我,警察往邻居家打电话,掌握我的情况。

2000年2月,我又被大连市公安局、市“610”绑架到大连戒毒所。被告知,如果写“不修炼”的保证,就可以回家,否则,无限期办洗脑班。被绑架去的同修坚决不写保证,大家集体绝食抗议。洗脑班办不下去了,他们就把人分送到看守所、精神病院,有的是单位接走的,有街道接走的。当时,我的单位来了几个退休办的人,说接我回家,那时,我正在绝食。在路上,我觉得车子走的方向不对,不是回家的路,便问他们,他们对我说:“先去办点事。”结果,车子一直开到旅顺215部队医院(精神病院)。

到了院内,他们叫我下车,我说:“你们看病号,我下车干什么?”他们说:“我们看病号还带你呀!”说着,就让我下车,带到二楼一个会议室,他们出去不知讲了些什么,我感到不对劲,可能他们要做出损德的事,于是,我拿起衣服就下了楼,刚到门口,他们就追上来,把我往回拽,我使劲地抓住门栏杆,大声地喊:“你们太卑鄙了!为什么骗我?”他们五、六个男的死死地拉着我,掰开我的手,连拖带拉,把我拖到住院部的三楼——精神三科,我被剥下外衣,套上病号服,被强行注射药物(不知是什么药)。不一会儿,我就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眼前出现了幻觉,觉得床前围满了我的亲属,我想告诉他们我被迫害的情况,可是,嘴不听使唤,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昏昏沉沉地一天,晚上值班的护理员好心地问我家电话(她可以悄悄地通知我家人),可我的嘴不听使唤,口齿不清,腿也不听使唤,到饭厅吃饭,勉强走到饭厅,就倒在地上,站不起来,那位好心的护理员把我背回床上,又把饭送到床边,可是我的手也不好用,连菜都夹不上来,没吃饭,就又迷糊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被推醒强行灌了几片药。就这样,每天注射一针,早晚两遍口服药,整天昏昏沉沉的,眼前总是有幻觉。

一周后,我被转到旁边的病房,不用天天打针,但仍然是一天两遍口服药,我才慢慢的能下床走路了。每天早上,要在床前站立等候主任查房、问话。一天,主任问我:“这几天感觉怎么样?还跟不跟他们瞎闹事了?还上不上北京了?”我看出他没有好意,也不愿多说什么,只说“我没闹事。”他说:“那你怎么想的?”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就顺嘴说:“我没想。”他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第二天,我的药量就增加了,查房时,他又问我想没想好,我说还没想,结果,药量又增加了,一连几天,我的药越来越多,从开始的每次三片到最后每次十几片。每次吃药,都到药房排队当面咽下药、喝水,张嘴检查,看药咽没咽下。我的药不仅增多,而且,每周五,还把我带到实验室内,关上门,逼我咽下两片黄色大药片,张嘴仔细检查后,再把我放出来。我被这些药折磨得整天头昏、恶心、浑身乏力,我决定找科主任谈谈,别再给我加药了。于是,我把我为什么炼功和炼功受益的情况讲给他听,他还真的不了解我们,他所知道的都是一言堂的谎言。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权利,镇压法轮功是错的。科主任说,国家怎么还会错呢?我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了一大批干部,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工贼、内奸、特务,不都是错的吗?最后,我要求减药,他说,只能减两小片。

我进来不久,我所在的单位又送进一位学员,也是从这一期洗脑班来的,她在重病房被注射药物后,先是昏迷,然后就出现幻觉,蹲在地上,满地乱捡,说是满地都是虫子。我难受得把她扶到床上,一会儿,她又满地捡。科办公室黑板上写着我俩的名字,要求严格地监督我俩吃药的情况。

我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四个多月,每天被药物折磨得昏昏沉沉的,并伴有恶心、四肢无力,全身水肿,整个人变了形。最痛苦的是和那些疯子生活在一起,每天上午必须和疯子到俱乐部搞“精神疗法”——唱、跳。我俩每次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背法。常有个别的男女疯子在座位后面做让人恶心的事。在这样肮脏的地方,如果不是我们心中有这部法,我的精神会崩溃的。在这里,我也曾经有过精神支持不住的感觉,心中很乱,好像马上就支持不住了,我也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心里一再告诫自己,我不能疯。我便反复地背法,抑制各种不好的念头,排除各种干扰,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江泽民集团要将好人折磨成疯子,是大法,使我在最危难的时候度过了难关。

在精神病院期间,我所在单位的女工部长曾经来看过我们几次,起初,我以为她是关心本单位女工受迫害的事,心里很是感动,谁知,她满口说的都是“赶紧写保证(不练功),否则就别想出去了。”我明白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来助纣为虐的,其实,她也知道我们俩在单位都是好职工,这位同修是局里的劳模,我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我们没想到,在我们受迫害时,单位领导能如此是非不分,助纣为虐,把自己单位的职工送进精神病院迫害。所以说,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运动,不仅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对全中国人、对全人类都犯了重罪。

四个月后,科主任与我单位联系,我被单位接走。科主任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他脸上是一副愧疚的表情,我有些不解。我出去后不久,眼睛开始烂了,睁眼都很困难,耳朵内外烂的流黄水,头皮、脖子等处都烂得很重,流黄水,并且又痒又疼,钻心般地难受,这时,我才明白科主任的表情意味着什么,原来,他知道给我吃了什么药,药物会导致我怎样的痛苦。

后来,看到网上有不少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有一位学员问大夫,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大夫说,没办法,上面叫这样做的,我们不能为了你们而丢了饭碗,你们也别乱跑,跑出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出去不烂掉也得死掉,医院也没办法。

从2000年夏天出院就开始烂,直到现在,耳朵内外和头皮都还有几处流黄水,2000年至2002年,整整两年,烂的最厉害。我如果不是炼功人,确实就烂掉了。见到我的熟人,看我的样子惨不忍睹,了解我的经历后,都哭了,“××党做事太损了,伤天害理呀!”

象我这样的何止我一个人呢?2000年,在戒毒所期间,大连第二中学的教师李红,她被送进大连市精神病院,出院后,也是从两眼开始烂,因为向单位领导、同事讲在精神病院遭受的迫害,被单位领导上报,结果,李红被判教养两年,送到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直到有人去看她时,她身上还在烂。人被折磨得没有了原样,头发都变白了。

*被迫流离失所

我出院后,一直被我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监视,他们常来我家,看我在干什么。2002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家准备女儿的婚事,晚上八点多钟,派出所的梁坤、赵广元,和街道的两名女工作人员,闯入我家,凶狠地问我,还炼不炼,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我们不管,今天,你就说炼还是不炼。”我坚定地说“炼!”他们立即开始抄家。将我的大法手抄本、炼功带抄走,并叫我去派出所。当时,我想,女儿不修炼,三年来,她经受了一次次的恐吓、失去妈妈的痛苦,这次的婚事又被他们搅得不能办了,我实在不忍心她再受伤害。于是,我就随他们去了派出所。(这是执著亲情而导致我配合了邪恶,结果反而伤害了自己的亲人。)

到了派出所,很快,又有两名学员被劫持来了,一名快70岁的老学员,腿上还有伤,走路都困难,也被抓来,派出所抓人都抓疯了!晚上10点多钟,我们被押送到位于南关岭的大连拘留所(即姚家拘留所,‘姚家’是地名)。拘留所内,抓来了很多学员,看来,又是到了4.25敏感日,大连公安大规模抓捕。我对警察说:“你们简直没有法律了,说抓就抓,说押就押,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是你们。从现在开始,我绝食绝水,来抗议你们的非法绑架行为!”我知道,我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相差太远,这一次,一定要做好,决不配合邪恶的命令。我不穿马夹(拘留所内犯罪嫌疑人的标志),不背监规等等。开始,监室的一位女人很凶,后来,在学员不断地讲真相中,她了解了大法,主动的帮助我们。我后来被灌食,她主动要背我去,并告诉我,“你们派出所的人最坏,看守所这几天给他们挂电话,叫他们来接你,他们就不接,昨天,你所来人了解你的情况,要给你判刑,说你一吃饭,马上就转走。有几个人被放出去几天,又抓回来判刑了。”我告诉她:记住大法好,会有福报的。她说:我出去后,要找炼功人。那几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狱医天天来给我量血压。其实,我早有准备,心想:就是失去身体,我也在证实大法。我把给家属写的遗书揣在兜里,告诉他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我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迫害死的。拘留所的教导员来做工作,劝我吃饭,我就向他讲真相。他气得大叫“我告诉你,你的祸闯大了,你永远别想出去了。”我知道他说了不算,心里对师父说:师父,邪恶迫害我决不承认,坚决铲除。13天后,派出所通知我家人,把我接回家了。我在亲友家休养了几天。不久,派出所警察又开着警车到处找我,几次开车到我女儿单位逼问我的下落,在单位造声势,单位领导找我女儿谈话,要她把我交出来,女儿说,你们实在不行,就开除我吧!

为了不连累别人,我被迫流离失所。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和我一起被绑架的两位同修,从拘留所出来后不久,又被判教养,劫持到沈阳马三家迫害。其中,年龄大的那位学员叫段丽薇,是在深夜12点,被派出所梁坤带人抓走的。另一位叫马雪清,是在工作单位被抓的,这位学员不配合邪恶,是被邪恶抬上警车的。

现在,我被邪恶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没有正常的生活环境,我的亲人为此也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江泽民利用其掌握的宣传工具,欺骗老百姓,挑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恨法轮功,怨恨大法学员,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揭开江泽民集团的欺世谎言,让人们都看清这场迫害的真相,从而真正了解法轮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