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盘锦市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3月7日】我于98年喜得大法。学法炼功前患有胆囊炎、多发性子宫肌瘤、神经衰弱、萎缩性胃炎等多种疾病,严重时已接近胃癌,常恶心呕吐,不能好好吃饭,人消瘦,炼功后,许多病很快就好了,人也胖了。江氏陷害法轮功后,我想向国家说句公道话,于2000年12月进京上访被抓,直到2002年11月29日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被释放。

2000年12月刚到北京,我乘出租车去信访局。路上,司机告诉我,信访局门前全是警察,专抓为法轮功上访的。我不想被抓,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于是改变主意,司机说别白来一趟,到天安门、故宫看看吧 。我想也行。下车刚走不远,就来了几个武警。问我哪的人,来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另一个就说:“别和她废话。炼法轮功的都不骂人,她要骂一句就让她走,不骂就带走。”就这样我因不骂人而被抓。被关押在海淀区拘留所四筒九号。我绝食抗议警察非法抓人,拒绝说姓名地址,因为不想给地方派出所和干警带来麻烦。为此,本监犯人郭美英和其他两名女犯将菜和菜汤泼了我一身、一脸;揪头发打耳光,又剥光我的衣服,用一盆盆冷水将我从头淋到脚。后又强迫我赤裸裸地在水泥地上站了三个小时。刺骨的寒风从头上方的一个圆形通气口吹来,冻得我浑身发抖,胆颤心寒,缩成一团几乎不能站立。提审时,有三个男警察,其中一个打我耳光,用电棍击打头部,脖子被电出了水泡。另两人满口污言秽语不停地侮辱我。

几天后,号长郭美英不让我睡觉,同时还强迫我站着值班一夜,次日早上我苏醒后,她又对我拳打脚踢,耳光如雨点般地打个不停,在场的一位广东的大法弟子说:“不要打了”。郭回手又将她打倒,接着又恶狠狠地举起牙刷戳我的头顶。抡起拖鞋发疯似的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猛击我的头部,直到将我打昏她才住手。我醒来后头又晕又痛,脸部青紫色。双耳聋了十多天。

又过了几天,预审科一个姓沈的警察提审,他让我头朝下撅着,我不服从,他便掐住我的脖子,揪住头发,把我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我头晕眼黑,但仍没说出地址姓名,他看没达到目的,便带我去了女干警值班室,对姓王的女警察(都叫她大王)说:“帮我收拾收拾她。”大王马上叫来托管,命令四筒九号的全体犯人坐板,不许看电视,不许洗澡。这时我才知道,犯人打我全是干警指使的。为了不让犯人因我受到体罚,我说出了地址姓名。

2001年1月,我被押送到盘锦市看守所拘留,4月6日押送到盘锦市教养院。5月20日恶警开始给我强制洗脑,强迫我背雷锋日记。背不下来就不让睡觉,对我进行蹲、跪、马步、双手抱头等各种姿势的体罚。5月29日晚,副大队长刘静上楼大叫:“还不转化,不打死你们,也得扒层皮。”说着便大打出手,狠狠地打我耳光,然后把我带到楼下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个警察:大队长羿秀艳和干警蔡丽、齐霞、王岩,她们逼我写悔过书,我不写,四人就按着我的手写,但没达到目的,于是羿秀艳下令:打。蔡丽用两手打我耳光,打累了才住手。齐霞说:我还没过瘾呢。便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打的我两耳轰鸣,两眼冒金星;齐霞又用狼牙棒打我手和脚,痛得我难以忍受,左手被打得抽搐不止。然后又强行扒掉我的裤子,四人一起向我大腿内侧、后背、腋下等处野兽般残忍地乱掐乱拧,结果这几处的皮肤全被掐破。她们四人又都抄起警棍打我臀部和两腿,毒打一阵后将我拽起来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于是四人更加凶狠、残酷地接着打。就这样,我被无数次的拽起、按倒。当四人打累时,我已不能说话,连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

即使这样,恶警羿秀艳大叫:“上边有令,打死算自杀”。刘静说:还不转化,上楼继续“飞”(一种体罚动作)。她们又把我拖到楼梯口,此时我呼吸困难,已失去了知觉。苏醒后她们又拽起双脚将我拖回暗室,这时,我的手脚、面部、胸口感觉麻木、舌硬,呼吸将要停止,恶警们见我奄奄一息,害怕我死了她们承担法律责任,立即叫来救护车,输氧时我再次昏厥。这样,她们慌张得把我送进医院,次日早晨苏醒过来,我才知道,自己已被经过了一夜的紧张抢救。

后来,蔡丽、王岩将我带回教养院。由于我连续高烧两天,6月1日便去盘锦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臀部淤血过多需要手术排淤血。在不通知我家属的情况下做了手术。臀部两侧放出淤血600毫升左右,住院25天,我家人全然不知。后来,我母亲、姐姐、嫂子来看我时,嫂子说邻居问她:“你家老三被打,你家人知道吗?”嫂子说:“不可能,如果打得那样,教养院不可能不通知家人”。然后问我是真的吗?我没回答,便脱下裤子让嫂子看,看到做手术留下的两条清晰刀口痕迹,嫂子哭了,流着痛心的泪水说:看来外边发的(法轮功真象)传单确实是真的。当时刘静在场气急败坏地说:“就你这样,不打死你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8月7日 ,教养院又对我强制洗脑,把我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门窗都紧关,放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又强制背雷锋日记,并罚站直至双腿肿胀,不能弯曲。后来又强迫坐凳子,腿伸直,小腿肚子下一个凳子, 背不能弯曲,此时正值夏天,臀部出汗,塑料凳子不透气,导致皮肤脱落,可见血丝,钻心地疼。就这样早晨4点钟起床,凌晨2点钟睡觉,每天22小时,40多天的苦力体罚,使我一看书就头痛欲裂。恶警羿秀艳说我与她对抗,于是把我关进了小号,左手离地半尺左右,右手高过头顶,在身后将双手分别反铐在水管上,无法站立也无法坐下,身后是一个水坑,阀门漏水,两脚踩在坑边,往后一点儿就掉到坑里。给我上了这样残酷的刑罚,我两臀酸痛不止,腿肚颤抖抽搐,到第四天晚上,我再次感觉头晕地转、恶心、呕吐不止,她们才将手铐打开。

11月份,迫害折磨继续升级,我被关在楼上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实行“定位管理”。四人三张床,不准相互说话,门窗都用报纸糊住,不透空气,也没阳光,白天门窗紧闭,晚上门上锁,吃住大小便都在屋里,真令人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似的,我在这里又禁闭了50多天。

2002年3月18日,盘锦邪恶干警使尽了招,不管怎么毒打和折磨,都丝毫没有动摇我坚信法轮大法的心,我与吕淑萱、陈桂玉等二十几名同修被遣送到邪恶势力的黑窝—-马三家教养院,在那里,大法弟子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切都是强制的。

到马三家的第一天,把我安排在综合楼,那里的警察指使恶徒给我洗脑,灌输邪悟的东西,派两名“包夹”监督我,还不停地说,不停地讲,目的是使我转化,放弃大法:有人每天负责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并及时上报。如有事,“包夹”找“坐班”,“坐班”找“四防”,“四防”报告队长。“包夹”、“坐班”、“四防”都是由犹大来做,替警察效力的工具,干着助纣为虐的事。无论她们怎么讲,我根本不听,时时刻刻背经文;对我转化无效,恶警便多次换包夹,增加包夹人数。最多达到十几人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反正想方设法让我放弃修炼,我就一直背经文抵制,偶尔听到诽谤师父、大法的语言,心里也很难受,又替她们惋惜,因为她们也曾经是修炼者,是大法的受益者。

12天后,我被送到二大队二分队的寝室,这里是大法弟子集中的地方。我继续被强制洗脑,安排我去一个教室,还有其他坚定的学员及其包夹共20多人,屋里乱哄哄的。一天上午,我继续背经文抵制洗脑,恶徒们看我不听,气坏了,一个四防气急败坏地向我扑来,“啪”推开窗户,恶狠狠地抓住我,连掐带打,当时我想:盘锦教养院的凄惨折磨,我一直是默默地承受着,现在我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应该主动地抵制迫害,坚决不配合邪恶。这样,我与她们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接着上来五、六个恶徒打算强行把我拖到没人的地方——水房。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在这里折磨学员,周围有许多见证人。我坚决不配合,不顺从,她们拽我、拖我、推我的同时,我竭尽全力地挣扎着;当把我拽到铁门时,我死死地拽住铁门并大声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大队长张秀荣和分队长王秋菊闻声而来,把我带到值班室。问我事情经过,我问队长,这里能允许随便打人吗?队长支支吾吾,敷衍了几句:这里不允许打人。又说:“她们是打你吗?不是在帮助你吗!”岂有此理!恶狠狠地连掐带打算是帮助人?没有恶警撑腰,她们敢打人吗?真是执法者在犯法、在践踏法律!

这件事发生后,邪恶者们把我带到一间破烂的小仓库,看样子这屋很少用,找来几名犹大单独给我灌输乱七八糟邪悟的东西。每天上午从早5:00 —— 11:30左右,她们有时对我似乎不错:给我唱歌、哄我、逗我、与我搬脖子讨近乎。我太清楚了,这都是伪善;我一如既往,继续背经文抵制,啥都不配合,有时我也回她们几句:“你们可以折磨我的身体,你们能改变我的心吗?”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周。

一周后,我又被送回二分队的寝室,全室共有二十三、四人,按规定,来到这里都必须干活,强化劳动。我想:我没有触犯法律,不应该劳教,我是被恶警绑架来的,我是冤枉的,所以我坚决不干活。我坐着小凳面对着门口,背着经文呆着。还有两位功友也不干活。一位是“证实”,她是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 ,从北京到马三家一直没说姓名地址,名字就叫“证实”,也受尽了数不清的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她很坚强,也很了不起,后来听说她通过绝食抗议被无罪释放了。另一位是30多岁的朱云。这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站在一起,天天坐着不干活,抗议不公对待。十几天后,“证实”因绝食被调走,又调来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崔亚宁。很快,朱云和崔亚宁相继认识到:以脱掉劳教服的方式来证实大法是冤枉的,自己是无罪的。这又触怒了恶警,派爪牙把她们相继绑起来,两手反绑站着铐在床栏杆上,限制上厕所,限制洗漱,到吃饭时放开,可还是三天没给朱云饭吃。

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功友遭到如此地摧残和折磨,心里象刀扎一样难受,她们那种捍卫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和行为感染着我,对我触动非常大。我于6月24日开始也脱掉劳教服以示抗议。因此也触怒了恶警,从当天开始不准我下楼吃饭,因此我也开始了绝食。我想:修炼“真、善、忍”哪有错呀!做好人没错,却反遭这样的迫害,于是我27日撞墙抗议迫害。当时在场者有:坚定者石秀珍和室长曲树芳。室长立即报告队长,恶警张秀荣赶来,她狠狠地抽打我耳光,另一恶警项队长使劲用脚踢我,当我很吃力地站起来再次撞头反抗时她们才住手,喊恶徒们把我又拖到另外楼的一楼单独房间,继续使新招折磨我。

从6月28日晚开始,强制给我灌食,29日开始鼻饲,灌得都是喂鸡用的玉米糊,用的工具有钢勺和木棍。钢勺是用撬开牙齿的,木棍是在撬开牙齿后立即插入绝食者的嗓子眼处。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酷刑,非常难受。每次灌食时,多数由恶警张秀荣和王秋菊指挥,五、六名叛徒行动。从嘴灌食共有四次,我拼命地抵抗哪次也没灌进去。有一次王秋菊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其他五、六名犹大们蜂拥而上按着我用钢勺撬牙齿,准备插进木棍,我竭尽全力死死地咬住舌头,坚决不配合她们迫害我,结果把舌头都咬破了我也没张口,当时憋得我头昏迷、脑胀胀的,心里难受的滋味无以言表。直到舌头流血,邪恶也没灌进去、没得逞。王气坏了, 不罢休,再次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吩咐爪牙们再下黑手,当舌头的血与玉米糊混在一起时,实在没撬开,恶警更加生气,眼睛瞪得很大,气呼呼地走了。恶警还说:“这钢勺太软了,得找个硬的!”多残忍呀,简直没有了人性。还有一次,灌食时防止我抵抗;邪恶将我手铐上又加几道绳子绑住手,两脚用几道绳子绑在一起固定在床上不能弯曲;胸部又加几道绳子固定在床上。就这样,我浑身被五花大绑,一点儿都动弹不了,连绑几天,才允许我上厕所,每天鼻饲灌三次,大概有一个多月。

灌食期间,王秋菊等几个叛徒拿着劳教服强制我穿,我仍拒绝。她们如强盗般地再次行恶,强行按住我,打开一支手铐,套上一只衣袖,再打开另一支手铐再套上另一只衣袖,这样强制我穿上了劳教服。尽管这样,我也坚决不配合、不顺从,我就用牙极力地咬着,被铐着的手极力地挪着,将近用一天的时间才艰难地把强行套在我身上的劳教服扯坏了,就这样,她们强行给我套上,我就扯坏,共扯坏了三件劳教服,有很长时间,邪恶们没再给我强行套劳教服。

邪恶之徒不甘心,再次强迫我穿劳教服,我还拒绝。她们又使一招,每天早晨鼻饲灌食,中午、晚上由几个犹大们拖着去食堂,其实,我一直在绝食,这样做就是想办法折磨我。一次王秋菊又把我叫到值班室并对我说:“我告诉你,让你死不了,活不起,活受罪,就折磨你。”新一轮迫害又开始了。她指使恶徒们剥光我的衣服,王还大声叫着:“胸罩也别留下。”她们只给我留一条短裤,强行把劳教服又套在我身上,当我回到寝室时,我所有的衣服都被搜走了,只剩一卷卫生纸。恶警还说:“如果她再脱劳教服,就给她录相,看看吧,炼法轮功都成了精神病了,不知羞丑。”还有,每天上、下楼去食堂恶徒们头高脚低地拖着我,有时,裤子都快拽掉了,臀部、腿部常常被楼梯咯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感到莫大的侮辱,无处申冤,无处告状。

还记得9月份教养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坚定者拒绝参加。恶警们便指使爪牙们一个一个地抬到会场。我和石秀珍就是被这样强行抬去的。当公布大法弟子李冬青、李黎明、宋彩虹因拒绝转化改判大刑被押送大北监狱的恶令时,李冬青带头大声高喊口号抗议:“我没违法,没犯罪!”“我要人权,要信仰自由!”我和石秀珍等大法弟子也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震耳欲聋的声音此起彼伏,响彻会场,震慑邪恶,恶警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只能指使爪牙们将我们一个个抬走,正法场面精彩感人。会后喊口号的学员们大都被加了期,时间长短不等。可能因为我多次抗议,她们也干没招吧,没给我加期和体罚等。

在姐姐来探视我那段时间,见我很瘦,便问王秋菊一天几次灌食,她说一天三次,其实一天一次。身为执法者竟信口雌黄,欺骗家人。

9月23日,又改为每日三次灌食,因我总是恶心、呕吐、胃胀,鼻子出血勉强进行两次,直到2002年11月29日,我绝食达5个月零5天,身体极度虚弱,体重减到60斤左右,全身只剩下6克血色素,马三家教养院害怕承担迫害我致死的责任,立即通知我的家人赶快接回去,这样我才获得了自由。

绝食期间,教养院用于迫害我所需费用达一万多元人民币,其中3000元是威胁家人所要的现金,如家人没带钱就不让接见,其余的是借据。这些费用基本用于给我灌食和输液。

我回顾自己所走过的正法之路,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凭借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才闯了过来。师父的慈悲无时不现!

在这里,我正告那些恶徒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快快放下手中的刑具吧!否则,天理昭昭,报应无穷。快快醒来吧,悔过自新,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