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水利部长江委设计院工程师方隆超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叫方隆超,今年43岁,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设计院规划处防洪室工程师。我因为修炼法轮功,现已被江氏一伙迫害得家破人亡。

得大法后疾病痊愈 破碎家庭团圆和睦

我天生对气功、修炼感兴趣,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前,我一年总要花费单位几百、千把块的医药费,修炼大法不久后,慢性眼结膜炎、中耳炎、颈椎炎、膝盖处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病等医院治不好的慢性病都好了。大学二年级眼睛开始近视,之后一年平均增加四、五十度,至93年达600度,93年10月炼功后近视不再加深。修炼大法后我没再花单位或个人一分钱的医药费(设计院规划处有账目可查)。

法轮大法教导修炼人待人处事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以修炼心性为本,做事先考虑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方方面面都要做一个好人,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学大法后,我在身、心、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明白了许许多多一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的真正价值、意义是什么?……我修炼大法后内心充实、宁静祥和。大家公认我是好人,认为我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其实,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后,一种必然结果。

我1986年底结婚,妻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勤劳朴实、作风正派,也是设计院的同事。结婚不久后,我鬼迷心窍,嫌弃她,借口性格不合,非要跟她离婚。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闹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1987年底妻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依然是一意孤行,非要离婚,也闹得她家人不得安宁。妻最后对我死心,终于离了婚。

修炼大法后,我才清楚的看到自己过去是怎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大法改变了我,1996年底我主动与妻子重归于好,一个因我的恶念私心而离异的家庭,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重新团圆和睦。

后来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范家台监狱,那里的教育科长张海斌说起一件我已忘记的事,也证明了我是在实践“真、善、忍”,做好人:监狱为了了解我的为人,派副政委刘××、教育科长张海斌到我单位去调查,开了一个座谈会。一个同事在座谈会上讲了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号召捐款,当时我正好手上没钱,就找同事借,她问我借多少?“几千、一万都行,越多越好!”她又问干什么用?“捐款。”“你神经了?不借。”后来我好说歹说,同事借我500元,没想到因为长江委一把手也是捐了这么多,因此表扬的红头文件有我名字,那几天广播也有我名字。长江科学院退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唐璧秀也捐款500元。

我还知道了一个情况,设计院规划处现在只進研究生,不要本科生了,也就是说单位是越来越香了。有同事说我现在是一年损失十万元。有科室领导告诉我,他们已向处领导反映:我业务能力好,现在科室人手不够,希望能让我回去工作。后听另一个同事说:处领导向长江委、设计院打报告,可是上面说我没“转化”(也就是没有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所以不同意。同事们觉得: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我们还能坚持信仰,真的了不起!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了有些基层领导比较善良、有同情心、愿意在我处于逆境时帮助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基层领导对我了解、知道我的为人;再一方面也说明了我过去对工作是胜任的、是尽职尽责的。

说真话引来的叫嚣:“这样的人不打击留着干什么?”

法轮功于人于己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没有任何广告宣传,靠着修炼的人人传人,心传心,短短七年已有一亿人修炼。

可是原国家主席江××由于心胸狭窄,妒嫉成性,一意孤行,悍然镇压,迫害一亿信仰“真善忍”的好人。1999年7月20日凌晨全国统一大逮捕,武汉有许多辅导员、老学员被抓了。7月21日下午,许多功友自发地到省政府上访,请求放人。因为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镇压,在炼功群众看来,大家都是在做好人,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抓捕,莫明其妙,今天抓他,明天说不定就抓到自己头上了。下班后我也去了省政府上访,结果当局毫无诚意,出动大批武警部队武力驱散上访群众,还扣留了我们好几个小时,登记姓名、住址、单位,然后才让我们离开。我决定到它的上级:国务院去上访。

当晚11点多乘火车去北京,但警察接管了信访局,大客车就堵在信访局大门外,只要是法轮功学员上访就往大客车里抓。执法者肆意践踏国家宪法、上访政策,这样的举动明摆着是根本就不让上访!下午三点,媒体宣布了“取缔”决定。我打电话问朋友,朋友说武汉形势严峻。我想,反正我人已到了北京,所以就在北京滞留了下来。

我在北京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更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8月10日武汉公安局4处,及长江委保卫处将我从北京非法绑架回武汉,又将我非法拘禁,均没有办任何手续。公安人员在执法犯法!他们强制我写十.一前不去北京的保证,而后没办任何手续又抄了我的家,抄走了许多书、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炼功服、坐垫等,没开收据。几个月后在办我案时,我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强盗行径,他们才在档案里补了有关手续。

上班后,单位领导不让我正常做业务,要我看那些完全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材料。我心灰意冷,又无可奈何。我不怪任何人,江××不层层贯彻下来,谁又会来找我这一心要做好人的人的麻烦呢?4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我又去了北京上访。9月10日,没有任何合法、正当理由,我又被强制遣返回武汉,回到武汉继续被非法拘押。

9月16日开始,他们对我“监视居住”,把我弄到了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旁的一个房子里,每天不准出房门一步。市公安局4处的一个警察,还有单位雇了两名保安,和我同吃同住。一处的人问案,不准我打坐、炼功;因为我炼功多次折磨我,晚上给我戴上手铐睡觉。警察问我为什么要坚持炼法轮功?我答:为了做好人及锻炼身体,简单地说就是要修“真、善、忍”。如果人人都自觉地这样做,警察都可以取消。警察说,政府都已经取缔了。我说:政府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主席三天不就打倒了,当时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铁证如山!后来给平反时,说那都是无中生有、捏造的;各次政治运动后来不都平反了?这个政府在许许多多事情上一直在撒谎、造假!警察无话可答,于是威胁我:再坚持就送你去隔壁(看守所坐牢)。就这样,我没有犯任何法,也没有做任何坏事,却被执法部门非法关押。

许多警察一再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对我说:这年头做好人有什么好处?做好人吃亏。还说,只要我听他们的,一切包在他们身上,什么工作、福利、待遇……丝毫不受影响。我严肃拒绝了他们。

导致我坐牢的一个直接因素是我写的一篇篇认识。当时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宣传铺天盖地而来,报纸或电视每出笼一个案例,就要我写一篇认识,有办案人员说:“方隆超,你这么写是把自己往牢里送哟。”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不能说假话。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功确实是好。如果不好,打死我也不会说好。”

办案人员告诉我:(公安)局领导看了我的认识后,大为震怒:这样的人不打击留了干什么?很快,就在1999年11月18日我被拘捕,2000年2月22日被判三年徒刑。我不服判决,之后上诉被驳回。2000年7月21日被送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

范家台砖窑里的折磨

一般的服刑人员要先分配到沙洋监管理局入监大队几个星期,然后再具体分配到哪一个监狱。而我则不然,是被一辆面包车直接押送到范家台监狱的,前排坐的是沙洋监狱管理局的一个干部,二排坐的是狱政科长陈琳,三排是两个小狱警,最后一排是武汉大法弟子倪国滨、我,还有一个曾卖过法轮功书籍的书商朱家生(非修炼人)。三人手靠手连铐在一起。在我们去之前,有一个叫熊文德的应城学员已在此被非法关押。

7月底,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处长马××窜到范家台找我和倪国滨谈话,此人表面态度和蔼,没有对我说一句重话,哪知他却对监狱领导大发雷霆,认为我们坚定修炼,(监狱管教)对我们太松了,要紧螺丝。这是一个包夹人员后来告诉我的。马××一走,形势立变,监狱管教对我们态度都不一样了,入监课程也明显加快。这说明开头几天,上面没有跟监狱施压,显然,对我们的迫害是从上面贯彻下来的。

8月19日晚入监队空气凝重,监狱一把手潘建生、副政委刘××、狱政科长陈琳、教育科长张海滨、副科长熊祖勇(13972881619)、以及入监队长李X(名字已忘)、教导员杜××等人,在这里开我和倪国滨的会,当场拍板:我分配到最苦的8中队(出窑队),倪国滨被分到最累的5中队(制坯队)划砖坯。不到一个月就把我们匆忙弄下队,这是罕见的。而一般服刑人员要先到入监队集训至少三个月,主要有二个作用:一个是熟悉监狱环境,适应监狱生活;再一个是休养身体,好适应监狱繁重的苦力活,入监队的伙食要比中队的好。因为一般的服刑人员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可能受到较大的折磨、吃不饱。

监狱派三个犯人不干活专职包夹我,劳改活是很苦的,包夹人可以不用受此苦,但是有交换条件,他们要施出手段,使我尽快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即“转化”。包夹人就是狱警耳目、手脚的延伸,并且还要特意找最邪恶的人来做包夹,因为邪恶的人对我这样的好人下得了手,好充当狱警的整人工具。当时的狱证科长陈琳就专门找了一个叫魏立峰的武汉人做包夹,此人在牢里滚过4版,心狠手辣,自称在牢里呆久了已心理变态,以整人为乐,对我实施24小时监控,包括上厕所。我质问教育科副科长熊祖勇,为什么对我这样?他答:这是江书记的命令,对法轮功学员都必须这样。

下队后每日白天做苦工,晚上有狱警轮流找我谈话到深夜,有时到11点、12点,有时到1点、2点,不等。不同的谈话者、不同的状态,时间不等,最初负责管我的狱警张至军(音,8中队管教队长)就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没办法,你不转化,我只好跟着你熬。”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教育科长张海滨及入监队长李X一起来找我,俩人轮班睡觉,通宵达旦找我谈话。软磨硬泡,非要我写什么不炼功保证。他们的说词是政府都取缔了,当然不能炼了,炼功做好人嘛,应该服从政府。这种谬论迷惑了许多人。我说,“好坏是不能由政府来定的,否则你这个政府说邪,别的政府说正,那不乱了套吗?‘真善忍’是衡量好坏、正邪的唯一标准。这是宇宙真理。政府也是被人操控的,人就有好人和坏人,即便好人也有可能动不好的念头。要想真正做一个好人,就必须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而不是服从哪个人或者是哪个政府。”

两人退而求其次,要我写在监狱内不炼功的保证,说这是监狱的规章制度。我要他们拿出来给我看也拿不出来。我说:我不是犯人,我只是坚持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你们却把我弄来坐牢。江××简直是发疯了,他当主席的还怕好人多?!被江氏劫持下的这个政府在践踏自己庄严的宪法,是有关人员在执法犯法!

一般服刑人员下队后,由来的时间长的犯人(俗称老犯子)带一段时间,传授技术,而我不是。三个人包夹我,要我分级(就是码放刚出窑的灼热的砖),灰尘很大,我600度近视,不戴眼镜看不清,戴眼镜吧,汗气一会儿就到镜片上跟灰尘搅在起,更看不清。分级是砖瓦厂最磨人、最脏的活。三个包夹我的人是汪军民、魏立峰、还有一个黄冈小伙子,汪也是新来的,自己都不会分级,另外两个也不教。旁边分级的8中队的人有热情者,看我实在不得要领,就过来教我,结果被包夹人员骂回。狱警交待包夹:不得让我跟其它犯人交往。因为我眼睛不好使、技术不熟练,致使别人都收工走尽了,还要我在那里分级,并且要我自己到窑里去出窑装车、然后再拖窑砖出来到分级处接着干。只要我手稍一慢,包夹人员就是侮辱、骂、打。我的处境比之于“文革”时的五类份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我带着一身灰尘、泥土,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回去后,别人早就吃完了饭、洗好澡,在乘凉、休闲了。收工后别人都可以自由活动、休息、娱乐;而我不能,总要搞出点事来磨我,或者是写思想汇报、看材料,或者是谈话,或者是找其他犯人来围攻我,反正就是不能让我休息,不能让我脑子闲着,要熬到深夜才能让睡,第二天又照常出工。总之,这些手段就是要逼我放弃修炼,放弃做好人。有一次,陈琳来找我谈话,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范家台监狱,原名沙洋新生砖瓦厂,是湖北最早的砖瓦厂之一,其规模在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天温度很高,可达七、八十度,刚出窑的砖可以点燃香烟,这我亲眼见过,所以要用大功率鼓风机向窑内鼓冷风。分级的人每天可能要干十几个钟点,又脏、又苦、又累,可能是从天没亮又干到天黑;而出窑人员则是三班倒,干的快的一天总共才干四、五个钟点就完事了,约半个点或一个钟点(出一排窑砖)换一次班。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风、雨、雪,分级从不间断,特别是遇到刮逆风天气,沙子常常吹到眼里,十分难受;冬天外面很冷,而窑内则温暖如初夏。所以年青、体力好,能耐高温的人反而喜欢干“出窑”工种,干事也痛快、玩也痛快,但出窑必须有一个培训熟练过程,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要技术好、手快、非常快的速度,把炽热的砖快速装上窑车,如果下一个拖窑砖的人还没回来,那么就可以到鼓风机口上去,吹冷风、歇口气、恢复体力,这是良性循环;否则人很快就会体力不支。再一个是人耐高温得有一个适应过程,一般是从冬天开始干起,随着冬去、春来、夏至,气温逐渐升高,人也慢慢的自然适应。新手夏天就出窑,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弄不好要出人命的。2001年夏,恶人为了整一个新来的人,把他拖到窑内出窑,加上殴打,三天就被折磨死了。

2000年8月底、9月初,气温反常的高,胜似盛夏。恶警折磨我的一个办法,就是动不动就要我去出窑。除了上述两方面外,我还有一个不利因素:600度近视,窑内灰尘大、能见度低、温高出汗多,戴不戴眼镜都看不清。我确实胜任不了,一次于手忙脚乱中,铁窑车砸在我脚背上,受了重伤。可是恶警不让我休息,照干不误,我因为受伤,干活速度更慢。因而魏立峰等人对我的打、骂、侮辱也更甚。后来我就干脆不干了。“不干?不干就在里面烤!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办法。”他们把我放到鼓风机吹不到的地方去烤。看烤的要死不活的样子了,把我拖出窑来问:写不写保证书?我摇头,就再被烤!

一天,原8中队长陈兵发了狠,“方隆超还没写(保证)?以前烤的时间短了。”大家都收工了,他又命令几个五大三粗的犯人把我拖進窑里烤。恶警的目地就是要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放弃做好人。不管是省局教育处长马某、监狱一把手潘建生,还是狱政科长陈琳、教育科长张海滨、副科长熊祖勇、中队长陈兵等人,他们都与我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为什么要下恶手整我呢?是被江××劫持的这个政府的邪恶镇压层层贯彻下来的结果。

祸不单行。后来在分级时,我的左脚掌又受了伤,开始时并不严重,因为分级是一个砖墩码放好后,再起下一个砖墩,一个砖墩一般是码放15层、有时码放20层砖,码放到约10层以上高处时(身高不同略有差异)要把左脚踩在刚码好的窑砖上搭踏脚,右脚则踩在铁窑车上或者是窑车的砖上。刚出窑的砖温度还很高,受伤的左脚掌踩在炽热的砖上,越来越疼痛难忍,我向包夹及狱警反映,他们置之不理,充耳不闻。致使我的脚伤越来越严重,走路都非常困难了,可是恶警们还是要我继续做苦力。

后来,我的左脚掌烂了一个大洞,他们还是要我出苦力,并且从各方面折磨我;再后来,我的左脚伤越来越严重,痛的整晚整晚彻夜难眠,值晚班的包夹就是见证。再后来,包夹都抗不住了,反映给基层狱警,然后层层反映才让我住院,而一般犯人受伤住院则是轻而易举之事,治疗半个多月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我左脚掌处还残留下一个大硬茧。要是普通犯人能适当休息,决不致如此。因为在当时,恶警们就是要整我,为的是逼迫我放弃信仰。如果我身上没伤,恶警们都恨不得打点伤出来,好逼我屈服。我这是工伤,他们当然就更不愿让我轻易舒服了。

有多名犯人告诉我:方隆超,你这不算什么,熊文德(应城法轮功学员)那才叫被整得厉害,从来没出过窑的人,一下子要他连出五个门(一门五排窑),最后都趴在地上。

熊文德是比较年轻,修大法的人,体质又远超于常人。可是一下子要他连出五个门,就是老犯人都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把大法学员往死里整。我调查清楚了:对大法学员熊文德的这种迫害是狱政科长陈琳亲自指挥的。后来我有机会碰见熊文德,我问他:“为什么要连出五个门?要是我,就是不出!宁死不屈。”他说:“不出,他们就要打死我。几个人拿了砖头抵住我身上砸。”

恶警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肉体双重折磨。精神折磨除了不让睡睡觉外,还有经常强制看、听造谣、诽谤法轮功的电视、书面材料。狱警还把师父的像偷放在我床上垫被下,把师父的像复印放大,放在门口,几个人架住我、按住我去踩,我当然誓死不从(明慧网曾有报道),还在中队监号大门口写上污辱师父的字,让人踩。尽搞这些下三槛的小丑勾当。这些事情稍有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事,作为主持公道的警察怎么可以这样干?可是现在许多人已经极端的自私、麻木了,只要不伤害到自己、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肯干。什么正义、良知、道德,统统可以不要了。

我不知道,那段时日自己是怎么煎熬过来的,度日如年,真的是好艰苦。由于他们把我与其他人隔离,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不敢、不能、也不允许跟我接触,我的双耳灌的都是“我不对,我不好,我顽固不化,×教徒,我拖累了他们受罪,打死我,整死我……”还有侮辱、谩骂以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的拳打脚踢,等等。神经处于极度紧张之中,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迫害;还要被强制观看精心炮制的诽谤、诬陷法轮功的电视、报纸、书籍,对我制造更大的精神痛苦。我所受到的这一切苦难,并非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不好事,恰恰相反,是因为我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

2001年夏的一天,我正在上砖(就是把成品砖装到买主车上),突然8中队的犯人很激动的传颂一件事:廖元华(武穴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一个武汉犯人告诉我:他们把廖元华铐在一辆铁窑车上,拖到窑里去烤时,廖元华的鞋被拖掉,双脚的整个脚底象千张皮一样脱下来,殿部铐在车上臀部皮肤已深度损坏。折磨成这样了,廖元华依旧坚贞不屈,直到晕倒在窑里!廖元华当即被送医院抢救。

在监狱医院里,一个小伙子比较诚实善良,是个事务犯(就是代替警察管犯人的),我俩一见如故。他告诉我:包夹廖元华的周雄等人心狠手毒,变着法子折磨廖元华,比如近100天连续罚站、不让睡觉;大冬天,在他站的地方让他脱掉鞋,还要泼上一盆冷水。有时,包夹轮流值班人员自己在班上睡了时,廖元华才能站着睡一会儿。包夹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换,有那心肠好一些的就让廖元华睡上一、两个小钟点,但这样的人呆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换走;恶人把尿灌到廖元华的口里;一般的打、骂、侮辱那就是家常便饭了。对廖元华还有更残酷的迫害,但小伙子有顾虑,欲言又止,因为那环境太邪恶了。我鼓励他讲出来,告诉他讲出来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他正要讲,包夹人员回来了,因为有几个人包夹我,他只能趁包夹不在时,才能跟我讲这些。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环境,让他讲出廖元华更多的受迫害的情况。包夹人员有所觉察,对他提出了警告。他还告诉我:那样整廖元华是入监队的教导员杜××(名字已忘,就是一开始负责倪国滨的哪个,人称“笑面虎”)幕后指使的。杜××隔几天就到一趟医院,听取汇报,具体研究指使怎样折磨廖元华,以迫使廖元华尽快放弃信仰。杜××从不与廖元华打照面。杜××看到我,一般都笑眯眯的主动与我打招呼,杜××的家当时就在医院宿舍。小伙子讲的情况我从其它途径得到了证实。

监狱里的反迫害之路

2001年7月19日晚,他们把分散在各中队的法轮功学员弄到教育科集中,集体看栽赃法轮功的焦点谎谈。我一看造假太明显了,漏洞百出。应该揭露谎言,讲述真相。节目刚一播完,我冲到台前,拔掉电视机电源插头,大声说:这全是假的,是栽赃法轮功的。“转化”是错的。应该反迫害,发正念铲除邪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下子,似乎把现场几十人(近二十位学员、还有跟班的包夹、以及十来个狱警)给镇住了。几秒钟后,冲过来几个人制止我,很快把我拖离现场,弄到严管队,锁在铁椅子上。

几个狱警围着揍我,用电棍电我,其中一个恶狠狠的说:“叫你喊,喊呀!怎么不喊了?”我正言道:“不是我怕你打不喊了,而是现在没有必要了。你把我放到大庭广众面前,你看我喊不喊?”他气得要命,又电我。我当时根本没动心,不怕电。电棍啪啪地响,打在我身上也不痛,只是麻。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了神奇。因为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有法在心、有功在身。只要我自己坦然面对,心不动。恶人就伤不了我。另一人说:不电了,再电冒电出事了。这样,关了我一天小号后放我出来了。后来狱警指责我破坏学习。我说,“我没有,电视放完后张科长宣布退场时我才发表议论的,倒是你们封我的口不让我讲话。”从此以后,恶警们再没搞气势嚣张的大规模学习、看电视。说是怕象我这样的人捣乱会场。

2001年8月10日我跟省委某领导写信,反映迫害事实以及表明我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态度,结果她批示了。她的批示不是一下子到监狱,而是司法厅、省监狱局、沙洋监狱局等层层转批的。这一下捅了马蜂窝,8月25日晚,狱证科新科长吴××(名字已忘)、刑侦科长蔡汉江来找我调查,蔡反复问我信是怎么发出去的?还给哪些人发了?因为三个人包夹我,对我防范周密。我说:“大法修炼者是更好的人,对方方面面都要负责任,人家帮了我,我反而出卖人,杀了我的头,我都不会干!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不愿意说。你想怎么办,随便。”蔡拿出一大摞信问是不是我写的?其实各级领导我都写了信,只是那个叫刘小生的武汉人出卖了我,让他帮发的信最多,通通没发,等到一出事,他把请他发的信统统交给了蔡科长。蔡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谁帮你发的,只要你证实一下,你就没事了,否则关号子。一共关了我两个月差六天的小号后,之后把我分到了煤场中队。

此次发信事件,可能是省领导批示了,除了关我小号以外,对我再没有什么直接的迫害。可是却借整理监管秩序之名,在全监狱内采取严厉措施:進出监号大门,人人被严厉搜身,搞得全监狱的犯人和有关基层狱警都怨恨我,因为大家都在传说就是因为我发了信,而对我進行报复才这样做的;大规模抄监,把全监犯人平时正常写信的笔、纸、信封、邮票都抄走了;并且许多中队犯人平时看的书、报纸、杂志都抄走了,甚至一些中队只要是能写字的纸统统抄走!特别是8中队牵连最大,進出中队宿舍大门还要再搜一次身,有两个人因为我关了小号,还有两人取消了减刑,减刑对犯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一段时间真是搞得人人紧张、怨恨我。

2001年11月24日,监狱组织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展览,我对带班的周队长讲:我不看行不行?他明确回答:“不行!”并临时把包夹换成身强力壮的犯人。讲解员讲完序言,我一听完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恶毒的人身攻击。我大声说:“这都是假的、骗人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包夹人员赶快把我拖离现场,戴上手铐。我心情很沉重:骗人、毒害人心灵的东西在这里展览,使人精神上受毒害。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教人做更好的人。对法轮大法的诽谤宣传,等于是在往人的大脑里灌输极厉害的精神毒素,把人往深渊里推,毁灭人。

我是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人。修真,应该说真话,维护真理,揭露谎言,告诉人法轮大法真相;修善,也应该告诉人法轮功真相,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认同“真善忍”,拥有美好未来。我应该制止欺骗人的展览,同时告诉广大服刑人员真相。可是三个人包夹我,我没有言论、行动自由。怎么办?

中午,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骗人的展览。头天晚上武汉大法弟子张爱民先看了展览,已经开始用绝食的办法抗议毒害人的展览,他被关了号子。我倒是希望关小号,让张爱民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可是没有关我。

我住的地方是两层楼:楼下是入监队;楼上是煤场中队、三个监舍,伙房中队、五个监舍,入监队一个监舍。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喊口号。每天早、中、晚开饭人集中,又是休闲时间。只要有机会我就大声:“方隆超绝食绝水第X天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最好最正的。对法轮功的一切宣传都是假的、栽赃陷害、造谣诬蔑的。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法轮大法好!”包夹及值班人员很快就会过来打我,不让我喊。他们制止得早我就喊不全;制止得晚,我就多喊几遍,使众人加深印象。

煤场中队长赵燕武(四十多岁)指责我扰乱监管秩序。我答:“我只是大声说了几句真话、实话,一没有影响大家休息,二没有影响大家工作。监规第X条(现已忘了是第几条)规定服刑人员必须得说真话、实话。我这是在模范执行监规,应该表扬。”“有话好好说,喊什么口号!”“只要你听,我跟你讲一讲法轮功真相。”“我不听法轮功,你写的东西我看了。”

原来,我刚到煤场中队时,赵燕武为了了解我,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我趁机写了一个对法轮功的长篇认识、理解、体会。只写了一半被他收走,不让我再写。他说:“你这哪是思想汇报?是在宣传法轮大法好。”“没办法,我不能说假话。法轮功确实是好,如果不好,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好。”当时他无话可说。我進一步说:“大声喊是为了听的人多。不让大声喊也可以。撤消包夹,让我象正常服刑人员一样生活、交往。”赵脱口而出:“那怎么行?”我俩都明白,谁也暂时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因为这是江××下了红头文件规定的。

张海滨等人一再找我谈话,要我停止绝食绝水喊口号,我说:停止绝食可以,首先最主要的是把诽谤法轮功的骗人展览撤消,其次允许我正常申诉,再次允许我正常接见。张海滨骗我说,(展览)已经取消了。我说:“你们看我善良好欺负,一再骗我,我要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开始两天张海滨不敢带我去看。其实一直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有些犯人也是有良知的。

26日晚上张海滨再一次来找我,并且带我到教育科三楼展厅看了,诽谤法轮大法的骗人展览真的撤消了!我说“好,最主要目地达到了,我可以停止绝水。”

狱警最怕我喊口号,张海滨说“展览已经撤消了,不能再喊口号了。”我说“诽谤法轮功的展览虽然取消了,但人们心目中的流毒还没有消除,要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还得继续喊口号。”“那要喊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出狱!只要我有机会就喊。”

然后我就把喊的口号变动一下,去掉“绝水”两个字,变为“方隆超绝食第X天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最好最正的。对法轮功的一切宣传都是假的、栽赃陷害、造谣诬蔑的。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法轮大法好!”

就这样我每天定时广播喊法轮功真相,最后它们终于下了杀手。

面对生死 坦坦荡荡

我每天定时广播喊法轮功真相,狱政科、教育科的恶警恼羞成怒,搞借刀杀人之计,株连楼上所有犯人,要其他犯人搞学习。犯人最怕搞学习,一天做苦力非常辛苦,收工后自然想休息、娱乐,不愿身、心都搞得很疲惫,并且一般犯人文化都比较低,最讨厌学习。所谓搞学习就是精神折磨,要犯人学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现在许多人正邪不分,是非不明,自私,没有正义感。狱警说因为我喊口号,要大家搞学习。因此许多人怨恨我。它们安排犯人来“修理”我,说是开“批斗会”。楼上共九个监舍,狱警计划从28日晚开始,一个晚上一个监舍,利用犯人毒打我“走过场”。

可能一般人不知道“走过场”是什么意思,过去犯人中走过场很普遍。每个监号都有个牢头,走过场就是在牢头的带领下,对新来者用暴力给他一个下马威。有几套组合拳脚,什么前七后八,穿心拳……名堂可多了。许多人当场被打得吐血,或晕过去,过去有许多在押人员因“走过场”而被打死。

一般的犯人过去最怕换号房,因为要重新“走过场”,而恶警们安排我连续走九个监舍的“过场”,而且在它们暗地怂恿下犯人绝不会手软,其实它们清清楚楚知道,走过这九个监舍后,我是什么结果:不死也残。

它们要我两脚并拢、低头站在那里,全监号的人对我拳打、脚踢、口骂,至于打的程度要看那个人心境及心情,有的人把他所有遇到的不顺利都乘机发泄到我身上,许多犯人被关押久了,心理变态,平时狱警看管很严,都是互相经常打架斗殴。当时正在搞什么“整顿监管秩序”,严禁打架,许多犯人因打架而关小号。有人手早就痒痒了,这一下有打人机会了,并且是狱警鼓励、指使的,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有人狠毒地打我。也有的人则心存善良,看到我这样好的人受折磨,实在不忍下手,因此,敷衍了事。

我当然不屈从:不低头、不并脚,被打倒了立即像是安了弹簧一样站起来。拳头打在我身上也不怎么痛,我知道师父在时刻保护真修弟子。我知道许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我想:你可以打死我,但是面对死亡我要堂堂正正。对打我的人,我真的做到了无怨无恨、不记不报。我现在努力回顾当时的情况,毒打我的情节历历在目,但就是记不起行凶者名字了。

到了30日晚上,有个好心的事务犯说;“这三个号子,因为大家都认识,所以有的人不好下狠手,我也帮你打了招呼,还把你打成这样了,后面六个监号,那打起来就会毫不留情了,你再坚持下去,准备死吧!”

我知道此言不虚。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我坚持当众大声揭露邪恶的欺骗宣传,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象打蛇打中了七寸,那蛇必然拼命反扑。许多狱警也多次跟我讲过:我们有死亡指标,打死你一个方隆超,就象踩死一只小蚂蚁,了不起花几十元买一个骨灰盒就是了。

唐僧说过“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此三全者,善莫大焉!”古之修炼人为了求得正法修炼,吃尽千辛万苦,可以舍弃一切,早期许多基督徒为了不放弃修炼,被当时的执政者投進狮子口、斗牛场,被绑上柴草浇上油点蜡烛照亮皇帝的游园会。古之常人为了履行一句诺言而付出生命的不在少数。在这宇宙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国外天文学家已经看到了庞大宇宙天体许许多多比地球大数万倍的巨大星体的爆炸、重组的过程,既可怕、又惊心动动魄),我已经学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在修炼“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我无比幸运、幸福、自在、自豪!古人云:“朝闻道,夕可死。”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修炼大法后,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知道了珍重生命、珍惜生命,知道了人身珍贵难得。只有人身才能得正法修炼,做人的真正目地是修炼、返本归真,返回到人先天的纯真、善良、容忍的本性上去,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一个自私自我、为私为我的人活在世上,毫无价值意义,相反一个人为了坚持真理、坚持信仰,为了他人的幸福美好而死,死得其所。我不会退缩,我作好了被打死的心理准备。

哪晓得柳暗花明又一村。12月1日监狱一把手潘建生带领医院院长王××、副院长施以堂,来到了煤场中队看我的情况,潘建生劝我吃饭,说:“展览已撤消了好几天了,同意你申诉、同意你正常接见。”我说,“我因为多次受骗,已不再轻信。” 潘建生说,“我是监狱一把手,你还不信任我?”然后吩咐端来一碗肉丝面,我不为所动。潘建生下令把我弄到了监狱医院。医院在范家台监狱高墙电网之外,独成系统。到医院稍后,沙洋监狱管理局教育处长尹××(名字已忘),找我谈话要我停止绝食,他们都亲口答应让我依法申诉、正常接见。12月4日家人来接见后停止绝食,在范家台监狱的第一次绝食正好持续十天。

坚持不懈的抗争 我将申述状堂堂正正的送出监狱

在医院里我要写申诉,医院的人推脱说我们只管住院,马上就回中队了,再写不迟。我后悔绝食时没有把此事落实好,对监狱的骗人把戏还是认识不清。住院十天后,我回到了煤场中队,我找狱警要纸和笔写申诉书,狱警要找中队长,找赵燕武。赵燕武找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我说:你作不了主我不怪你,请你跟张海滨科长反映,我要见他。因为当初我绝食时,沙洋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处长尹××、监狱一把手潘建生、教育科长张海滨等这些关键人物亲口答应让我申诉的。申诉是服刑人员的最基本权利之一。我有比天还要大的冤情,为什么不让我申诉?可是我要找尹、潘、张等人谈何容易,没办法,我只好要再一次绝食,老赵就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耐心等待。

出工和收工的路上,只要有机会,我就喊口号,告诉其他中队犯人法轮功真相。每次必然遭到包夹或值班犯人的殴打、辱骂。一天收工回来的路上我继续喊口号,被教育科一狱警(名字已忘)带到教育科,随后张海滨、熊祖勇都来了,打电话让赵燕武来领人。赵燕武非常生气,似乎我使他失面子了,把我送到了小号。赵燕武派汉川人宫怀平看管我,宫怀平在外面是混混,脾气暴躁,喜欢打架。他非常怨恨我,骂我,“我在外面多自在,凭什么让人来陪关号子?” 宫怀平把一腔怒火发泄到我身上,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突然跳到我身边,没头没脑的对我几记重拳,其中一拳正中我的左耳,几乎使我左耳致聋(明慧网曾有报道)那一段时间,左耳就象不是自己的耳朵,每天嗡嗡自响,好象是鼓膜穿了孔、直透气。

法轮大法真是神奇伟大。每天我只是背法,也没打针吃药,要狱警给治也不给治,我也就不管它了,就当没这个耳朵,后来竟于不知不觉中,慢慢的自己就好了。我知道: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师父在管我。

江氏一伙对法轮功学员造了许许多多的弥天大谎,许多人受骗上当、精神毒害。特别是警察由于职业的关系,一些学员不愿找这些人讲真相,他们中一些人也很固执,为保饭碗,不愿接触、了解真相,因而对大法误解较大、精神中毒很深。为了尽量使人不误解大法及大法弟子。我要绝食或搞什么反迫害行动,尽量不牵连下面的狱警及犯人,并且尽量向周围的人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一進小号,就开始了绝食。老赵天天来小号找我谈上几个小时,跟我诉苦,他也为难,中队里怎么不好搞,每天令他操心的事太多,劝我不要跟他找麻烦。我很严肃的对他说:这一次不是我跟你找麻烦。你知道,大小领导早就答应我依法申诉的,可是我现在要写申诉书,一直找不到拍板的人。我只好通过绝食来找他们。为了照顾你及中队的利益,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一直没有绝食,申诉这么重要的事一拖再拖。我跟你讲过我没有犯任何法,我只是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这有什么错?为什么不让我申诉?

我喊口号是为了救人,绝对没有错。因为我喊了几句口号,你们就关我号子,这绝对是错的。请问哪一条监规队纪不准服刑人员喊口号?你拿不出来。所以我喊口号也没有违背监狱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喊?就是因为我喊的是法轮功的真相,江××最怕的就是民众知道法轮功真相,所以江要采取一切手段封锁法轮功真相的流传,因为一切宣传媒体都掌握在江氏一伙手里,法轮功学员要讲真相只有通过一张口、传单、小册子、光碟、标语、口号等。我身在监狱,三个人包夹我,看得死死的,连纸和笔都没有,只有一张口能属我支配。我不喊口号怎么搞?不喊也可以,把包夹人员撤走,让我象普通服刑人员一样正常的生活、交往就行了。你知道你也没有权力撤走包夹,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喊法轮功真相?

赵后来改口:“我这不是关号子,我是要你到这里反思。我随时可以把你弄出去。”“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反思的内容。都告诉你了。你说不是关号子,那是你在找借口,作为服刑人员進到这里就是关号子!这点上无可争辩。我绝食决不是为不关号子,我觉得这里挺好,很安静。炼功人就是要静心。我很喜欢这里。”

由不得我喜欢不喜欢,5天后赵燕武还是把我放出了小号。出来后,我继续绝食,要尽快落实写申诉书的事。后来经过层层请示批准,终于同意我写。写的过程也不顺利,平时写什么思想汇报等。纸、笔、时间充分保障,写申诉书则不然。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到2002年2月中下旬终于写就了一个16页材料纸的申诉书。转交给了张海滨,之后就没有了音讯。

狱警对我的申诉行为首先就是一个“拖”字诀,我找不到别的好办法。中队以上的狱警只能他们来找我,我找不了他们。我只有“出什么事了”,他们才会来找我,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人,我不可能伤害他人,也不可能做任何坏事,我能找到他们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绝食”。这样做只有可能伤害到我的肠胃、身体,伤害不到他人。但我是炼功人有法在心、有功在身,有师父在暗中保护弟子。所以从根本上说,只要我心正,我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第一次绝食10天粒米未沾,可是却浑身有劲,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也不饿。可以做几十个俯卧撑,双手抱头下蹲几百个,一天晚上做到300个时,院长王××来查房,被他给制止,当时还是感到有使不完的劲,我对包夹说要做500个的,周围的犯人啧啧称奇,觉得不可思议。一般人在吃饱饭的情况下,都做不了大几十个双手抱头下蹲的。我在修炼前身体是很文弱的。就是我自己在修炼前、在吃饱饭时,也做不了大几十个抱头下蹲。毫无疑义,这是大法又一次在我身上展现出了神奇。

张海滨等人先是骗我说:“保证帮你发出去,把发票拿回来给你看”。我说“我不要看什么发票,我要我家人给我带一份回去。发一份哪能够啊,远远不够,要多处发,反复发。”潘建生等人说:“你这是什么申诉书?整个都是在宣传法轮大法好!江书记搞错了。”我说“法轮功就是好,江××镇压法轮功就是不应该。我没有宣传什么,‘法轮大法好’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如果不好,短短七年,怎么可能有一亿人来学炼?如果不好,镇压以后海外怎么有六十个国家的人学炼?”

始终没有人愿来拍这个扳。我只好再一次绝食,约一个星期后(2002年3月上旬),再一次把我弄進了医院,住院后,并没有马上给我灌食,一天来了一个神秘人物,由院长××陪同而来,说是武汉请来的医学教授,装模作样、也不给我检查身体,说什么绝食会给人身体带来伤害,如何如何。后来一个包夹我的(人称“憨头”的杀人犯)说:“哼,不识黑!什么医学教授?大名鼎鼎的沙洋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处长李××都不知道?”。可能是在此人的拍板下,随后他们开始给我灌食,我开了在范家台监狱绝食抗议及被野蛮灌食的先例。

怎么灌食呢?就是把我呈大字型绑在铁床上,两脚用脚镣分开固定,两只手用手铐分别固定在铁床两边,几个人按住头,用抢救危重病人的软管从鼻子插進我的胃里,灌奶粉或米汤。奶粉还是用我自己账上的钱开支的,我家里一次就给我送来好几百,用我自己的钱来强灌我!

这是比较文明的灌法,后来有一次院长王××发了疯,找来一种用于紧急抢救喝农药处于昏迷不醒的人的很粗的管子,上面带一个漏斗、还有一个大气囊,灌食时,通过被用铁器张开、固定的口,用力挤压大气囊把稀饭直接往胃里鼓。

一个叫“憨头”的包夹把床单撕成长条,一边狠狠的打我,一边把我绑在床上,然后折磨我,捏住我鼻子往口里灌奶粉,一边口里还不停的谩骂。他的包夹同伙做胁从。我坚决不从,他当然灌不進去。他又骑在我身上,继续反复折腾。医院值白班事务犯,怕弄狠了弄出人命自己连带担责任,报告了狱警。很快副监狱长李正良、狱政科长吴××、刑侦科长蔡汉江来看情况。但是不问我任何话,只听“憨头”、别的包夹、医院事务犯的一面之词,他们关心的是看我被弄死了没有?一看没死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副院长施以堂来问我情况,我如实反映。很快这一任包夹被撤走。在范家台监狱,我也不知道撤换了多少任包夹,长的几个月、短的几十天。后来有我人告诉我:“憨头”回去后不但没有受任何处罚,反而还得到了升迁,做了事务犯。这件事情也说明了监狱是鼓励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与此同时,范家台监狱把全监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关押迫害,成立了四监区。决定把我留在医院,派副院长施以堂专门负责我。施以堂负责我以后,反复对我说:我非要坚持绝食在监狱看来就是在搞对抗,他就不好管,应该暂停绝食,让他有机会向上反映游说,否则人家一听说我还在绝食。事情就不好办。我应该给他机会。就这样,我停止了绝食。施以堂找来了沙洋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处长尹××,看了我的申诉书,尹也不愿拍这个板。尹也是老调重弹:“你这是在宣传‘法轮大法好!’这怎么能发?在外面要写了这个东西,要判你多少年,监狱里怎么还能给你发?”

狱警施以堂等人对我讲:不管你如何冤,对法轮功全国都是这样,申诉也是白申。我明确告诉他们:“缩短刑期是我一个目地。更主要的是告诉世人,作为法轮功学员的我被非法关押、判刑,不是因为功不好,不是因为学员犯了什么错,更不是犯了什么法。恰恰相反,是因为法轮功太好、太正了,发展太快了,学的人太多了,江××妒忌法轮功人多了,所以非要铲除。为了达到铲除的目地,只好罗列罪名,蒙骗民众。我就是要揭露骗局,告诉人法轮功真相,证实‘法轮大法好’!”

皮球踢来踢去,还是解决不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为了能依法申诉,我也不知道绝食了多少次。但这样一来,也给人带来一个坏印象,我老在绝食,不能坚持一个明确的目标,易被人左右。可是在我这里也是迫不得已,有谁愿意没事老跟自己过不去呢?申诉是公民合法的权利,就是因为我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对我实施毫无道理的三年非法关押。开始时大小狱警都很伪善的对我讲:你冤不冤,跟我们没有关系,这里是监狱,是执行机构,你可以向法院申诉。

他们有的是折磨人的办法,以为我不敢真的申诉,只是说说而已。哪晓得我是修大法的,不管他们对我施出什么手段,怎么整我,我都坚持不屈,就是坚持非要申诉不可,不达目地,誓不罢休!闹得他们不得安宁。从狱警的方面看:我的申诉书是在说明法轮功如何好,政府有关部门在如何执法犯法。所以谁都不愿意作这个主、拍这个板,让我的申诉书发出去,谁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从我这方面讲,我丝豪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我申诉书中说的都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政府有关部门做的事太丑了,在肆意践踏自己的宪法、法律、法规及政策。我是因为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才被非法关押判刑的。我的申诉理所当然要涉及到怎样认识、看待法轮功。

再一次绝食,我下定决心,不为任何人的说辞所打动,决不再妥协,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狱警再一次把我呈大字型绑在铁床上强行灌食,一天四次。说是要多灌我几次,就是不能让我舒服。最后一次被绑在铁床上时间最长、一个多月,施以堂说怕时间长了造成残废,隔一段时间就把我弄下来继续戴上脚镣手铐、强制运动。

因为手铐死了赶不了蚊子,所以这蚊子在我手上象是做上了窝。包夹曹建国数了,我的一只手背上蚊子叮咬的小红点,每天维持在一、两百个之上。

最后,在我的坚持不懈、一再努力下,监狱一把手潘建生拍板,同意我的家人把申诉书带出监狱。

2002年5月18日,堂堂正正的,母亲把16页材料纸的申诉书带回了咸宁。我当时反复跟母亲讲:回去后,把申诉书打印500份、复印50份,各级公、检、法,电视、电台、报纸等新闻单位到处寄发。

主动的消除邪恶才是减少迫害的最有效途径

我大妹方锦莲,2002年4月23日去看我时,被沙洋恶警设圈套抓捕,借口她在公共场所炼功,判劳教一年。原因是沙洋狱警怀疑是她把我的被迫害情况在明慧网上曝光的,所以对她行报复。我母亲迫于压力,担心监狱恶警继续折磨我和妹妹,没有把我千辛万苦写出的申述书散发。

2002年10月初,湖北大法弟子晏宇涛也来住院。我非常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武穴大法弟子廖元华,再一个就是晏宇涛。晏宇涛一只腿从大腿处截肢,我真不知道他独脚是怎么样炼功的,特别是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是要下蹲的。他必然要比正常人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才能做成同样的事。他在范家台监狱的被迫害也比一般学员要重。在他临出院时,我抓紧机会对他说了一句:“晏宇涛,方隆超向你致敬!”因为不可能有机会讲更多的话。他可能不认识我,他当时可能没有听到。好家伙,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负责晏宇涛的狱警马上报告了副监狱长李正良,李正良来后对我大发雷霆,好一顿训骂,说我要给晏宇涛打气,鼓励他坚持住(信仰)、不要“转化”。立即宣布对我严管。我说:“别的服刑人员可以随便说,我却要被包夹。我也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晏宇涛方隆超向你致敬’十个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出狱前一个月一直罚我站,两条腿站肿。施以堂命令不让站了,包夹似乎不肯放过。可能有别的狱警在直接指使。

我刑满出狱时,包夹很猖狂,不让我带走任何个人物品,包括旧衣服,妻离婚起诉书、离婚判决书、服刑判决书等都没有带回,而普通刑事犯人是完全可以的。

范家台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幕我知道不多,因为后来他们集中迫害其他大法学员时把我隔开了。一天施以堂兴冲冲的跟我讲:谁谁又“转化”了,现在“转化”率是多高多高。我说:“我不信,把我放去看看,也许就不是那么高了。怎么不让我跟大家在一起?”施以堂丢过来一句:“还不是怕你捣乱。”

有一个武汉小伙子、二十出头,是个黑社会人员,他两次陪护同一个神经病犯人都被安排与我同一室。一天他对我讲:方隆超,让我来包夹你,一个月搞定你。他在入监队做过包夹。我问他具体怎么搞,要他举例说明。他说把牙刷柄放在手指间,夹紧手指,转动牙刷,因牙刷柄是扁的,手指会钻心的痛。但又不致于伤残人,十天、半个月后,被搅烂的皮、肉会长好,象没受酷刑一样。我要他进一步举例说明他不肯。

可见,不管范家台监狱吹嘘其所谓的“转化”率如何高,都是在层层黑幕掩盖下,对法轮大法弟子的残酷折磨迫害而炮制出来的。

回想起来,在范家台最后几个月中,其实是范家台邪恶迫害最猖獗的时候,但我一直呆在医院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原因就是我坚决不配合邪恶,利用各种方式讲真象,喊真象,写申述书,揭露它们的邪恶勾当,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也要坚持下去,邪恶害怕了,才把我单独放在医院里,这说明在迫害的环境中,只有主动的消除邪恶才是减少迫害的最有效途径。

出狱回乡 屡遭迫害

由于在监狱三年的残酷迫害,我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2年11月17日,我出狱后回老家休养。2003年1月14日,咸宁市咸安派出所恶警将我非法绑架進猫儿山看守所,我喊“法轮大法好”等口号,狱警打我,我照喊不误,并且绝食绝水抗议,到27日,因为快过年了,为了不让我死在牢里搞得他们过不好年,将我放出。恶人敲诈我家人2200多元。

2003年7月7日该所恶警又在大路上将我绑架,政保科又将我送進看守所,我又被迫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并且继续喊法轮功真相口号,有时我一喊,别的牢房的在押人员也跟着附和。我关進去的第二天气温陡升,后一直维持罕见的40度左右高温酷暑,8月1日眼看好象是人快不行似的才放出,再一次勒索我家人3100多元。碰巧不两天后,高温就降了下来。

虽然我学大法时间长,但由于我过去一直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没有静下心来学好大法,基础差、正念不足,关键时刻功能拿不出来。因此一次次的被恶人绑架,并且只能采取下策——绝食的笨办法出来,弄得大家、特别是自己很是辛苦。而许许多多修得好、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神通大显,坏人根本就近不了身,就算偶尔被钻空子抓住,也是大展神威,或定住恶人,或解开手铐、铁锁……堂堂正正走出非法关押场所。那才是最好的证实大法。

2003年咸宁“竹文化节”,大法弟子挂了几面旗、写了几个标语:“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等。咸宁公安大为震怒。10月8日晚,咸宁城大搜捕,后来总共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46岁的温泉功学员徐玉凤被迫害致死。14日晚上咸宁公安到我母亲家搜捕我,之后又到我妹妹家搜捕,搞得亲戚不得安宁。它们还在我的老家各村通缉我。不是我不要家,也不是我不要工作,而是江××的邪恶镇压弄得多少善良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2004年7月10日下午,我在武昌火车站附近走路,两个便衣员警暴力绑架我,我抗义非法绑架,他们又打电话招来更多便衣,将我非法绑架到了武汉市吴家山拘留所,我绝食绝水抗义非法关押迫害,7月23日,眼看人快不行了,拘留所打电话到老家咸宁,在15日之前我母亲和姐将我接回。

长江委不愿受拖累,在我坐牢前已将我除名。江岸区劳动街派出所指使单位户口管理科唐强国(电话027—82828887)强行扣留我的身份证,直到现在仍不归还。不知哪条法律、法规让他强行扣留一个合法公民表明自己身分的证件?致使我找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至今还没能找到合适工作。我是唯一的儿子,70岁的老母不知靠谁赡养?

由于株连很重,妻子也受到了很大的株连迫害,妻不堪忍受,2000年3月15日跟我离了婚(武汉市江岸区民事法庭在看守所开了庭)。即便如此,恶人还是一次次地找她麻烦。根本不是我不要家庭和工作,而是江氏一伙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造成了这一幕幕人间悲剧;父亲在此之前病逝,担心狱中的儿子显然加重了他的病情;大妹方锦莲两次被劳教近两年;姐方云珍、小妹方锦红也都被非法关押迫害过。

* * * * *

法轮功学员没有反对政府、没有参与政治、没有破坏稳定。我们只是在揭露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诬陷、诽谤宣传和残酷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什么时候停止迫害了、谎言澄清了,也就不存在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了。

出狱一年半了,一直没有把我的迫害经历写出来,师父教我堂堂正正修炼,现在我认识到,应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未来美好!

法轮大法弟子、原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职工方隆超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就是设计三峡、葛洲坝等工程的单位)设计院规划处防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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