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真善忍”做好人 却横遭残酷迫害


【明慧网2004年4月8日】记得刚休学时,我的侄哥刚好高中毕业。夏天里,他在家里清理自己的旧书,却翻出一张大约是1993年的《中国体育报》。上面刊登了法轮功的整个炼功动作图解。我当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非常珍贵,立即把这张报纸拿走了。从那时起,我就照报纸上的图解学炼法轮功。

有一天学打坐时,突然有一种力量牵着我的手自动在胸前变换动作。当时还以为是什么功能(现在想应该是师父说的“气机”)。我虽漫不经心似炼非炼,但内心深处有一念总觉得法轮功的珍贵,所以就一直珍藏着那张《中国体育报》。

直到1997年夏天,我终于遇见了《转法轮》。看后才明白,炼法轮功不只是学炼动作,还必须按《转法轮》的要求修心重德,升华自己的思想才行。我当时有一种皮肤病,让我很苦恼。我准备凑足一千元去看病。当看过《转法轮》后就明白了病是业力所致,并知道炼功后师父就可以为我们净化身体,消去病业。仅一个月,我的身体恢复很快,病不治而愈。

从此我就开始认真炼功。身体的改善、内心的升华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快乐,同时也改善了我周围的环境,亲人们也都非常支持我炼功。

可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当权者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滥用全国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蒙蔽民众,毒害世人,把世人推向“假、恶、斗”的深渊。家人受邪恶宣传的毒害,开始反对我炼功,有一段时间还不准我外出打工。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挑拨“群众斗群众”的伎俩,什么“划清界线”、“父子革命”……。

2001年,我在武汉一家工厂打工,还没干20天,当老板知道我炼功后,就决定辞退我,他说他不想参与政治。意思好象说他收留了一个炼功人工作就是参与政治了。我有点寒心,知道谎言毒害了他,生怕因和法轮功扯上关系而遭殃。后来,我来到市一家无纺布厂工作。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村附近发真相资料时被坏人发现,将我弄到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派出所里的人为了审我,一个高个子用皮鞋凶狠地踩我的赤脚,还踢我的小腿无肉的地方。过后,我看那些地方都青了。

恶徒们折腾了一天,见我什么也不说,就往政保大队汇报。晚上,政保大队副队长周国怀和曹乾玉来了,把我手铐上,扇我的耳光,还给我照相。见我不配合,矮个子曾敬文猛地朝我头部狠狠地打了几下。我当时觉得眼冒金星,几分钟内回不过神来了,恶徒们就照下了我的相,决定把我转到市第一看守所。那个叫曹乾玉的说:“到了那里,也不准炼功,看你说不说姓名。”

在看守所,牢头和狱霸要我说出姓名,说是登记。我不说,它们二个就轮番打我,大约打了一二个小时吧。后来听监室内其她人说,打得真厉害,真狠。后来,家里人到公安局打探我的下落,就被它们知道了姓名。恶警每隔一段时间就非法提审我,我也不告诉它们什么。快过年了,有一天,周国怀说,你要配合我们,才让你回家过年。我没有答应。周狠狠地说,那你就只有在牢里过年了。这多邪恶呀!在逢年过节,家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之际,恶人却要利用这个春节逼我妥协。

大年三十,母亲在饭桌上,想起我不在,突然哭了起来。家人也没心思吃饭了。那时候,家里的经济也陷入困境。在我被关押期间,母亲常常以泪洗面。父亲四处奔波,找人找关系,希望救我出来。因没钱,曾几次徒步走四五十里路来到公安局。

最后,公安局决定罚款,起初要七、八千元钱。可我父亲一听,傻眼了。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这真象天文数字。最后,恶人看真的没有钱,就改口说要二千元,公安局罚一千,看守所伙食费要一千元。那个看守所的伙食极差,很多人营养不良而浮肿,这真是比实际费用翻了几翻。我父亲无奈,只得借钱交了罚款。当时,公安局拿了一张什么“四防”之类的保证书,要我父亲拿到“村”,“镇”,“派出所”签字,进行株连政策。可拿到上述单位,除了“村”之外,其他都要押金。我父亲到镇政法办公室,要主任谢先友签字,他却索要押金,我父亲诉苦无钱,它却说,向亲戚朋友借,这真是敲诈。

回家以后,恶徒们要我父亲填了一张有关亲属情况的表,这就是给以后迫害找方便;并每隔二三个月就找我一次,给人精神上造成恐怖。

有一次,镇派出所通知我的家人要我到派出所谈话,其实是谢先友要把我骗到乡洗脑班。我被骗到了那里。起初,我绝食抗议。过了九天,它们认为我很虚弱了,决定给我灌食。那里一个姓武的人称武校长的说:“你绝食不怕,有治你的办法,我们经历得多了。”

2003年8月底,市610、公安局欲计划大张旗鼓搞一次洗脑。当时很恐怖,恶人到处抓炼功人。谢先友也想整我,想绑架我,幸好我及时走脱。恶徒们不甘心,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致使我现在没有身份证而不好找工作,还逼我父亲找我。我父亲比较清醒,痛斥了这些恶徒们。

写出这些只是想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遵循“真善忍”重德行善,做好人,却横遭残酷迫害,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基本人权。这是邪恶之徒对人性的践踏,对良知的迫害。呼吁世人赶紧伸出援手,帮助制止迫害,严惩江、罗等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