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工人自述99年以来遭受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4年5月1日】我今年61岁,汤原县粮食局职工。我是被江罗集团上了黑名单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曾四次被汤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绑架,两次劳教,五次抄家,全家人被剥夺生存自由两年零一个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我的亲人们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1999年7月19日,县里召开了一天紧急秘密会议,拟出了抓捕法轮功学员名单,那时的主要责任人有县委书记田立英、政法县长刘国强,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汤原县从上到下笼罩了一片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另一法轮功弟子(我们平常叫“同修”)进京护法,就是要向国家反映法轮功对国家、社会及个人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然而不但没能反映情况,反而被前门派出所抓送到黑龙江驻京办关了三天,被我县公安局政保科的曲显峰和我单位的吴毅接回汤原。在县公安局被审问时,政保科科长周铁刚逼我,如果我说不炼就放人,坚持说炼就拘留。我们被拘留了十天,我的孩子被迫交了一千元保金。

回家后发现家已被抄。从那以后,周铁刚经常到我家骚扰和恐吓,扬言不准再炼法轮功,只要有人举报就抓你,也不准和炼功人接触,有三个人在一起交谈就抓人。

10月份的有一天,县610办公室主任柳昭兴带省市610人员来到我家,市610主任说:你不能再炼,也不能再进京,如果你再进京,我的饭碗就打了,我家还有妻儿老小呢,你要再炼就判刑了。

10月28日,单位通知我到粮食党委开会,到会场只见一个人扛着录像机一个场面一个场面的录,610主任柳昭兴说:“今天给你们炼法轮功的录像,你们两个站长都同意了,他们在那边会场录,这个会场就你自己录,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下面你发言吧。”我说:“请把录像机放下,谁同意,你去录谁,我不同意,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什么都不说。”我明白他们不是录我讲什么,而是录下我的一些镜头,配上他们想说的东西,要造假新闻。这时我单位的一个领导说:“咋的也得把这个场圆下来呀!”我告诉她:“我不是给谁圆场的,我不同意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我!”粮食局党委书记董强大发雷霆,柳昭兴带录象师走了。

当年11月26日我二次进京,12月26日回来,当时就被政保科王永春绑架,罚站一天,不给饭吃。后被非法判处劳教一年。周铁刚说:“你到哪儿都告不赢,这是中央下的令。”2000年1月12日送劳教,由于亲属的要求,临走之前与家人见面,这时进来一位以前认识的律师,听我家人说判我劳教的很多内容是栽赃陷害,那律师对周铁刚说:“她有冤情,你叫她写份材料吧,我给她辩护。”周铁刚一听,猛拍桌子弹起来,手指着我说:“你走到今天你怨谁?我当初(4.25期间)找你谈,只指望你能给我透露些法轮功活动的真实情况,对我抓这项工作有个帮助,可你对我一句真话都没有,我问你小屯有人放法轮功录像是谁家,你一个不知道,十个不知道,我头脚走,后脚你就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转移资料,那时你要说了真话,我就都摁住了,一个也去不了北京,现在可好,走了20多个!”我说:“如果我把这些都告诉你,那我还算是修炼人吗?资料都被你收走了,我们以后看什么?”周铁刚又指着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见此情景,律师(茹国芬)就走了。我被送到佳木斯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一日三餐苞米面发糕,多数做不熟,白开水煮萝卜丝,没有一点油也没有盐,买咸菜大酱得花一倍的钱,吃饭常吃半饱外面就站排了;上厕所还没等蹲下就站排了。每天劳动要10多个小时,有时14~5个小时。挑白瓜籽、红小豆、牙签,做白灰袋子水泥袋,由于长期吃不饱,超负荷劳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炼功前身体的病状全出现了,被郑队长发现,经医院诊断,肺气肿、气管炎、心脏病、高血压,回劳教所又经市检察院丁法医确诊,给我办了保外就医。劳教所胡科长到我县办手续时,610柳、政保科周、粮食党委李书记都不同意保。后来劳教所降低了条件,由我儿子出保派出所和街道开个居民证明才放我出来。

从2000年7月19日开始,派出所、街道、单位专门派人24小时监视我,一到所谓的敏感日,还增兵加岗,后来2002年我才知道,原来把我上了顽固不化的黑名单报到省里去了。

2000年10月份,全县城内出现了大量的法轮功真相传单,11日晚10点多,周铁刚带几个恶警来到我家破窗而入,当时我没在家,周叫我儿子去另一屋开灯,等我儿子回来时见到一叠法轮功真相资料摆在炕沿上,一恶警说:“这是在你妈被垛里翻出来的。”我儿子当时吓傻了。周软一阵硬一阵逼我儿子按手印,我儿子不按,又逼我儿媳签字。我被逼得有家不能归,漂泊在外。县里向粮食党委要人(当时县委代理书记是刘多兵),粮食党委一个新上任三天的书记(董强)被全县通报,都逼哭了。我单位支部书记在局里反省一个多月,找不到我不准他上班。我所有的亲属家全被找到,蹲坑监视,翻印了很多我的照片,下通缉令,发放到全县各乡镇、大小村屯张贴,悬赏从5千元升至2万元。孩子的姑姑听说后过来打听一下怎么回事,马上被粮食局的人跟踪,我的姐姐整天哭,为我提心吊胆,儿子告诉我说,每天24小时当中只有睡着的时候才算是安宁一点,只要一醒,第一念就是妈妈安全吗?有没有被他们抓到?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我儿子和70多岁老姐姐承受得太多太多了。妹妹在临终前说,我怕是见不到二姐了,流着泪离开了人世。那段日子里,恶警还几次半夜或下半夜到我家骚扰,数九寒冬的将我儿子叫起来,到我那院开门给他们看看,有没有他们要找的人。为了控制我再进京,周铁刚扣押我的身份证长达4年半之久。

街道主任张志珍只因办保外手续时给我出了街道居民证明,县里罚了她2万元钱,她就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可又找不到我,就想了个主意——拿我的房照顶,我儿子坚决没有给她,这样才保住了我全家人的栖身之处。

我长期流离失所,学不上法,又见不到同修和家人,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身体又出现了修炼前的症状,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又到年关,流离失所已有3个多月,为了减轻所有被牵连的人的负担,我决定回来面对一切。腊月二十八,单位为了“感化”我送来了60斤大米和一车煤,我随即交了一份郑重声明,声明以前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中午12点半,粮食局将我找去,有局长、党委书记和单位领导,他们劝我把声明收回来。我告诉他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这份声明早在从劳教所回来就应该写,由于人心太重,怕再挨抓,一直没写,现在我既交了就不能收回来,我不能一错再错。晚5点多,610柳昭兴、政保科周铁刚、粮食党委董强、粮库主任王清晨来到我家,柳昭兴要我保证春节期间不进京。我告诉他,我没想去,也没想不去,我更不能写什么保证。他看我不写就逼我儿子写,不写就抓人,我儿子被逼写了保证,还得写妈妈如果进京就抓他去坐牢,接着我单位领导王、党委领导董都签了三连保。晚上8点多,政保科周铁刚、邓建儒来将我绑架,这时我喘得很厉害,心跳得慌,口渴得要命,我已走不了路,周、邓二人一左一右把我架着强行送进了看守所。这已经是第三次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整天整宿咳嗽,喘不上来气,不能入睡,同室的同修向外报告呼救也没人理。正月初八,在看守所里恶徒强迫我们看天安门自焚录像,当时有八个大法弟子被关押,看完就把我们隔离开,一个一个地录像录音,最后一个轮到我,镜头话筒都对着我,问:“看完刚才的自焚录像,你还炼法轮功吗?”我坚定地说:“炼!”播音员说:“都炼自焚了,你还炼?”我告诉她:“那是假的,是编的,是骗人的,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第7讲第1节讲法中明确告诉炼功人不能杀生。所以真修弟子是绝对不会做自焚之类违背大法的事情的。”回看守所的时候在走廊里听到一个610的人说:“哎呀,一点作用也没起呀!”我感到很欣慰,八个大法弟子一个也没有妥协的,江罗集团的邪恶阴谋在这里又一次被识破,他们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讲真相的机会,借此机会我们都讲了真相。2月21日恶徒又非法判我劳教一年,送到佳木斯劳教所,因身体原因劳教所不收,2月19日被放回家。

出狱后,路遇两位以前的邻居唠两句,顺便给她俩讲讲真相。其中一个邻居很疑惑地说:“这精神不是挺好的吗?”显然,是有人造谣说我精神不好了。那个邻居继续说:“不过你也真行,宁可不要工资也要法轮功!”我告诉她俩:“法轮功我要,工资我也要,不要工资我怎么生活呀?是邪恶不给我的,这400元的劳保费对我家来说是太重要了,儿媳体弱,儿子手术后肠子粘连,全家就靠这劳保费度命呢!”

2001年6月22日,汤原县城满街都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最大的挂到县政府院里、电视塔上。政保科怀疑是我策划干的,恶警冯洪伟、西城派出所所长王兆力于6月23 日下午1点来抄家,晚10点恶警曲显峰等又来抄家,把我比自己生命都珍惜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图片资料等全部抄走,又将我绑架。儿媳当时就犯了心脏病。到公安局审问,笔录上只有问没有答,局长杨金山当场决定将我收监。被投进监狱约一个月后的有一天,同室的两个犯人打架倒在我身上,我的心脏急速地跳,后又被犯人所吓,我抽了半个小时多,同号里的人吓哭了,找周铁刚说,凡有心脏病的人都应保外就医,周说得局长同意,他和局长谈,这一谈又是一个月,我的肝每天都疼,管教向周铁刚反映,周铁刚说:“不管,关死她。”后来我姐姐出面交涉,经医院确诊,肺、肝、心脏等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研究才把我放了。周铁刚阴阳怪气地说:“放你回去是治病,这说明法轮功不治病。”我告诉他:“如果是一个没炼功的人查出这些病还能站着出去吗?在这里坐了160天还能走着出去,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威!我能活到今天是师父的呵护!”

我已有两年没开劳保费了,是610柳昭兴给我定的每月65元生活费,这65元别说全家人,就是我一个人也不够生活呀,周铁刚还和我儿子要保金,儿子说没钱,周说借也得交。儿子实在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勒索,又不忍心不接妈妈,经人说合打了2千元的欠条才接我出来。

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期间,邪恶之徒们奉上级指令,又一次企图绑架我,这一次我用强大的正念坚决抵制,加上家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邪恶企图终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