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得法修炼、反迫害、讲真象的故事

【明慧网2004年6月19日】

一、喜得大法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姐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现从事经济工作。她本来不懂政治,但她的经历总是与政治运动相连;她的工作与政治无关,但政治总是找到她。政治使她一生坎坷不平、历尽艰辛。

她从小受无神论灌输。10岁左右,她还在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她父亲出生于一个破产地主家庭,个人又是干部出身,读了一点书,又喜好写一点东西,1967年文革开始时被列入整治对象,被定为有历史问题(“三青团员”)和有反动言论者。据她父亲本人讲,他的“三青团员”的来历是不实的。当时他的一个往年的同学证实,那一年的学生都是集体加入三青团的,父亲也属其中。尽管当时父亲写了血书也无济于事,调查工作无法進行。他的反党言论的由来是利用当时出的各类香烟的品名,写了一篇什么诗之类的东西,上纲上线就成为“反动”。在单位开他批斗会时,母亲叫大姐姊妹俩去看一下,结果她俩还没到门前,就听到振耳的“打倒×××(大姐父亲的名字)”、“专政×××”的声音,吓得她们赶忙回到家里。据说她父亲当时戴着高帽子,跪在玻璃碴上,还要承受人们的打骂,晚上用火柴棍撑他的眼皮不让睡觉,连夜写交待材料。挨整几个月后,她父亲被入另册下农村改造,十几年后才予平反,但人已经老了。当时大姐不会思考什么政治,她父亲也好象没什么埋怨,只是消极地承受着,一直指望着平反。

至那时起,大姐的生活、工作、荣辱都与政治相连,都需要政治审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尽管大姐当时是知青模范,但由于家里没有权势关系而与她无缘,而去的都是县里干部的子女;招工时,由于大姐父亲的问题未解决,招工单位无法选择,只好到了当时人们都不愿去的矿山;安排工种时由于政审不合格,不适合在劳资部门而调到财会部门。她当时不会思考,也没有怨恨谁,就知道服从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并养成了认真、勤奋、踏实,埋头拉车的习惯。

工作初期,大姐就形成了畏惧政治,不想涉及政治,政治象个怪物,莫名其妙,可以一时间将人置于可怕的境地;也可以让你成为整治别人的工具,还觉得理所当然。

1980年,大姐开始处理个人姻缘。命运将她和一个政府行政干部结合在一起。当时男方在她家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她在离城较远的矿区工作。虽各处一地,但她们当时感情基础较好,都比较注重精神道德。因为都有过感情挫折,所以大姐的标准是找一位德才兼备的伴侣,男方的标准是找一位平凡知己的女友。他们那时都讲志同道合,相互理解。大姐的家在城区,父母姐妹都在城区工作,没有经济负担,而男方的家在农村,父母年近七十,4个姐姐,3个出嫁,由于男方的大姐在家招的上门女婿,后因大姐病故后而另选别家。丢下两个侄儿、侄女由他父母照看,经济条件差、比较贫苦。

大姐没有计较这些,毅然嫁给了他,半年后调回城区工作。她们结合后,丈夫的仕途可谓是青云直上,先是当上了政府办秘书,半年后考上了武大经济管理系,学习了三年,毕业后省委组织部要留用,但他个人决意回家,被提拔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担任过体改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97年通过全省干部考试考评合格提拔为现在的副地级。而她则一直是搞好本职工作,理好家务,孝敬公婆,照看女儿,安置侄儿、侄女,帮助农村的亲属。所以在别人看来,他们家庭幸福美满,男才女貌,丈夫也对她一直存感激之情。记得在结缘初期,在闲谈个人取向时还曾说过笑话。她丈夫说搞行政工作的太枯燥,政治性强而施展不了才华;她说搞行政工作的太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场政治运动就被打成“什么派”或扣上“反革命”之类的大帽子。想不到这句笑话竟然在她身上不止一次的得以应验。

九十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大姐身体素质全面下降,神经衰弱、颈椎增生、心脏病、肠胃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缠绕一身,精神上更是萎靡不振,成天胡思乱想,活得很累、很迷惘。这期间,炼了几种气功,但大多都是假的,骗钱的,花了几千元,由于不懂修炼的真正内涵和方法,执著追求功能,结果病不但未见好转,还更加弱不禁风,最后只好放弃,住院治疗。

1997年6月,经人介绍,大姐有幸得到法轮大法,一口气看完三遍《转法轮》,她认为法轮大法才是她真正在寻找的人生之本。一下子明白了人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人在世上为什么这多苦?人为什么摆脱不了生老病死?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所不懂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说来奇怪,刚开始接触大法,多年的病状就无影无踪了。她精神饱满,心胸坦荡;学法时浑身发热;炼功中法轮、气机旋转,真是轻松美妙。面对这种神奇的变化,她还会有何疑虑呢?法轮大法确是真而不玄,她相见恨晚。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常使她泪流满面,是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同时也找到了原来为什么不好病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各种执著心太重、迷于个人利益太深所致。所以当她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身体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原来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

实践使她相信大法不是迷信,她决定修炼下去。接下来她与其他大法学员一样,以“真、善、忍”宇宙特性为指导,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实修心性。做到遵纪守法,干好本职工作,遇到矛盾向内找,处处为别人着想,淡泊名利,舍弃不好的执著和欲望。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实践,使得每个真修者修炼前后判若两人,身心得以升华。修炼后,她没有一分钱的药费列支,98年全局干部身体测评,她成为了女同志中唯一的一个“优秀”等级。她不会再随波逐流,卷入社会中的不正之风,什么贪图享受、大吃大喝、打牌赌博、公物私得等都离她远去。她还体会到,修炼前做好人与修炼后做好人在思想境界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修炼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约束,是为私的,为的是生活得更好;而修炼后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完善与提高的机制,处处为别人好。“真、善、忍”是宇宙的精神,要想身体好,就得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因为境界的升华与身体的健康是一性的。当时全国人大的调查,说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99.7%,对社会、对个人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是千真万确的。

得法初的两年,是大姐一生中最庆幸、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97年,她丈夫通过全省干部任职选拔考试,到某地任了副地级干部,她和女儿也跟着调往一处,一家人幸福和睦,各自认真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都在做好人和更好的人。自得法后,她再也想不到那些伤心的事了,政治似乎远离了她,她也远离了政治,清静本份,真正走上了一条重新做人之路,她感到非常庆幸。

二、讲真象 揭露政治谎言

99年7月20日,当权者掀起了一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7到10月三个月,不经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铺天盖地的镇压,使用了全国所有的新闻机器,各级政府全部卷入,人人都被拉入了政治迫害之中。

面对种种欺世谎言和打压手段,大姐意识到,可怕的政治运动又找来了,来的如此凶恶。当权者因为妒忌,无视国家宪法赋予人的基本权利,竟以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撒弥天大谎,多少人会被政治谎言所惑而干下违背天理的事。面对整部国家机器的参与,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个修炼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肃地问题,是选择在逆境中,坚持真理,还是选择委曲求全,放弃修炼?她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理性思考过程,决定了她应该走的路……

1、给当地市委、政府一把手写信

1999年9月,她向当地最高官员写了一信反映大法修炼者心声的一封信,讲明了一些真象,并附上个人的修炼体会,希望当地政府部门给大法修炼者一个修炼环境。可是在当时政治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选择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精神,都强调要与中央政治保持一致,所以没有任何结果。

2、到北京上访

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来自中央高层,所以在当地反映实情无效的情况下,为了政府对法轮大法有一个公正的认识,大姐决定以自己修炼大法的亲身实践,向国家反映大法利国利民的事实,并认为采用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去上访才是理智的办法。

1999年10月,利用“十一”假期,她与几个同修一行到北京上访。原准备上访后回来上班的,但到北京后,发现上访局也休息,所以为了不违犯工作纪律,又要能够上访,于是大姐写了一封信请人从邮局发给单位领导,说明为了不影响单位,如果到期不回单位上班,就给她作自动离职处理。后来由于上访时间超过假期,于是她就没急着回单位上班。在北京,她看到国家上访局成了抓人局,天安门成为抓人的场所。只要回答是法轮功的,就抓人。上访局门口各省市的警车便衣很多,为了不被抓,她和来自大连、长春的五名大法弟子一起联名写了上访信寄往国务院上访办。

正当她们准备到天安门和平请愿时,被当地的公安人员找到住处将她们押回。当时到北京上访的学员,她们当地各县市加起来就有近60人。当时在北京几乎全部被绑架,分别关在不同监禁地,有的审讯时不报名,还遭到打骂和反背铐拇指(即一只手由肩上到背后,一只手由下到背后),一铐几个小时,脸都变了色才取下。由于大姐的身份比较特殊,是政府官员的家属,所以表面上还算是照顾,劫持回后,别人都送往派出所,她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形式在招待所一个月。

公安把大姐当这次上访去北京的组织者,并列成重点“转化”对象。在招待所,每天都有市公安局的男女科长两人、本单位的男女科长两人跟着,吃住一起,公安要她交待所谓的行动,并写保证书。还有亲属、单位的领导、同事都来过给她洗脑,要她表态。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是善意的给他们讲真象。她给他们介绍了大法是什么,谈了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讲了电视媒体的谎言诬陷。对听到真象的一般干部来讲,他们虽然明白修大法是做好人,上访也谈不上什么错,就是把政治看得至高无上,认为上面有精神说是错的,你还要上访就是错的……

大姐听到这些后,给他们讲了国家大家和个人小家的关系,道德良知与幸福美好的关系,可他们面对现实,很难接受。极权政治使人们丧失了做人的良知,正义、公德和道义。就这样一个月内换了三个招待所,当地官员和警察花了公款上万元,也没有达到目地。

后来大姐才知道,市里把她上北京当作一件政治大案对待,因她的身份直接可使本市当上政治“典型”,直接危及某些官员的政治生命。所以敏感至极:一是在她的丈夫要出国考查时,人已经到了飞机场,都把他截回来了,要他到京找她,浪费了出国经费上万元。二是公安和单位派人到北京办事处住下来,找她。公安派的人是刑警队长,带着她的传真照片。其实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经过时,她看见他了,但她并不认识他,他也看到了她,只是拿不准就错过了。据后来讲他们在北京开支上万元(包括一些不正当的个人开支或为了把她先领出来除名,给北京片区派出所2千元)。三是一个与她丈夫有成见的人,将她到北京的事告到省委副书记那里去了,说是她丈夫对她上访持支持态度。组织上没给她处分,结果省里专门写来东西,要将对她的处理结果上报。这样更加引起她家人的敏感和市里的重视,马上派人到她单位督办,最后突击性下发文件,做出了劝其退党、行政记大过、扣发2个月工资(约2千元)、扣发全年奖金(约三千元)、行政降级、公务员测评为不称职等一系列处罚,然后层层上报至省。在单位,進行公务员测评时,尽管测评前学习了省里的文件,规定凡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列为不称职。但单位60来个职工(占80%左右)却都给她打的称职和基本称职。只有6票是不称职,这6票就是当时考评组的领导成员。最后,测评结果并没有按民主测评的结果办,而是按文件规定,定她“不称职”。

所以说,对她因去北京上访学员,实施的非法关押、非法强行表态、罚款的行径纯属至上而下的政治性迫害。再好的人,如果不符合当权者的意志,就可以对其实施政治迫害。虽然这次没有对大姐实施暴力,可迫害的实质都是为了压制人的基本自由,不许人们讲真话,扭曲善良,是为了维护它的强权统治,让人们屈从于当权者的意志,无尊严的活着,而且也严重的破坏中国宪法,是典型的以权代法和强权政治表现,同时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3、外出炼功及两次非法关押

大姐始终认为,修炼法轮功是人身自由,没有错。当权者说法轮功有错是有政治目地的。我们就是遵守宪法,让事实说明一切,应该继续证实大法,外出炼功。2000年3月24日清晨,她们7人自发外出炼功。不一会,就被公安发现了,警车将她们拉到公安局,并不听解释,不由分说将她们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行政拘留一个星期。对于大姐,公安先是找了单位领导,又请示上级和市里,还问她自己怎么办?是不是再到招待所。大姐说,如果你们再将我监视居住,拿公家的钱财吃喝,花上几千上万,让人们误解法轮功,我不会配合!如果那样,我就绝食。

于是他们将她送進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一周。这期间她绝食5天。2000年6月23日,听说有学员将外出炼功,于是大姐在家人的反对下,也去炼功了。在炼功场上,公安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连抓带推逼上警车带走,由于她坚决不上车,说还要按时去上班就走了。公安恶警当时听了说,你还想去上班?

下午,他们指使下面片所的3名恶警到办公室将她骗走。这次她不配合一切审讯、签字等,晚上他们将她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这次执行的是非法刑事拘押,要判刑的那种,还说象她这样,至少判三年劳教。她们十几名外出炼功的,加上5个到北京被绑架回来的,将近二十多名女学员,分别关两个狱室。她开始所在的狱室只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是到北京上访的,还带着脚镣手铐。大姐问是为何故,她说是因为炼功而被迫害,并挨了鞭打。第二天,她的手脱铐出来,被姓黎的所长看到,就带人進来准备将她重新铐上,当时大姐在一旁说,她没有错,不应该给她上铐。那个所长问,你是谁?给她一齐铐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将她俩铐在一起,每人铐上一只手一只脚,一周后才取下。这给她们的行动带来极大不便,但她们仍然坚持背法、炼功。炼功时常有值班的干警打扰,有时撒沙,有时泼水,有时威胁,可她们并不理睬,几天后,恶警就不再干扰了。这与前几批学员为开创环境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周后,她们开始看《转法轮》,那位学员随身带的一种小版本的。过了几天,又進来1个学员,她们一起传看。一天,那个年纪大的老学员在睡板上看书,由于视力有限,坐到床铺中间看。不想又被姓黎的所长看见,叫交出来,她没动。黎接着就叫3个恶警進来抢。当时大姐将书用双手拿在自己的面前,心想决不能叫他们抢去。在3个男恶警的抢夺下,她们3人也進行着保护,在睡板上翻来滚去,最后书还是被恶警抢去。

接着,恶警又给她们3人都戴了脚镣手铐。那个看书的学员一个人铐一副;她们又是两个人铐一起。给大姐铐镣的恶警还对她说,你的丈夫巴不得你早点死,免得影响他,可见其人性的扭曲程度。其实在狱室看书是允许的,其他犯人都可带進很多杂志、小说等,为了减轻狱警的监管负担。可对法轮功学员来讲,只要看大法书就不行。书被抢后,几位同修悟到应该绝食,维护她们的权利和尊严,要回她们的书。

7月23日,正准备绝食之际,恶警点名要大姐出去。当时她不知何故,由于还戴着铐子,就两人一起出去将她的铐子解开,但仍没有因此而给另一个学员也解开,相反将铐子让她一个人戴上。出去后,她们单位的工会干事给大姐讲,家里父亲病危,与公安办了手续,回家几天。当时大姐还没有离婚,于是单位去了一辆车押着她回老家。当时她来不及回家换身衣服,整理头发,赤着脚穿着看守所发的男式42码塑料拖鞋就上路了。

在车上,她听说父亲是犯了心脏病,已去世。本来她父亲是有心脏病,可为她的事,加剧了病情。她哭了,很悲哀。父亲对她学功开始并不反对,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明白真象,还对大法有误解啊。他本身就是干部出生,经历过文革政治迫害。因此对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倍感敏感。所以7.20后,多次劝她放弃修炼,生怕女婿因此与她离婚。

这次她被非法关押后,父亲在电话中从她丈夫那里知道了消息,所以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母亲看到大姐后,哭得很伤心,说她看到大姐后比父亲之死更伤心。当晚家里姐姐、妹妹、妹夫象开斗争会似的指责她,只有母亲和丈夫没有怪她。她当时也没多说什么,办完丧事后第二天,就跟车回到自己的家。次日,单位打电话并来车,又送她到了看守所。这次她顺便带進一本小版本的《转法轮》。接下来的日子,她们通读《转法轮》近三十遍。

这次非法关押期间,市政法委书记(1次)、市公安局副局长(3次)、还有单位的科长、党办主任、丈夫的工作秘书(3次)、民政局干事(1次)不断找她,反复给她洗脑。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开始2次和她谈“政策”,要她表个态。大姐给他讲了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是错误的,说法轮功就是修炼,是受强权政治迫害后,才去上访讲真象,修炼人都是好人。大姐说讲真话没有错。这次非法关押近七十多天,最后下面县市的转走几人,市里8人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年半不等。就她一人由于离了婚,作了保外监视的处罚。可是,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任何政治迫害都是错误的,因为对法轮功的适用法律存在立法问题,所以真正的罪犯正是这场政治迫害的发动者和直接参与者。

4、家庭离异

8月中旬就在大姐父亲去世后二十来天里,尸骨未寒。丈夫的工作秘书就到看守所找她说了几句套话后,掏出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字。意思是你不转变,只有分离。于是她只好签了。同时出来后大姐悟到不应该签字,不应该配合。但他们说,当时你不签字,组织上也要出面办离婚手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大姐隐约知道,这里有组织决定的因素,同时有她丈夫要進市委常委班子的因素,也有丈夫本人的名利因素。后来听她们单位的人说,到她们单位办盖章手续的是政府秘书长办的,办完后对她单位的领导说,手续办完了,今后一切与我们无关了。

大姐修炼前后都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修炼后更是支持家人的工作,处处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自己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还时常提醒家人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是公认的好人。

在她家庭离异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7.20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来势凶猛,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卷入其中。她丈夫随即开始敏感,继而害怕,同时开始对大法不理解,甚至阻拦。无论她怎么给他讲法轮功不是参与政治,是依法反映真实情况,他都听不進去。说功法好在家炼,管好自己就行,外出就是搞政治,你们功法再好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你是好人不能代表别人都是好人,总是把法轮功学员的正常上访看作是常人参与政治的一种行为。7.20镇压法轮功以来,他成天在担心受怕。大姐去北京后,给他留的纸条当时没看见,满街到处找她;后来去出国时,到机场被截回来;他本人亲自到北京找她;后又有人告状到省里当作典型抓;進常委省委组织部要考查;市委对他施加的压力;派出所公安经常打电话到家里点名;还时常到家骚扰等。家人的承受也是很大的。

大概在2000年2月,她丈夫怕她再出去上访炼功,说你要再出去,你就写了离婚协议再出去。大姐不能保证她今后不出去,于是她就写了离婚申请交给她们单位,当时单位退给了她,她也觉得不对,马上给丈夫说不应该写,要收回,因为她没有离婚的理由,可他却给有关领导汇了报。

2000年5月,她丈夫自己写了一张离婚申请,要大姐签字,大姐问他想好了没有,他说想好了,于是大姐写上了“我修炼法轮功近三年,没有危害社会和家庭,只是他感到很痛苦,这不是我的本愿”,然后签了名字。后来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政府出面找她单位盖公章用的就是这张申请书。

5、搜家迫害

自1999年10月北京上访回来后,市里将大姐列作重点监控对象。公安有点名和查实的规定,每逢节假日、敏感日均要点名核实,看是否在家;发现两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的,可按集会处理。她由片所的一名姓陈的副所长负责洗脑。他说如果她有什么事,他就要担责任。警察还经常给她单位责任人打电话,通报情况。开始一段时间是每周打一次电话点名,不在家就到家找人。

2001年7月19日,他和一个政委、一个女警晚上到大姐家,当时有一个学员在她家坐。大姐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还对他们客气的倒了茶,心想是给他们讲真象的机会。那个政委说,你住这么好的房子,还反共产党。大姐说我没有反共产党,只是反对迫害法轮功。他说象你这样的人,判100次劳教都不算多,接着他拿出一张公安局搜查证,叫大姐签名,说今晚专门到你家查抄。大姐不签,不再理它。他们三人就每个房间翻起来,看找不到什么,就问那个学员是谁,叫什么名,然后就将她带到公安局查实,罚了2000元才放人。后来据说这天是全国性的大搜查。

大概在2001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他们又叫大姐的门,这次她怎么也不开门,他们骗她说找她谈心,大姐说对不起,要谈明天到办公室谈,接着将门铃挂上,不再理睬。大姐意识到,现在她应该用正念和宪法赋予的权利保护自己。有师在,在法在,堂堂正正。然后他们在下面打她的电话,她不接。后来他们又找她单位领导,要他们协助来叫她开门,单位领导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不出来,就没敢再来。

6、洗脑班的邪恶

据大姐所知,市区内对法轮功学员办过3次洗脑班。她被迫参加过一次。第二次她坚决拒绝去。第三次范围很小。第一次洗脑班是2000年3月,参加人数大概20多人,由市直工委、政法委、公安局等单位筹办,每人2千元费用,每人一间房,每个单位派1个“帮教”。当时是北京在开人大会,怕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而办,时间半个月。由于大姐当时给中央人大写了一封短信,讲真象,后来信被市里到邮局查出。为此,他们很害怕。

他们将大姐送到洗脑班时,洗脑班已经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在洗脑班,他们请了宣传部门的讲师讲政治,大家都不听,有的提意见,有的请假,有的提别的问题,实在办不下去了,就让每人留在招待室里不管了。这期间,有关领导找她谈,叫她“转化”,她说根本不可能,法轮功这么好,大家都怎么样在做好人,宪法也有信仰自由的规定等,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没有违法,政治运动是错的,媒体报道是谎言,你们跟上面跑是危险的。他们说不过她就走了,后来跟她丈夫说她慷慨激昂。她认为她说的对,今后应注意点口气。但给法轮功学员洗脑是绝对错误的,是当权者的政治阴谋。那些直接参与给大法学员洗脑的人是在助纣为虐。

第二次洗脑班大概在2000年5月。大姐坚决拒绝参加。后听说这次班很邪恶,由市“610”直接操办,用的是军人、地方是民兵训练基地,单位和公安逼迫大法学员参加,有的还遭强制绑架,他们以军训为由,对大法弟子進行超负荷体罚,并且每天强迫其听诬蔑大法的文章,看诽谤师尊及诬陷大法的漫画,若不配合,则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跑步等。

三、揭露政治谎言全面讲清真象

在上访、炼功被抓的情况下,大姐意识到,中国的强权政治已经强权到了极点。我们对被谎言迷惑的广大受害者来讲,还应该尽最大的善心去讲清真象,去尽力相救。同时意识到讲真象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1、倾尽所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下来,大姐仅剩下一个饭碗,白天上班要搞好工作,紧张工作之余,时间很有限。每天基本上是早上五点起床炼功至七点,赶紧梳洗后七点半去乘车上班,晚上下班五点半一進门就开始学法至七点,然后边吃饭,过听新闻。七点半接着学法至9点左右,然后开始做真象工作,中途还要发正念,每天只能学两讲《转法轮》,中午时间学其他讲法和外出处理有关事情,常常工作至深夜,总觉时间太快,不够用。

3年来,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她并不强求别人,只是抱着最大的善心做自己应该做的——就是针对这场政治谎言和残暴行径,揭露邪恶,讲清真象,使该得救的人得救。同时针对讲真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静心作理性的思考,对中国的强权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2、竭力挽救。在讲真象过程中,她认为最难接受的是行政官员。他们大多是无神论者,有一定地位,比较清高,固执己见,政治名利、政治观点已取代了他们的思想,成了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是强权政治的执行者,是最危险的阶层,而且还带动许多不明白真象的人。大姐觉得更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明白真象。

(1)大量派发资料。与其他学员配合,针对各类人员和行政干部及知识界、企业人士的名单,根据他们文化层次较高的特点,如市级、县级的政府干部,教育界、司法部门、企业干部等,主要发一些理性较强、事实清楚的真象资料。与其他大法弟子配合,对这些人长期大量地讲着真象,从本地和外地派发资料。

(2)重点讲述真象。针对比较熟悉的执政干部、亲属、朋友、同事等,采取有针对性地重点派发或写信讲真象,大多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发送。从揭露政治谎言、法轮功为什么不是参与政治、为何讲真象等问题一一说清;并从人生哲理、历史规律、道德良知、科学知识、法律人权、中外预言等诸多方面進行启发,希望他们能够理智清醒,摆放好生命的未来。

3、迷雾渐散。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在揭露谎言、讲清真象方面付出了他们的所有。有多少弟子被非法抓、打、判、甚至被迫害致死。但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们证实大法的心。他们的真诚和善良,使人们在强权政治迫害的铁证如山面前开始清醒。

(1)家人及亲属的关心。3年来,她母亲、姐姐、妹妹、女儿及其他亲属,开始理解和支持她。原来他们认为她出去讲真话是不顾亲情,现在他们看到她并不是那样,事实是当权者在作恶,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逢年过节照样来往,有困难照样帮助。他们经常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不要叫公安再抓去,同时为了她的安全,帮着做一点讲真象的工作,虽然做不到去修,但却能理解。她母亲70多岁,毅然决定跟她过,也看书在修,帮着做家务和一些辅助事情。她真高兴,她想大法学员的亲属们,大多都能得救。谁也不会再相信法轮功学员会去杀人、自焚,政治谎言再也骗不了明白真象的人了。

(2)同事、朋友们的变化。除了口头讲真象外,她在单位把工作搞好也是在讲真象。单位同事在与她接触中,都认为她是好人,而且说她境界高,从未有损公肥私的想法和行为,从不大吃大喝,打牌赌博。对工作认真负责。虽然她年近五十,但仍然精力充沛,兢兢业业。他们基本上都能接受真象,虽然表现麻木,做不到正义支持,但也不至于去做助纣为虐的事。另外,她所住的大院(政府大院)的一般干部,都认为她是好人,没有谁歧视她。还有退休老干部对她说,你爱人不该离婚,现在的政治运动,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帐,要我正确对待。她看到大多数人都是明白的,只是他们还不敢站出来支持而已。

四、对强权政治的理性思考

对讲真象中反应出的一些问题,也促使她做过一些理性思考。

1、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强权政治运动。

(1)江氏集团操控所有宣传工具,面向全世界系统地传播欺世谎言。1999年7.20以后,当权者操控国家强权政治统治下所固有的政治性媒体系统,报纸、电台、电视、网站等全部卷入,公然将构陷法轮功的各种欺世谎言覆盖全世界,什么“天安门自焚”、“京城血案”、投毒杀人案“等谎言众所皆知,煽动世界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达到铲除异己的目地。

(2)启动整个国家机器,系统進行打压。1999年6月,当权者为打压法轮功,授权成立了“610”办公室,各级党委、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各部门、单位、居委会、学校、各党派、宗教团体等从上至下系统地对法轮功進行持续的镇压、监控和迫害,这种打压运动是全方位進行的,谎言的宣传也是无处不在。人人都在受强权政治的摆布,开会、揭批、签名等不择手段。每个真修的大法学员更在被迫害之中。

(3)大搞谎言“一言堂”,系统酷刑迫害,系统進行信息封锁。在这场迫害中,当权者除了发动全国新闻媒体造假,动用整个国家机器镇压外,还大量非法抓捕讲真象的学员,非法关押進行酷刑折磨。它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从中世纪的刑具到现代化的电棍,从政府官员亲自动手到逼迫犯人作恶,是历史之最。几年来,上千大法学员被无辜迫害致死,十几万人被送進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非法判刑的至少有六千人。同时对大法及大法学员的被迫害的真象進行严密地信息封锁,如各大网站的封锁及各种监控措施等,使中国民众听不到第二个声音,妄图使对法轮功的酷刑迫害在暗中進行。

(4)全方位的灭绝性洗脑。当权者发动这场对法轮功的政治打压运动,可以说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洗脑运动。它对大法学员实施的非法酷刑、强行送精神病院注射迷魂药、各种洗脑班、看政治谎言录象、逼迫大法学员和旅客在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上踩等;还有迫使人们在旅游观光场合骂创始人、百万人签名、看“×教”图片展、看诬陷电影、学校课本诽谤、考试答题、传达秘密文件、新闻报到、讨论发言、亲情劝说转化等,真可以说是无其不有,不择手段,目地是逼迫修炼的大法学员转化、放弃修炼,逼迫人们接受强权,屈从强权,远离正信,将人们带向罪恶。

(5)反人类罪恶。当权者对法轮功的镇压最邪恶之处在于它的反人类性质。它以个人意志强行发动了这场镇压,并强迫政府接受其非理性的、违宪的个人决定,随后成立了专门镇压机构,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对以真善忍为准则的群体進行镇压,并下达灭绝政策,全国上下残酷地、系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它是对全人类正义良知的践踏,它迫害的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尊严和良知。这种罪恶并不完全表现为明处杀人放火,而是政治谎言掩盖着政治假理,表面施舍性的假善迷惑、动摇和毁灭着整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2年10月,江访美期间,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属以群体灭绝罪将其及610办公室告上美国联邦法庭。目前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多个起诉江及同伙的案件在進行。中央罗干、曾庆红、李岚清、丁关根;湖北公安副厅长赵志飞、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北京市长刘淇、辽宁副省长夏德仁等高官被诉海外法庭。其中缺席审判宣判丁关根、刘淇、夏德仁有罪。与此同时,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60多个国家及地区,修炼者处处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做好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上千项褒奖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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