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法修炼的一些过程与体会


【明慧网2006年1月11日】我是一名警察人员,在警察局是承办户口查察的业务。我最近有一些正法修炼的过程与体会,提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一、善意的去讲,都会起作用的
            
一些大法弟子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有时见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状态时,认为讲也没有用,因此宁可背后去说,也不愿意当面讲。我想有的同修看起来就是说不得,可是当面讲真的没有用吗?以个人亲身体会来说,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善意的去讲,多少都会起作用的。

因为个人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得法将近六年以来,有时会做的不好或有不符合法的状态被同修指出来,虽然当时或许对同修的看法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别人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可是同修的这些指正虽然大多已经事隔几年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印象深刻,并且时不时对我起到警惕和反省的作用。

我想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修炼人,都知道应该向内找,所以不可能对同修讲的话当作耳边风,因此就算当时认识不到,但修炼过程中或时机成熟时,可能逐渐就会认识到了。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有一次我给某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提了一些批评与建议,一位同修听了以后就不客气的说: “参与媒体的同修都很辛苦,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做不到就不要建议,建议了就要自己去做”。听到这些话以后,我当时头脑中直接的反映是:这是什么逻辑啊!交流就是要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才能促進整体的提高,不能提意见那还能叫交流吗?何况自己做不好就不能叫别人做好,那不是邪恶一伙想出来的歪理吗?……等等的想法、争斗心都冒出来了。

那位同修的指责表面听起来很不合理也很不讲理,可是也让我意识到办媒体的同修都很辛苦,往往分不出身来做其它额外的事,所以须要我们实质的支援和配合,而不只是口头上的建议而已。此事也促成我给该媒体写了许多适合常人看的故事,而且与同修交流后,认为也可以另外开辟一个专栏。

如果当时那位同修不直接讲,我就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还可能认为办媒体的同修不负责任、做的不好。因此我们该讲还是要讲,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难免还有常人之心,所以还是尽量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讲才好。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们整体的场就会越来越正,证实法的工作也会越做越好。

二、打电话

我以前曾经打过一段时间的讲真相电话,后来认为面对十几亿可贵的中国人,一对一的讲太慢了,而且在打电话时,经常不是打不通就是被挂电话,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因此总以为电话所起的作用与其它网路、媒体等可以大面积讲真相的工具,相较之下无法比。因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虽然同修多次呼吁打电话的重要性,可是自己还是一直重视不起来。

直到最近从新拿起电话,才逐渐体会到打电话的重要。我们打电话大部份是针对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或劳教所的恶人,也就是直捣黄龙、直接找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者。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的一通电话使一个公安不干了,就可能使许多大法弟子不会被迫害。想一想,一个大法弟子能救多少众生啊!何况被迫害的都是走出来的大法弟子,那么他还可以带动其他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另外,一个公安不干了,受其影响可能其他的公安也不干了。如此良性循环下去,有多大的效果啊!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了呢?

邪恶是怕见光的,我打电话时往往会告诉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在网路上曝光了,某年某月某日谁谁干了什么事,都写在上面了。如果以后局势变了或法轮功平反了,这些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想赖都赖不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能善待大法弟子,那么到时他可能就会没有事了。以这种方式去讲,经常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例如:某国保大队大队长,我告诉他说他的部属所做的事一一都公布在网路上了,而他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他听了以后就问:“在哪一个网站、内容怎么写。”我告诉他内容以后,要他约束他的部属,否则他的部属干的事将来也会算在他的帐上。由他回话的语气中,听的出来他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某单位的书记表示他知道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状况,他会帮忙想办法的;某村委会还答应协助营救被迫害的学员;也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答应把我所讲的话转达给其他的公安知道。

以前刚开始打电话时经常是心惊胆跳的,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对方又迫害不到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电话号码,有什么好怕的呢?何况我们同修无辜的被他们迫害,应该是他们怕,我们理直气壮才对啊!邪恶一般都是胆寒的,对我们大呼小叫往往也是心虚的反映。可是如果我们的语气不坚定或讲话胆胆突突的,可能不但达不到抑制邪恶、揭露邪恶的效果,反而助长了邪恶的气焰。

有的人认为打电话的效果不好。个人以为,效果好与不好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想一想,在那种对法轮功的态度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下,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职称的情况下,他们就算认同我们讲的话,会直接表态吗?所以口气软下来或静静的听我们说话,可能就已经达到效果了。还有就算对方不理智的开口骂人,可是等他恢复理智或夜深人静时,回想起我们讲过的话,也许就会怕的睡不着觉了。

三、识破邪恶的伎俩

有一次我刚進办公室,就见到我的桌上有一封自称大陆同修寄来的信。来信首先要求我与某某人连系,再邮寄“美术班讲法”给他,还留下了所谓讲真相班主任某某某的手机,然后表示衡阳一名警察张某某全家都修炼,并且要我收到信后发短信给另一支手机,信的最后也留下正见周刊的一篇修炼文章的标题。

收到这封信后,我直觉的反映是因为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刊登在明慧网上,那篇文章留有我的姓名与服务机关的名称,所以才会收到这封同修寄来的信。这封信一会儿写东、一会儿写西,让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虽然信的内容很粗糙,但我当时认为这应该是大陆同修在艰苦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信,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为了能尽快理出头绪来,我就在正见网找出信中写的那篇文章,并依照文章内台湾大法弟子留下的姓名,打电话问其他同修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位写文章的大法弟子。

同修听到我收到这样一封奇怪的信以后,还在积极打听情况,就叫我要小心,以免被特务所利用。

听了同修的话以后,我从新从另一角度来看那封信,才恍然大悟。整封信不但词句写的很隐讳,看起来像谍对谍一样,而且同修既然能看到明慧网我写的文章,也拿的到正见周刊,应该就能拿的到“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也可以透过网站和其他海外的同修联络才对,何必拐个弯给我写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呢?

信中还把“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写成“美术班讲法”,而且讲真相还有什么“班主任”的,感觉上好象是洗脑班搞多了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信中告诉我某某警察全家都修炼法轮功并没有什么意义。目地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为了取信于我,让我这条鱼赶快上钩吧!

刚收到那封信时,我本来想立即回短信给对方,但因为从来没有发过短信,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就暂时耽搁下来了。回想起来还真是令人捏了一把冷汗。身为一名警察人员应该比较有戒心才对,可是当时竟然都没有一点警觉。如果没有同修善意的提醒,依照信中留的手机回复讯息,也许我就成为同修营救的对象了。由此可见,大法弟子的善良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邪恶所利用。

四、修口

有一次,我到派出所督导一名警勤区警员的户口查察时,刚好那一名警员在值班,我就请另一名备勤的同仁帮忙值班一下,想不到他却爱理不理的,我看到他的态度不佳就气愤的表示改天我要督导他的户口。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改天我要找他的麻烦。

后来想一想,外勤同仁都很辛苦,何况大法弟子不应该轻易的被常人所带动,所以就没有再去想这一件事情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在三百多名员警中我很巧合的刚好督导到了他的户口。因为体谅同仁的辛苦,一般督导前都会事先通知,让他们有把缺失改正的机会,然后再前往督导。可是我联络他时,他说他第二天开始就要放长假了,为了避免影响他的休假,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派出所,因为没有缓冲的余地加上他自己平时也懒散,所以现地督导时当场发现了许多的缺失,回去算一算合计要记十几支的申诫。虽然督导户口的处分有一定的限制,不至于影响他的饭碗,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十几支申诫,这多少会使长官对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事后,我还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但那一位员警还在放假中不好联络。我要请分局协助联络时,刚好承办人与组长都有事在忙。此事向单位主管反映时,想不到平时不主张处分基层员警的主管,竟然一反常态的表示应该给他一次的教训才行。还有,局长一向都不太重视户口查察业务,那时竟然也要求督导人员要严格督导户口。

也就是说,自从我表示要找他麻烦开始,一路走来许许多多的巧合,环环相扣,他真的有了一个大麻烦。

从法理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讲话都是带有能量的,可是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应该讲的话有时稍不注意还是会张口即来,以致给自己修炼的路上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干扰与障碍。

五、四两与千斤

最近台湾警方将取缔非法来台大陆人士列为重要的工作项目。有些同事对治安单位特别重视大陆来台人士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就利用业务之便,在集会时将我看过《九评》后的认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结合集会的内容向与会的警察同仁推荐《九评》。结果几次集会下来,不但让三百多名警察知道有《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对共产恶党也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前后合计也拿走了一百本左右的《九评》。

有一句话叫做“四两拨千斤”,有时我们做某些事觉的难度很大,像千斤重一样,可是同样的事让有便利条件的人去做,可能就像四两一样的轻。没有便利条件的大法弟子要向三百多名警察推九评,也许很难做到,而我因为有承办业务的便利条件,所以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大法弟子的工作、家庭环境或拥有某些特殊技能,都不是偶然的。个人体会,有便利条件的大法弟子,师父都会安排机会给我们,就怕机会来时我们认识不到或怕心障碍自己,以致错失良机,让其他同修以千斤重的力量来做我们四两之轻的事。

同修们,让我们把自己可以负责的范围都做到位吧!










查询
至今为止所有文章
选择时间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