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学员自述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我于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于二零零零年二月初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在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等候,被公安便衣认出,将我非法送到哈尔滨驻京办事处的京滨宾馆九层楼。当时室内有很多被非法抓来的哈尔滨的大法弟子。两天后我被“接”回哈市,平房分局把我非法送到第二看守所拘禁。

农历新年前后平房区有近四十名大法弟子在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三月十八日以后(“两会”后)才陆续放人。我回家后,家人告诉我在新疆派出所交了五千元钱,并说,如果一年之内上访,五千元钱不予退还。亲人们从经济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损失和伤害。丈夫在单位写检讨并在会上读(所谓国家公务员家属不得为法轮功上访);孩子被同学冷眼相看;兄弟们抱头痛哭;父母亲整个农历新年以泪洗面。

电视、报纸仍是欺世的谎言和无理的谩骂。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和女儿再一次去了北京,由于上访无门,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丈夫领着朋友追我到北京,追到天安门广场,将孩子带回家,我被哈市公安局非法抓到京滨宾馆的第十七楼。第二天我被平房分局送到第二看守所。三个月后,由于我不写保证,被非法判劳教一年,于二零零零年七月末,被非法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在万家劳教所,由于自己学法不多,学法不深,在邪悟者的误导下,在干警的伪善面具下,写了三书,从而走向邪悟。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我回到家,到家的第三天单位就让我暂时上班,并让我写自己的思想变化的过程,我没及时写,六一零的人不高兴的说:“星期一办学习班,还想让你谈呢,赶紧写呀。”我草草的写了数页感想,六一零的人说:“书记看了,说这也没转化呀!”于是六一零(公司的)副主任给我写的加了几句话。就这样我在不清醒状态下背离了法。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同修的话使我清醒了,她说:“他们真的善吗?如果你不转化,劳教所和单位还会对你善吗?”是呀,这不就是伪善吗!我写了严正声明,从新走正自己的路。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位人民日报记者来公司采访我们。我想采访无非是为所谓的“转化”涂脂抹粉,我和另一位同修谈了我们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万载难逢,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

因为此事,我俩被公司开除,至今未恢复工作。

二零零二年七月,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新疆派出所绑架了我,他们一群警察强行把我塞在车里,当到派出所门前时我不进去,我说我是好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先踢我的腿,将我踢倒,于是他们一帮将我抬进去并把我推进铁椅子里。在派出所的二十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被锁在铁椅子里。深夜时,我一闭眼睛,警察就过来与我说话,不让我睡,虽然我不困,但我却能看透他们的心。第二天下午,他们把我送进看守所,孩子的父亲也跟单位(检察院)请了假,送我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见我两天没吃饭,腿不灵便,一直被搀着就不想收我。送我来的警察和副所长大惊失色,急忙去找科长,生怕关不了我,交不了差。于是先去体检。好象来到了地下室,阴凉阴凉的。孩子的父亲一直搀着我,他对医生说:“她身体不好。”那个男医生(五十多岁)恶狠狠的说:“法轮功有病也没事,照样押!”我被关进看守所,孩子的父亲(二零零二年在万家劳教所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临走下楼时,我看见他在擦眼泪。

在看守所一天不吃饭就给灌食。第二天她们给我灌食。我被关在八号间,这个间去了七八个人,按头的、按胳膊、按腿的,有帮医生往漏斗里倒粥的。由于我给这些人都讲了真相,她们都没用力按我,当我被插胃管后,一点不透气,快窒息了。我一用力将手抽出来,双手拔胃管,拔了三、四下才全拔出。管教一看没按住,就把八间的七、八个人送回去,让劳动班的人上手,她们来了,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倒往后拖,有坐在我身上的,还有的偷掐一把,我一点动不了,女医生(大约四十六、七岁)插完胃管后,她也不让女犯倒粥(里面全是盐),她只是不停的转动胃管来折磨人,我放弃了绝食。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被非法送到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三年劳教)。先是体检,然后送集训队。到了集训队先被罚蹲,两个犯人看着我们。一个是小偷,一个是卖淫的。她们用脚往我后背上跺,小偷告诉卖淫女怎么踩得狠。卖淫女一试差点摔倒,就不跺了。几个平房区邪悟的过来与我说话,我不听。警察姚福昌拽着我的头发往门外拖,到了监控室的屋里用电棍电我,因为我躲闪,就把我绑在铁椅子里;因为我说:“你们这样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于是他让犯人把我的嘴用胶带缠上。一会又来了几个人,其中警察赵吉庆手拿电棍从我脖后伸过电我的后背,我索性两眼一闭,心想:电吧,我也豁出去了。他们这时手同时停住,也许我的态度他们感到吃惊,其中一个女警察恶狠狠的说:“给你时间考虑考虑。”说完他们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绑在铁椅子上坐着。当时自己心想:三年啊,怎么熬啊,谁不比我修的好啊,我对自己没信心,我违心的写了“三书”。晚上,不让我们休息睡觉,警察吴洪勋恶狠狠的说:“她们是假‘转化’,不让她们睡觉!”

在集训队给我们看录象,上课,读“书”,以达到洗脑的目的,还经常“答题”或回答问题,不按“要求”答就被体罚、上刑或办集训班迫害

每次答题我们都不按他们的答,后来警察逼着我们写保证,保证以后答题按他们的答案答。由于我不写保证,他们(她们)就体罚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开始罚蹲到晚上十二点。邪悟者许凤萍为了讨好管教们,晚上十二点也不让我睡觉,不写就别想休息。我不想再坚持蹲下去,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写了保证。

记得二零零三年二月,给我们办了集训班,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休息。白天十七、八个小时一直坐在小凳上,但每到整点时让我们站起来背几分钟“守则”。这十七、八个小时内不让上厕所,(只有早五点和晚上十一点洗漱时能上厕所),有几个人把棉裤尿湿了。我不敢喝水、吃饭,或只吃一两口饭。因为有一次我肚子痛她们不让我上厕所。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分到十二大队。记得十月末晚上六、七点,十二队队长让大家提前收工,回各班写思想认识,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了真话,我只写了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过了几天给我们五个人办集训班,说我们“煽动”。办班时由于我们不按管教的要求写思想认识,都说真话;那天让我们蹲我们不蹲,(中午)所有管教都跑来拿了手铐就把我们铐在床旁边,我们蹲了一宿。凌晨两、三点钟,小艳子蹲不住干脆坐在地上,管教不让并抱住她胳膊用力让她蹲,别人也坐在地上,管教们冲出卧室,小艳子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喊:“不许打人!”把全队的人都吵醒了。大家发现我们都没回班睡觉,第二天大家全罢工了,我们不吃饭,她们也都不吃,因为大家心齐,管教们不体罚我们了,并把我们送回集训队。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我们从十二大队回到集训队时,集训队正在办集训班,我们遭受洗脑、体罚、暴力。

二零零四年二月,农历新年刚过,早上大家背守则时不背,于是八、九点时被突然带到操场上冻了一上午,很多人没穿棉鞋,也没穿厚衣服,包括年岁大的。

二零零四年五月初,有一个学员手里拿着一沓写好了名字的晋级(“减期”)表发给有上面名字的人,所有的人都不要填(当时是晚上七点多)。于是管教、队长逐个找到管教室谈,软硬兼施,许多人没办法填了申请晋级表,她们“忙”到了深夜。她们没找我。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大家去接见(每月十二日是集训队的接见日)。刚吃完中午饭,大家从饭堂回来上楼,就听警察赵吉庆喊:“‘闪电’,去把警绳拿来,出去一个吊一个。”因为一会马上让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背守则,并给每一个人评什么分。第一个叫李红梅,不背,为了恐吓下面的人将李红梅的脸用电棍电变了形。我们是在最后面坐,当喊我时,我径直往前走,没在前面停留,直接走向门外。姚福昌追了出来。要把我关进小屋里,他一开小屋门,我看见里面有三、四个法轮功学员被扣在床上、栅栏上,同时被几个警察电棍电着。我只听见电棍刷刷的放电声。又推开一扇门,里面又是人,于是给我推进监控室。他拽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拽,把我按在控制柜上,腰也被狠折一下,他挥舞着拳头一通猛砸我的头。由于我们不背守则,不填晋级表,五月份给我们办了集训班。我们每天上午干活,下午练队列、看录象、“讨论”,晚上吃晚饭就开始体罚,蹲到十二点才能休息。那年五月下旬,天很热,下午我们要绕操场跑,直到有一天有人晕倒了,才不让我们顶着烈日跑,改成了做体操、走队列。有一天我们绕操场跑,邵楠管教说:“你们跑的太慢,不好好跑,你们就永远跑下去。”她让我们走队列,喊口号,说我们口号不响亮,不好好喊,于是让我们走鸭子步,并让许凤萍做示范,虽然我们没走多一会儿,但却让我记忆犹新。六月一日晚上,我们蹲在地上,姚福昌手拿着新买的高压电棍坐在长凳上。他突然站起来挥舞着电棍往我们后背猛砸,之后又坐回到长凳上。一会又起来舞着电棍往我们身上砸。也许他急于向所领导交差才如此不择手段。我想起了这一年的春节晚会有对对联的节目。有一天姚福昌很得意的说:“看我编的对联:‘警绳电棍和铁椅,你要不服送给你,横批是:蹲吊结合。’”

二零零四年六月初,我被分到七大队,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站的时间长了(在墙上编垫子)腰象裂开了似的疼,不能弯腰,很长时间才熬过来。在七队的这一年,由于我不填晋级表,管教经常找我谈话,自己觉得压力很大。不仅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早晚还得背“守则”,还经常上课、讨论、写纪实、答考卷等等,感到身心疲惫。

二零零五年六月下旬回家后,公司不让上班,只得去打工;没有家(丈夫怕受牵连已离婚),只得住在母亲家。不仅如此,家中电话被常年监控,这些年来一直有专门监视我的人,甚至我去商店他们也要跟进去,慌慌张张的发怔。

这些年我所遭遇的所强加给我的迫害不能一一陈述,即使一一去陈述用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只希望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早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