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年来证实法的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我是从1996年开始炼功的,当时就因为《转法轮》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的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炼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其他的我觉得说的很玄,并不感兴趣,但为了自己美丽的目地,还是走進了大法。1999年7月21日那天早晨炼功,炼到两侧抱轮时,我感到浑身从未有过的轻松,两个胳膊象没有了一样,心里还荡漾着一种喜悦。

但就在这天上午,得到的消息却是邪党政权全面迫害已经开始,长春一些辅导员已经被抓。我心里感到茫然,但还有些不相信这些消息。“怎么会呢?一定是政府搞错了”。

一、上访证实大法

身边的功友说咱们到省政府说理去,我和同单位一个功友打出租车到长春时已经是半夜了。省政府周围人山人海,但秩序很好。我俩找到一些认识的功友并坐了下来,听一个人说,他们县就来了七、八千人。第二天上午,武警开始行动,拖拽、打功友,把人一车车拉走。我们被拉到郊区一个警察学校的大操场上暴晒到下午3点,广播不断播放镇压的公告,武警一步一岗荷枪实弹,那架势好象是一场战争要发生。我这才开始真正相信:政府疯了,迫害真的开始了。

那时,被拉到操场的弟子有数千人,在那里我看到了自己与功友的差距。长春大法弟子能背很多师父的法,可我那时连《论语》还背不全。当广播播放造谣大法的事实时,有一位年轻的男功友立即站起来说:“全是诬蔑……”,还没等我看清时,他就被一帮武装警察给打倒了。又有功友站起来说“不许打人……”,也被打倒了。那时我没勇气站出来,只有伤心,心里茫然不知所措。

从长春回来后,主管局的书记让我俩写保证,我俩就给他讲得法后的受益。同修原来是单位有名的病秧子,腰间盘突出严重,走路缓慢,各种小病不断,常年离不开药;修炼后,短短几个月,简直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她讲完后,书记问我,“她身体受益,那你呢?”我就讲我的受益情况。在我俩真诚的谈话中,书记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其实我也想练来着,可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机器说了算,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俩还是写个保证让我交差,自己偷着在家练”。我俩抹不开情面,于是文字游戏般写了一份似是而非的保证书,那时不仅不知这给自己的人格和修炼抹了黑,还庆幸以为自己长春也去了,就算过了这一关。

当时,在那铺天盖地的谎言中,真是有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我自己也不断在反思、在衡量。丈夫打开电视并对我说:你还是看看吧。电视正在播放官方谣言,我对丈夫说“你看电视播放天大的谎言,《转法轮》是师父把几个班讲法整理写成书,师父的当场录音还在,他们就敢撒这么大的谎?看来流氓真是什么新闻都能编得出来了,已经不择手段了。电视谎言越播,我越是相信大法。”看我这样,丈夫索性关掉电视不让我看了。那段日子,真是沉浸在悲哀中,除了学法外,自己不知道怎样做。

二、散发真相资料

到2000年7月份,我县已有一些功友先后从北京回来被非法劳教,也有精進的弟子开始做真相资料散发,我也在功友的带动下,开始出去散发真相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怕心少,也不懂得安全。

记得有一次,我同两位功友想去农村散发资料,因我丈夫有个小汽车,就和我丈夫商量,让他带我们去。但他没有驾驶证而且技术也不熟练。他虽然不是炼功人,但很爽快答应了。清晨,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他把我们送到村屯入口处等我们,我们步行進入村庄。由于第一次到农村发资料,没想到一户户距离很远。加上道路不熟悉,经常迷失方向,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才发放出几百份,而我们带了几千份资料。后来我丈夫建议,这样什么时候能发完呢?干脆我慢慢开车,你们也别下去了,就在车上发。这样咱们去的地方多,而且也快。这样我们一路下来,几乎这个小镇一侧的农村我们都走到了,回来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后来才知道,在我们刚发两三个屯的时候,公安局就已经接到举报,警车一直在后面追我们。那天路特别滑,农村的路没人扫雪,还特别窄,我们只能沿着已碾压过的车轮迹走,而且我丈夫开车技术不是很好。可他们就是没追上我们。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怎能闯过那次的险关。现在才明白,没有怕心,光有热情,不理智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那时,我县大部份功友已从开始不知该怎样做,到都走出来做真相资料了,而且有的功友以不同的方式证实着法。有一功友看起来挺瘦弱的,自己拿着录音机,清晨爬到好几十米高的广播塔上播放,那时也不懂那么多技术,得在上面把声音放出来才能再往下爬,功友也安全的走开了。镇里好多人都以为是给法轮功平反了,说那是世界法轮大法电台播的(实际功友播放的是法轮大法电台首播内容)。这一举动又给功友很大的鼓舞。

三、上访被劫持

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很多功友都要去北京上访了。我和单位同修也商量着要去,她问我:你为什么想去?我说我觉的是大法弟子就该站出来证实法了。就在我俩商量着要去还没有定下来时间走,全县公安、县委已经搞的很紧张了,单位一把手开始找我俩,让我俩写保证。在这之前我俩一直没向他讲过真相,有书记在,他也一直没过问过我俩的事,因我俩在单位无论工作、还是为人,是全单位公认最好的。他平时很放心我俩。单位一把手以狂傲和在政界有点小势力自居,单位职工都很怕他,向来他说怎样就得怎样做,没人敢反驳他。这次他也满以为我俩会无条件的顺从。我俩给他讲真相,他听不進去,他问我还炼吗?我不大不小的一声回答“炼”。他激怒的说:“这样的话以后别让我听见,反正一句话,不写保证就别来上班了。”他小看了修炼人在法中修出来的坚强意志。我和同修商量:没地方说理去,只有去北京。这样我俩决定了。

还没有到达北京,我俩在火车站就被邪党人员非法抓了,被劫持回来。在拘留所里,同修家人托人找关系的,她四、五天就出去了。我在拘留所里面心里没有太大的起伏,每天我都背法,向拘留所里的工作人员及犯人讲真相。很多人都说:就你这么坚持,肯定得去劳教。我说: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

到二零零一年元月二、三日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功友从北京被邪党人员劫持回来,看守所一搁不下了,就有一批功友被送到拘留所来。有的功友進来就开始绝食,有的讲述她们在北京的遭遇。有一未婚的年轻女功友,被打的遍体鳞伤,脸肿的不象样,眼睛都模糊看不清了。我还没悟到该绝食,依然吃饭。到第二天又有一功友在看守所被打的遍体鳞伤转到拘留所来了,她说看守所功友都已集体绝食了,我们是个整体,必须一起反对这场迫害。这是我在拘留所只差一天就到十五天了,所长同我说:这些天你看我们对你还不错,你就别跟她们闹啦,人又不是我们打的,明天你就到日子啦。 我说:要走都得走,全部放人。他又说:那我可管不了那些,我只执行命令。有同修偷偷劝我:那可能你就该走了,出去把里面的情况告诉在家的功友,给邪恶曝光。

这么多人的绝食,公安局已经乱成一团了,无暇顾及我了。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出来了。出来后功友都觉的奇怪,公安局怎么什么也没让写也没说就放人了。我把里面的情况告诉了外面在家的功友,也把里面的情况写成真相资料给邪恶曝光。外面的功友又组织了一次集体去公安局上访要人。可惜当时法理悟的很浅,没能坚持下去,结果是好几十人被非法劳教。在我还没出来的时候,单位就已经开会把我和同修开除了。

四、打工、回单位讲真相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去了外地打工,在工地做施工技术工作。由于工作这些年不是干的本专业,已经把大学所学的专业课都忘记了,又没有实践经验,工作起来很费力。但我觉的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该是个好人,在工作上也不例外。所以我起早贪黑的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很快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这时候我再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大部份人都能接受了。工地施工期间本来就加班加点,再加上我技术的不熟练,我又什么都想做好,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很晚。这样使得我学法少了,炼功就更少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七、八个月,不知不觉中我已离法越来越远了。这期间,有一位男同事,我俩工作需要互相联系的太多,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他,又给他讲真相,他也能接受。当我发现他对我有意时,我也没有严词拒绝他,同他尽可能保持距离。可慢慢发展到了他愿意放弃已有的家庭同我结婚时,我自己却已经掉進情里不能自拔了。最后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已注入我整个血脉,没有大法,我无法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结束这不正当的关系。”虽说后来我在痛苦的挣扎选择中还是选择了大法,走回来了,可这却是我修炼中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个污点令我每每想起都无脸面对师父的法像。所以这里我想对功友说:千万吸取我的教训,别走错了路。在修炼的路上我重重的摔了一跤,很惨也很痛。

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份,我县邪党人员已办了几次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原单位虽然说给我和另外一名同修开除了,可县里还是三番五次的找单位让我俩参加洗脑班。那时对我俩的开除,单位的人议论的沸沸扬扬,单位一把手对自己极尽功利的把我俩开除,并没得到上级的赏识,他也似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对参加洗脑班,他似乎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极其卖力的找我俩参加洗脑班,并说参加了就给我俩恢复工作,我俩坚决抵制不参加。他被我俩坚决的态度震慑了,非常想同我俩谈谈。我和同修商量着该给他讲真相了。当他看到我俩一年来丝毫没被物质与精神上的压力压垮,而且精神焕发、满面笑容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都惊呆了,只说了一句:别来无恙。这次同他讲真相,他没再说什么,只是说:“象你俩这样的好人被开除了,我也于心不忍,我要调离工作了,希望你俩能写份保证回来,我给你俩补发工资。”我俩态度也很坚决:“想回来工作,但是无条件的。”他没有答应。后来他调离工作走了,单位暂时由书记主持工作。这时单位就有同事建议书记:你看咱单位炼法轮功那俩人多好,你做做好事,在单位新领导没来之前,你同上面做做工作,让她俩上班算了。(在这之前,同修已与书记讲过好多次真相了)书记也真痛快,就照做了。上面的结果是:让我俩暂做临时工,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看表现。对这事我与同修有不同的悟法,她觉的应该去上班,这是我们证实法得到的,证明我们没有做错,到单位还继续证实法呀。我觉的她说的也不错,可又觉的没做到位,凭什么是临时工,还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我就找到书记说:首先我感谢你做出的努力,但临时工和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我不能接受,这还是对我俩的迫害。我要求按百分之百开工资,而且正式工作,不存在暂时之说。

就这样单位同修二零零二年五月份开始上班了,我还在外地打工维持生活。这时,我已能多学法、炼功了,又从新爬起来在法中修了。技术也比以前过硬了,老板又给我增加工资并重用我。到二零零二年八月份原单位那边新领导上任,他又从新向上级做工作(以前也给他讲过真相),让我回来上班。我觉的自己应该回家乡证实法了,毅然放下了老板给我的丰厚物质条件,回来上班了。

就这样,在别人看来非常邪恶的二零零二年,我俩却都回去上班了。我更加理解了师父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在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的法:“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的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成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的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的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

五、制作真相资料

回来后不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更加努力学法,抓紧补回失去的时光,并找一些身边的功友到我家一起学法、交流,又象回到了刚得法之初,努力精進。这时我地区由于前一段时间资料点被破坏,功友被抓、被判刑,使得证实法的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同修们得到经文都很困难,更别说得到《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了。我就从外地带明慧周刊给本地同修。由于路途远,就半个月取两期周刊,回来后再由同修印制给当地同修看。我又从外地功友那学自己用丝网做真相资料,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庭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

我自己印完资料,再找一同修与我一起出去到镇里及周边的农村散发,一次只带几十份。我周围有三、四个同修,我轮流的找她们,让她们每周都出去一次,我自己每周出去三、四次。每次一、二个小时也就回来了,要是在镇里散发不远走,有时只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一点也不影响学法,且做什么事情都不影响。不出去的时候在家一个人印制资料,折好包装。自己修口做的也很好,连同我一起出去散发资料的同修也不知道资料的来源,同修也很好,从不过问这些。做的得心应手,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很少,体会到了家庭资料点的如意自在。

后来镇里大的资料点也慢慢运作起来了。大资料点印制的资料质量好,而我自己用丝网做出来的资料容易掉墨,一磨就模糊了,而且大资料点有时资料又有剩余,又考虑到让众生看到的资料质量更好一些,我就不再用丝网做了。为协调人同修B安全考虑,我让她别在家里存放资料,把我们一周要做的资料放在我家,由我整理包装。B同修也考虑我的安全,不让我与大资料点的同修接触,B同修修口也做的特别好。以至我都不知道大资料点的同修是谁。我们几个同修开始慢慢的由开始的几十份增加到一百份、二百份、几百份。走的也越来越远,扩散到附近功友少的镇及周边农村。这时每次出去的时间就长了,有时要七、八个钟头才能回来,有时回来已是后半夜了。这对我们几个有工作的同修来讲,有时显得有些忙乱。但只要能静心学法,状态也都很好,平稳進行。可不能静心学法时,同修之间的矛盾就多了,互相交流也少了。

眼看功友的一些执著在膨胀,却被急于做资料的心掩盖了,其实这时我们就该惊醒了。不能抱着自己的执著不放去做证实大法的工作,更不能用证实大法的工作来代替修炼。开始是B同修与另一同修在买卖房中发生了争吵,大动干戈,给周围邻居及知道的人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事后两同修还谁都不认错,干脆说不得。这时我与B同修接触最密切,我却没有给她严厉的指出来,真是像后来有功友批评我说:“就你那轻描淡写的说她,根本不顶用。”这时B同修积攒的执著越来越多,以至于与她丈夫(也是同修,暂称为同修C)俩人也矛盾不断,甚至C要打B.同修C又让我严厉给B指出来。当我同B说时,她哭着向我诉说她的委屈,我的常人心起来了,心软了,还安慰了她,却没在法上考虑,完全用了人心。过后几次想说却碍于情面也没严厉的给他指出来。等到B与单位同事发生争吵,这次我虽给她指出来了,并且让她一定给单位同事道歉,挽回影响。同修B又哭了且很伤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执著,并说不想再做协调工作了。我看到她那样心又软了,这时正是《九评》刚出来,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很多事又急需协调人协调。我又劝她去掉执著,该做还得做呀。这时我要能及时查找自己,做到师父说的第三个人看见矛盾都该找自己,一切就该不是现在这种结果。我不但没向内找,却跟同修C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总该给人留点面子,太过的话我也说不出。”还劝同修C增加心的容量,去容纳同修的缺点。可见我的常人心多重了,帮助同修还怕什么呢?即使同修当时不接受生气了,可那不是为同修负责吗?碍于情面维护自己的温文尔雅,多种的常人心呀!

到二零零五年一月,我们地区已经能自己上网下载,不再需要我去外地取周刊了。为减轻大资料点的压力,我把刻录光盘的工作拿到了自己家里做,我就更忙了。那时县里看到《九评》很紧张,有的功友也没有及时在法上认识上来,出去散发《九评》的人很少,大资料点的设备印制资料一百份与一千分的成本几乎无差别,只在纸张的数量上有差别,印制的越少浪费的越大,资料点又不存放资料,有人要多少份就做多少份,整体上配合不好,出现了极不协调的局面。这时就应该多学法向内找,使整体配合上来。而不是个别几个人挑重任,我们几个同修又加大了散发真相资料的力度,每周一百套《九评》,那时一套《九评》是九本小册子,这样一周我们需要做九百份,做到后半夜是常事。同修B与大资料点的矛盾也不断,本地区整体上需要协调的事也配合不上来。我自己虽说忙中学法没落下,在同修间的矛盾中,有时却也出现了心的容量已满,不想再这样做下去的想法。这时我们还没能及时停下来向内找,被常人表面的轰动形式带动了。

其实什么都代替不了修炼的,修炼就该踏踏实实的修。到二零零五年七月同修B、C与另两位同修在散发《九评》时被抓。当天晚上邪恶到我家时,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正念闯了出来,资料、设备也无损失。可教训是惨重的,何止是几个功友被抓。功友看到表面形式的严峻,一段时间内怕心重的功友走不出来。正法進程这么迅速,真是不该再出现这么大的漏洞了。我想B同修固然有很多该去掉的执著,可面对这样的同修,我们要能真正的放下自我,少让她做一些工作,多给她一些帮助,而不是在她背后说三道四,那才是对同修的真正负责,不也是对法的负责吗?

我正念闯出后,流离失所了,却没能正念对待这些问题,多向内找找自己,反而误以为自己可能还不错,要不怎能正念闯出呢?面对被抓的同修说出了我,大资料点没受牵连,我有些欣慰,但还用自己认为的善去理解同修,把法的标准都混淆了,怕心也出来了,人心也多了,偶尔的一阵敲门声有时心跳也要加快。这些都导致了邪恶对我迫害形式的加重(后来对我批捕,在网上通缉),并去骚扰我的家人。

这些都没能令我清醒,而是在我背完一遍《转法轮》之后,写此文的过程中才清醒的。我们该有善心,但不该没有正念。我们真该警戒自己的善了,是真的善吗?法是有标准的。古人还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呢。至此,我对师父经文《挖根》中的讲法:“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有了更深的理解,理智正念的对待法,凭感情做事是不行的。

六、家人明白真相

我想再简述一下我家里的情况,我丈夫本人心地善良,但他是个赌徒,爱打架,总爱打抱不平,忍不住,什么事不对心思就出手伤人,但他从不欺负弱者,在这个浊世中也被越染越黑。我俩的婚姻也是伤痕累累,几近崩溃的边缘。可喜的是,这些年在大法的感召下,他已完全改邪归正,不再赌了,思想完全转变了,虽未修炼,却无怨无悔的为大法做了不少工作。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工作,他也愿意去做。他还在他工作的周围讲真相。《九评》刚出来,他就以真名退出恶党组织,他说:“被这个邪党愚弄了这么多年,该清醒了,不求神保不保平安的,都该退。”师父也给他显神迹,记得一次我俩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由于不熟悉路,回来时迷路了。漆黑的晚上,一点月光也没有,在穿农村的横垄地时,他说从后面一直有一束光给我们照路。可我却看不见,黑黑的,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他几次回头看,都找不到光的来源。不知不觉中,我俩走出大地,一看正是回家的路。还有一次晚上,他自己去喷字,他就象有光照在墙上一样,每个笔画他都能看清,喷了一个一人多高的“法轮大法好”。他说过后眼睛很亮,在晚上也能看到很远。对我能从围困的六楼平安而出,他更是相信大法的神奇了。我虽流离失所,他也没有怨言。在证实法的路上,他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师父一直都管着他、警示他,前几天,他还做梦自己在考场上答卷,最后的考题是回家。

我儿子今年九周岁了,小学五年级。从小他时常与我一起学法,还能背一些师父的法,大法也赋予了他智慧。他非常聪明,且能以神奇的速度阅读文章,在学校也名列前茅,老师都很喜欢他。这个孩子也非常好斗,来了撒野的狂性谁也管不了,但只要用大法的法理去引导他,立即他就会变的乖乖的。他有时还为自己不符合法的行为大哭,恨自己改不掉。现在他已背会《洪吟(二)》,正在通看师父的所有各地讲法,在法中茁壮成长。

参加邪党几十年顽固的老父亲,去年在病危期间(医生说是败血症),只一句“法轮大法好”就挽回了他的生命,当然在得病之前他的思想也在逐渐转变,耿直的老父亲用真名退的党,不细述了。

总之,大法给予我们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与大法的感恩,只能继续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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