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刘淑贤在北京上访、讲真相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作为从九九年到零三年,多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说句公道话而多次遭受邪恶迫害和关押的我,至今才开始揭露迫害,真是太惭愧了。提起笔来泪眼朦胧,这么多年,对那些迫害不愿回忆而又刻骨铭心的迫害伤痛,回忆起来真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是九八年因身体不好在同修的引导下走入大法的,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我和同修准备去长春上访为大法讨公道,结果被十四岁的儿子发现,告诉了他爸爸截回了我,我想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在祛病健身的同时,还会使人的道德回升,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就不让炼呢?政府肯定不了解,我一定找机会去上访。

第一次去北京

九九年十二月份,我再次抱着为大法和师父鸣不平的心,和一年轻的同修冲破重重阻力,和家人的拦截,从吉林转四平,再到北京。在火车上,警察挨个盘查,一名男子当时就被带警卫室,我和同修都没带身份证,我想可别查我们,结果那个恶警刚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就过来一警察把他叫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们心在保护我们哪。

来到天安门时正是上午八点多钟,警察盯上来问,是来上访的吗?说着就把我俩送上早就准备好的小车里。车上都是上访的同修,不一会又送来四、五位同修,车里塞得满满的,把我们拉到前门派出所,那里有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当时有正在遭毒打的,还有的被关在铁笼子里,还有被带走的。到了晚上恶警把我送到吉林省驻京办,收我们的物品验身,哪都翻,二百多元钱被洗劫。

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戴着手铐把我们送上吉林的火车,下车后被我乡村支书和派出所指导员劫持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审讯后,又强迫按手印,照相后。又把我们劫持到越山路拘留所十五天,逼迫家属交了三百块钱的伙食费,强迫坐板,第二天是元旦,木板床上一床被子也没有,吃的是发霉的玉米窝头,带泥的白菜汤,一姓朴的恶警天天辱骂我们,说我们影响了她奖金。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五,我们几个同修准备到市政府去洪法,讲真相,还没等走呢,就被村干部劫持到乡政府,好几个村干部看着我们不让回家,给我们十多个大法弟子念诬蔑大法的报纸,一直到天黑才放我们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事先知道大法弟子要去市政府讲真相,有的直接去市政府抓人,我们一早上在家就被截住了。当年的三月份,中央开两会,乡政府,和当地派出所及村长又把我们劫持到一中学,怕我们上访看着我们。我当时家里开饭店,为避免他们找我只好跑到市内的亲属家,可晚上村长和派出所指导员带着丈夫找来了,硬把我从哥哥家劫持到二十四中学,连家都没让回,晚上停电,进屋黑黑的有十几个同修在里面,在这每天吃饭还要花十元钱,两会结束后又用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乡政府,把我们家属都叫来,逼着我们写不炼功、不上访的保证书,有个同修不写,她丈夫从家里拿来一根木棒,把同修的腿都打青了,她妈妈和姐姐都来逼她写,最后替她写了保证书,我儿子、丈夫及亲属也逼我写,当时因得法时间短,没能悟到不应该配合邪恶,也违心的写了,才放回家。

第二次去北京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们三个同修想再次进京上访,结果她们俩被家属发现,未能走脱,我决定自己去。我从小就胆子小,自己没出去过,经过两天的思考我战胜怕心,到批发市场买了线衣、线裤,一顶帽子和一个背包,坐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到长春又买了北京的火车票。当火车经过公主岭时,我不断地向外看,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就是师父的家啊,可如今不管我修炼的怎样,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流泪,我戴上了口罩,此时感到后背有一个圆东西上下转,可能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吧,因为我平时后背疼。到京后,通过同修事先告诉的地址,我顺利的找到开旅店的一同修家,我就和其它市的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到天安门打横幅,一个海口的夫妻同修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打横幅丈夫被抓走,妻子抱着孩子回来了。

过了三、四天,我和几个外省的同修来到天安门,我们把真相横幅藏在袖子里,有在前门的,有在大会堂附近的,从不同的角落,把横幅打开,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几个警察一会跑那边夺横幅,一会跑这边抢横幅,那场景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我使劲的抓住横幅不撒手,最后被他推倒抢走了横幅,拽着我衣领推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里,脚踩在我的背上,不让起来直到车里塞满了人,才叫我们坐下。有几个同修脸朝向车外,不断地好“法轮大法好”,广场上都往车这边看,车开动恶警就开始打我们。有的同修还有剩下的横幅,就把手伸到窗外,让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喊声飘荡在北京的广场和上空。

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前门派出所,我又看到了好多大法弟子,有的被关在铁笼子里,有的在过道靠墙站着,尤其男同修承受的更多,几个恶警当着那么多大法弟子的面,对他们连踢带打的不说,还用拳头往头上、前胸猛打,还用脚踢下体,真是触目惊心啊!我被带到后院,大约有三、四个同修在那站着,都在背《论语》和《洪吟》。恶警时不时的过来拽男同修,不跟走就开打,弄走后更不知道怎样折磨了,大伙一起和恶警拉扯着,不让他们把人带走。

过一会恶警打开后院的角门,一辆带篷的汽车,几个人一伙,把我们拽上车劫持到白子房公安局,到那就让我们脱衣服,只穿一个裤头,衣服、裤子、兜子都翻个遍,钱和翻出来的东西都被拿走,恶警轮番审问我们一晚上,软硬兼施问我们家住哪,叫啥名字,一会说你是东北的,一会又说别的是南方的,我们警觉起来,明白他们要从我们说话的口音判断我们是哪的人,再问什么我们都不开口说话了。到了后半夜,一个自称是副局长三十多岁的警察把我叫走到值班室,屋里就一张床、一个桌子还有凳子,进屋后他插上门,说咱俩好好唠唠,你还没吃饭吧。其实我快两天没吃了,他掏出钱叫人给我买点吃的。不一会那人买了面包和矿泉水还有咸菜,这个副所长说大姐,我在公安大厅里听过你们师父讲法,当时我也不知道师父都在北京哪讲过法,他又说这个功既然这么好,我就不明白你们在家炼不行吗,跑到这还抓你们多犯不上。我一听他听过师父讲法,给他讲了为什么要来北京,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认真的听了好长时间,临走时一再叮嘱我吃东西,他走后我在床上睡了一小会。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被一恶警把我叫起来继续审问,他说今天再不说姓名地址,就送走,下午就把我送到宣威分局看守所。警察从我说话的口音中判断出我是东北的。到了牢房时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我看见俩个老年同修,头上戴着监狱特制的象骑摩托车戴的帽子,有个象胶带的东西,正好堵住嘴,别人告诉我她们刚提审完,“表现不好”才给戴那个的,睡觉时才允许拿下来。

屋子有十平方左右,去掉睡觉的板床,只有一小条过道,水池加便池和一个大便用的马桶,那边几个其他犯人睡觉的地方不但宽敞,还有被子盖,我们这边要一颠一倒还得侧身睡,晚上上完厕所就没地方,好在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互相谦让,我把事先从家买的线衣送给了同修。

第二天我们就绝食了,恶警又把我们带到医务室,对一位老年同修大打出手,因为这个同修不配合邪恶,有一个副所长气的脱下衣服,嚣张的说我这个副所长不干了也要制服你,叫几个恶警把同修按倒,两个按脖子,还有踩腿的,狱医把事先准备好的奶加盐用塑料管插进鼻子,一边灌一边骂,还说你还能比上江姐呀,灌完后又戴上那种帽子送走。接着轮到我了,我心想能怎么的,来时也没打算就能回去,并告诉同修我万一回不来告诉我家里存折在哪,看同修挨打折磨心里也紧张,到我了反而不怕了。狱医和那个所长把我按倒在地上,一边抓着我的衣服领,同样踩着腿,塑料管插进去又拔出了,再插再拔反复好几次,一边骂着一边说让你好受好受,现在都不愿回想当时的场景和滋味。

又过了几天只提审、没再给我灌食。半个月后,恶警叫我收拾东西叫到审讯室,对我说长春办事处来接我们了,因为当时没经验怕被劫持到长春,就说是哪的了,恶警把我们带到长春办事处,天黑了把我一个人关到屋子里,也不让吃饭,第二天早上,把一共有四十人左右吉林省的大法弟子,叫到一起排好队,两人一副手铐送上火车,晚上我被带到吉林办事处,那里有十多个同修。几个同修对我说,只要交一千元就放人,他们不管你上不上访,炼不炼功,进来几次就交几次的钱,我心想江魔迫害这么多人,地方又钻空子得贪多少钱啊,因为当时进京的大法弟子很多,不给钱就送走拘留或劳教,我当时钱不够,一个同修给了我几百凑了八百元交上就放了我。

还没有回家就第三次去北京

坐火车到吉林,我就给邻居同修打电话,她来接说了家里的情况,说上次和我一起去没走成的也去北京了,我没回家来到亲属同修家,打听他妹妹要去北京的情况。两天后我带着几个同修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车,亲属同修早已安排好住处,我们在那里一波一波的,出去打横幅发资料。

当时北京如临大敌,到处是警察便衣,见人挎包就翻,我们发现情况马上就换租房子,几天后我和同修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看见有十几个外国人排着队走,我就把准备好的横幅从袖子里掏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跑过来的便衣一把抢过横幅,来捂我的嘴,我不停地喊,因为有外国人在场,当时没敢打我,又把我们拉到广场派出所,后院还有好几百个同修,高声背《论语》《洪吟》。傍晚,把我们拉到石景山看守所,刚一进院就把钱收走了,进了屋挨个的抽血,量血压。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送进牢房里,我们继续绝食睡在离地约一尺的木板上,冰冰凉,一床被褥也没有。因为人太多,最后水泥地上也住满了,冻的我们也睡不着觉。河南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同修,女儿新给买的五百多元的毛衫也被犯人抢走;还有一女教师同修穿的鸭绒衣,毛衣毛裤也被抢走,大冬天的她走时只穿了一个犯人的运动服,我的羊毛衫也被要去了。她们除了吸毒的,就是盗窃或是卖淫的,都睡在床上,我们作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却睡在水泥地上,还要被这些犯人看管,打骂,晚上所谓的牢头还叫犯人把门开着,冻我们不让睡觉。晚上我就做个梦,在一个土坡上,黑黑的天刮着风,我被风吹的站不住,这时有两个穿黑衣服戴着口罩的蒙面人,拽着我还掐我的脖子,我被掐的喘不过气,就只哼哼被同修叫醒,同修说明天肯定提审你,穿黑衣服就是黑狗子,恶警。我觉得是师父点化我,知道我胆子小叫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第二天早上,恶警就喊我的编号,因当时我没报姓名,两个恶警连拖带拽的把我带到审讯室,问我地址姓名,还说了一些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话。我当时正在绝食,人瘦的不象样,晚上那些犯人把我们赶到水泥地上,也没被褥,还开着门大冬天的,冻得根本无法入睡,那两个恶警一看我站着都要睡着,就过来掐我的脖子,还骂我,骂师父,把我掐的喘不过气和梦到的一样。还有一个恶警拿着师父的塑封法像,使劲地砍我的脑门,用拳头打我脑袋,见我还不说,实在没办法把我送回来,脑门肿起来。晚上十点多又把我带走,我还是不说,恶警叫我坐在一个倒放的小缸上,又硬又凉,我困得不行了、要倒了,光听他们问这问那的,可能那一念没有怕的成份,恶警叫我到水房洗脸,天已经快亮,把我拖回牢房。河南的六十多岁的同修,在提审时被打了几个嘴巴子;还有的同修被打的腿屁股黑紫色,这些恶警根本没有人性,多大岁数都打,要不是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自己都不会相信的。

大约在石景山看守所关了十天,又把我们弄到河北省涿州看守所,到了这我们继续绝食。第二天早上,两个女恶警来翻衣服和兜里的钱,说走时再还我们,我们就信了自动把钱拿出来交给她们,我们是四人一屋,床上有草垫子,总算睡睡觉了。又挨个过筛子,我们在北京都没说,到这更不能说了,天黑时又抓来几个大法弟子,是准备上北京在火车上劫持下来的,晚上审讯她们时,一同修被打的屁股和腿都是青紫色,她们只呆了一晚就不知道又给弄哪去了。第三天,恶警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叫去,再次问我们是哪的,说要放了我们,有两个同修已经被放了,我们还没说,心想就不说爱咋地就咋地,结果又被关了一天。

第四天又把我们叫去,说放我们回家把交上的钱只还我一百多,说是伙食费,我们绝食根本就没吃饭,我说,我家远,火车费不够,他们也不信,我又说,不全给,我们也不走了,结果又把我俩送回牢房。到了晚上四点钟左右,总共给了我一百五十元钱,放了我们。天黑了,我俩相互搀扶着,腿软的上厕所都强站起来,我们边走边打听,找到一家小吃铺,买了两碗面条,以为绝食十来天能多吃点,结果我们两人才吃一碗面条,经过打听知道这是河北涿州火车站,我们俩找了一家不要身份证的平房小旅店,店主见我们瘦弱不堪的样子,说现在可严了,每天派出所都来检查,没有身份证不行,我说我们刚从涿州看守所出来,真要来查的我们自己说,店主留下了我们。我打算住两天再回家,因连续绝食,连走路都费劲,瘦的不象样。第二天下午我俩正在屋里炼功,就听外面有四五个人来查身份证,我打开门实话实说,我俩是昨晚刚从涿州看守所出来的,没钱回家,等家人送了钱才能走。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

第四次陪同修去北京被劳教迫害

我俩只好流落在大街上,见人就问哪有不要身份证的旅店。一出来倒垃圾的女店主说,他家亲属也炼法轮功留我们在她家住下,当晚这位同修说是秦皇岛的,家人不让出来,好不容易才走脱,一起的同修没等到天安门就被劫持了!非得要我再陪他去一趟天安门。

当时我已出来两个月了,很想回家。她不断地求我,我一直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半夜做了一个梦,我和她站在一条望不到边,也不知是河还是江上,有一个吊桥下面的水又急又黑。我说不敢走吊桥,她站在我身边蹲下来,站起来背我,还没等站起来我就醒了。我想这是点化我。第二天我便决定和她一起走,把她送到北京同修租的房子那,还见到了我家乡的亲属同修。每天我们都会挨家挨户的发真相小册子,晚上一起学法切磋。大街小巷都有便衣无论白天黑夜。全国各地的同修不断地进京,有两个同修刚被放出来两天,晚上九点多钟,又去接从外地来的同修,结果再也没回来。恶警不断地查户口,有一平房内几个同修还没来的及撤出来就被抓了。

由于恶警骚扰抓捕,我们不断的换地方,租房子。快过年了,有一对开工厂的夫妻同修,带着个小孩,给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楼房。在市场附近,北京在家被骚扰的同修也和我们住到一起,我又看到和我当初想一起来的邻居同修,她们刚从六里桥派出所放出来,衣服和鞋被放上象硬币一样的东西,人在哪都能定位,我们及时发现把那个东西扔进火炉子。两个同修在六里桥派出所,被打的腿和胳膊内侧一片一片黑紫色,据说恶警打大腿和胳膊内侧最疼,同修说有一恶警用笤扫把上的小木棍打的,叫她跪下,不跪就拽倒了打,恶警还说:“你这么瘦,还挺抗打的,你要是年轻的我就强奸你。”中共的警察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完全是恶党脚下的一只狗,让他咬谁就咬谁。她们被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到年底有的同修回家了,我的邻居同修不想回去,我也留下了陪她。

三十下午,我和黑龙江同修出去发资料,天黑才回来,我们包了饺子,北京两位同修想回家看一看,带着小广播(一种播放大法真相,带电池用的,定上时间就响)说要在他家平房上放,结果这两个同修走了后再也没回来。正月初二,我们分成两组,北京的两位同修一组,我和邻居同修加上一个小同修一组,我们进了一个门洞后,我发现附近电话亭有人打电话,好象盯着我们,于是我们又换了另一栋楼,小同修在地下室发,我去了楼上,不一会就听到小同修被绑架了,我刚走到楼下就被早就等在那的便衣拽到大街旁边的治安亭,逼问我们是哪的,又把我们劫持到白子房派出所,那个上次搜身的女恶警看又是我,就开始骂。我上厕所看到邻居同修也被绑架了,天黑时又换人审讯我们,见我们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把我们分别送到宣威拘留所,小同修是第一次关两天放走了,我和邻居同修一直关押到三月十几号,期间受到了各种提审和挨打,踢骂等折磨。

零一年三月份,宣威分局强行劳教我和同修两年,把我们送到北京劳教调遣处。刚下车两扇门就打开了,恶警好像恶鬼一样各个手里拿着电棍,逼我们蹲下然后一个一个领到审讯室,用电棍打我们的头,逼问姓名地址,又把我们赶到屋外。寒冷的冬天叫我们只穿一个裤头站在外面,把衣服裤子还有他们卖给我们的被褥撕破拆开,找师父的经文,我们都被冻得瑟瑟发抖,稍微慢一点就会招来一顿毒打。晚上把我们送到各班,由其他罪犯看着我们,不让说话,谁要和同修说一句就会连打带踢的。打饭时自己拿碗到外面半蹲的姿势排队,等排到时还得说队长好,蹲的姿势不对或忘喊了队长好谢谢,就得挨骂挨踢或不给饭;吃饭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上水房洗漱大小便就十分钟;走路时不能抬头,不能说话。

每天除了吃饭十分钟,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有时活多就要干到凌晨三四点,手上都是磨出的血泡,有的还在淌着血。晚上叫我们到仓库里抬木板睡觉,第二天再一块一块的抬回去。没活干时就排成队站那背监规,寒天雪地的晚上,叫我们坐在凳子上在外面看恶党的电视,有的同修只穿一条毛裤。每天都是在紧张压抑中度过,真是人间地狱呀,不到上厕所时不许去,有的同修憋不住就拉裤子或尿裤子,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要不是自己也在这里遭到迫害,亲眼目睹这一切,真不会信这事是真的,现在的社会居然有这么阴暗的地方。

零一年三月份,北京劳教调遣处拉着两大客车的同修,在车上不准我们抬头,谁抬头就照脑袋上一棍子,下车时才看到是北京新安劳教所,在走廊里又把我们的被子撕开,在棉花和被套里翻来翻去,然后叫我们把被子重新缝上,晚饭后,就叫三四个新“转化”的帮教,在一个大水房里,她们坐着小板凳,我们蹲着。十一点多了我困的不行也不让睡觉,我困的已经听不清她们说的是什么了,她们就叫我站起来说你不是神吗,怎么还困?我站着都倒了,她们就叫我一次又一次的洗脸,没完没了的说这说那,一直到三点多才放我回去。

同乡的同修被分到隔壁的班里,帮教叫她写“三书”不写就骂她、打耳光。我所在班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审问我怎么不写,还说我糊涂,把我放回班后,叫两个人看着我,几个班合一起,在走廊里看攻击大法的录像,整晚整晚不让睡觉,上半夜在水房里换着班的“转化”我,软硬兼施逼我写悔过书;后半夜再换人。由于法理认识不清,被邪悟的人欺骗随着“转化”了,我心里从没有过的难受,不断的哭。随后,劳教所不断的用超负荷的劳动迫害我,什么包筷子织手套、做拖鞋、拔草、择羊毛,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

新安劳教所有个集训队,是个严管区,把不“转化”的都关在哪,每天就两个窝头,几个人换班围着,不让睡觉开着门冻你,还得蹲着站起来就又电棍电,或让做飞的都做,变着法的折磨直到“转化”为止。有个学员,“转化”后觉得不对又走回来,遭到不断的殴打和折磨,不让睡觉,在走廊里从腊月二三十,一直站到正月十四,站在墙角还得把手对着裤缝,脸对着墙,旁边有帮教看着。新进来的大法弟子被弄到水房里,不是蹲着就是做飞机式无休止的折磨,“转化”后也不放过,每天看恶党的战争的片子,还要写心得体会,没写完就不让睡觉。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年同修,胃痉挛疼的她直打滚,劳教所也不管,还不放人,儿子也被抓了。

北京女子劳教所是新盖的,零二年春天把我们弄到这,一进院像个“童话世界”,可这里却隐藏着更严重的迫害,国外记者要来采访,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又是跳绳,又是唱歌跳舞的,好象这里不是劳教所。食堂黑板上写的菜谱里,不是肉啊就是饺子或馅饼,其实在这里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白天我们不断做不同的手工,晚上一般劳动到凌晨两三点钟,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遮挡的灯光,不让外面人发现我们晚上干活的真相,抽空还让我们不停的看邪党的东西,一边看一边让我们做手工,谁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

每隔两个月就送来一批大法弟子,使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强制“转化”。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父母都是大法弟子,已被迫害的不知去向,小女孩在调遣所就被迫害的很严重,每天大流血,精神恍惚,到这以后好几个恶人继续迫害她,在水房里一宿一宿的不让睡,她不洗脸,恶警就让其他犯人对孩子劈头盖脸一顿毒打,抓头发使劲往水池子里浸。只要不“转化”的,就被关在一个冷屋子里,开着门冻着,一天给两窝头,无数大法弟子,每天都要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两年后回家,还继续被骚扰,派出所还让写所谓的保证书,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跟着你,一直到零八年,邪党人员一直不断的如影随形的跟我、迫害我一直到我搬走了,现在还时不时的问我现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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