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生孩子的妈妈被中共劳教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现年四十一岁的殷艳娟女士饱尝了中共统治下的迫害,而她只是为了坚信真善忍,努力做好人而已。

当殷艳娟刚生下孩子还不满两个月时,就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劳教所里;后来上访又遭受野蛮灌食、电击、暴打、背铐等酷刑折磨。

殷艳娟女士,生于一九七三年,是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殷艳娟曾患过扁桃体炎,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康复,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无论在单位、在家庭、在社会上都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下面是殷艳娟自述她的遭遇:

一. 生孩子“扰乱社会秩序” 遭劳教迫害一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时年二十六岁的我,正沉浸在法轮功带给我与我的家庭幸福之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了,我也没能幸免。一九九九年十月,抚顺市望花区建设派出所姓万的所长及街道一群人闯入我的娘家,因为我在娘家坐月子,尽管当时我刚生孩子还不满两个月,他们不顾我家小孩还在哺乳期,也不顾丈夫与老人的焦虑与痛心,强行将我带走。我承受着与婴儿分离的痛苦,也承受着与丈夫及父母离别的心酸。

在建设派出所非法关押我一天一宿后,他们将我转到抚顺市劳动教养院(也叫吴家堡教养院)继续迫害。不几天,就下来一张教养票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扰乱社会秩序”,劳教三年。 我拒绝签字,找到当时任教养院院长的黄伟,我说:“这教养票上写着扰乱社会秩序罪,请问您,我在家刚生完小孩,坐月子扰乱着谁了?”黄伟说:“你不是炼法轮功吗?”“是,我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在家炼功了,身体恢复得特别快,我受益了,这不好吗?这妨碍到谁了吗?难道让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了吗?中国的法律有规定:哺乳期和怀孕期的妇女有死罪也不许在这期间执行,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执法犯法。”黄伟理屈词穷地回答:“你们法轮功特殊。”我追述:“你把特殊的条文拿来。”“没有。”

就这样非法劳教关押我,期间我年迈的父亲不断地辗转政法委与劳教所之间,将近一年了,我才被“保外回家”,监视居住了。

二.依法上访去北京 在朝阳看守所遭暴打

回到家,我照顾了家人一段时间后,于二零零一年冬天去北京依法上访,要为我的师父喊冤,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上告当地警察在幼儿哺乳期非法关押、劳教我。可到了北京还没走到信访办的大门,就被北京街道与派出所的警察送入朝阳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搜身时,只准穿内衣内裤,人格侮辱,而且强行把我和吸毒犯、盗窃犯等关在一起。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遭到毒打。十七、八个女犯打手,在女警察的唆使下,一个人抓着我的头发,其他人把我围起来拳打脚踢。然后,将我绑在地上高低不平拼在一起的大块木板上,将我的双手双脚,还有嘴都用胶带缠得结结实实的,动弹不得,也发不了声音。直到我的腰硌得感觉要折了,手脚也麻木的失去了知觉,打手们才将我的捆绑解下来。其中一个打手拿着剪刀比划着刺向我,到我眼前时,她见我不怕便停了下来。

时隔一个月左右,我被当地抚顺新抚钢保卫科科长和人事员将我接回抚顺,送到了抚顺将军十字楼看守所继续迫害。

看守所里除了关押犯人外,还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房间,睡觉时厕所就在头部上方。因为人多睡觉时翻不了身,只好“立板”(俗称)睡觉。牢房里阴暗,潮湿,通风不好,所以很多人身上都起了疥疮,流脓流水,奇痒无比。吃的白菜汤上面飘着许多小虫子,碗底一层沙子……不久,又将我转到武家堡劳教所。

三.劳教所酷刑:野蛮灌食、电击、背铐、暴打

这时的武家堡劳教所非法关押了众多法轮功学员,那里的邪悟人员诽谤攻击师父与大法,协同警察天天谩骂,殴打、体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站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许动,否则就打。

我抵制非法关押迫害,期间绝食了好几次,遭到数次野蛮灌食。大队长吴伟没有从医职称,也没有从医经验,每天拎着一个胶皮管子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我被吴伟和男刑事犯按着,他们将管子从嘴插到胃里,强行灌苞米面稀汤加咸盐。有一回,将我双手背铐,然后被狱医拿着一条长胶皮管子,从我的鼻子插到胃里,一个多星期也不拔出来,我的食道及胃里每天都象刀绞一样的疼痛难忍,有时被折磨得手脚麻木。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除了灌食折磨,电棍电击和暴打也时常发生。一次,将我们法轮功学员关进了劳教所一楼密不透风的房间,窗户挡得严严实实。身高一米八多的吴伟和一个叫史青云的女警队长,两人一起上来打我,想把我铐在一个床栏杆上,可无论他俩怎么劈头盖脸的打,我却始终用我弱小的身躯抵抗着,最终也没有铐上。他们又拿来了大电棍,朝我的脸上,脖子上电去。

酷刑演示:电击
酷刑演示:电击

另有一个叫果倩的年轻女警,她将我骗到办公室,说是找我谈话,结果打了我足有四、五十个耳光,又找来一把扫帚抽打我,扫帚打飞了,还不解气,又将拴在大铁门上的长条粗铁链子解下来,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身上;一个叫曾燕的女队长,此女人心狠手辣,拿着她的一串长链钥匙,重重地抽打在我的脸上,留下血迹斑斑。又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脑袋使劲往墙上撞,撞的我眼冒金星。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那里有个最狠毒的打手大队长李宝才,住在劳教所后院的儿科住院部三楼。地点显然经过了精心部署。后院东面的好多房间被墙和大铁门围着。上厕所需经过大铁门出去,来回都有警察看守,又有警察前后带队。房间的窗户上也焊上了铁栅栏,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当时,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的有邹桂荣(已被迫害致死)和李丽。李丽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遭到李宝才暴打,从床上拽到地上,门牙被卡掉了满嘴是血,然后又用凉水一盆一盆地泼在她身上。正当数九寒冬,衣服湿了不许任何人给她换;李宝才又将邹桂荣的胳膊和腿绑在床上,用穿着大皮鞋的一只脚踩在邹桂荣的头上,由二院的小护士强行灌食,灌食的胶皮管头是三菱形的、刀头样的。小护士一次一次地插,邹桂荣抵抗着折磨,小护士插不进去就一次一次地拔,不知插破了哪儿,血喷溅在邹桂荣的毛衣上。

四.逃出黑窝 又被劫回

看到黑窝里没有人性的酷刑折磨,我再也不想承受下去了。晚上我从窗户铁栅栏的空隙钻了出去,顾不得屋里屋外的监控,也顾不得数九寒冬邦邦硬的地面。本来以为撕绑了一个床单能顺下去,可到了窗外手抓不住栏杆和床单,只好两眼一闭直接从三楼跳了下去……醒来后我站了起来,腿没问题,左臂一点不敢动,头抬不起来,我怀疑左臂和颈椎已骨折。我便耷拉着脑袋,踉踉跄跄向二院大门走去,逃离了黑窝。

我担心追捕不敢回家,辗转了好多住处。没过多久,就听说警察发疯了一样到处找我。沈阳、北京都部署了警察监视我。

几个月后,我再也忍受不住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回到了自己的家。只住了一个晚上,才给丈夫做了一顿饭,连小孩都没见到,因为小孩在姥姥家。第二天一早,就被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警察给抄了家。事发的早上,丈夫去上班,刚一开门,警察破门而入,将我丈夫推倒在地。两个警察将穿着睡衣的我,押到楼下(后来才知将我丈夫也带走了,调查后放回)。我又一次被带到了武家堡劳教所,将我关到笼子里。三番五次地提审我,让我说出都与谁联系了,我始终不回答,一个姓鲁的科长拿来了大电棍电在我的身上……

长达三年两个月的牢狱迫害,终在二零零三年过年的前夕结束了。中共的酷刑折磨让我深深地感到:生在中国的人,想做个好人是多么的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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