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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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我都和村上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学法炼功,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用善心去对待,我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是如何使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是如何带给我们美好的。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镇压,电视不停的播放诬蔑大法的新闻。我所在地辽宁省康平县张强镇以及张强镇派出所,和三棵树村每天都开会传达上边的指示,部署如何迫害法轮功。我和我们村的同修经常被村书记姜志龙叫到学校,逼问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规定如果再炼或三、五人在一起就算炼功或集会,村上就收回承包田,并罚款二千到四千元不等。

从此以后,张强镇派出所不断的到我家骚扰。我们失去了学法炼功的环境,我怎么也不明白,自从学了法轮大法,我身体健康了,我时刻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以及更好的人,这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难道做好人有错吗?我家里人听了电视的宣传,也开始对我施加压力,我丈夫逼我交出大法书,逼迫我写保证书,我不写他就代替我写。镇派出所的联防队员宗海潮,每天都来我家监视我,看我是否在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着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我与本村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来到了北京。原以为能找到一个能听取老百姓意见的地方,没想到,北京更是戒备森严,根本没有百姓讲话、说理的地方,天安门前便衣、警察到处都是,过往行人,都不放过,追问是否是炼法轮功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拿着电棍就大打出手,我和其他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推拽进警车,送往北京附近的监狱。我和另外几个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沙河派出所,他们将我带到一间空屋,不让穿棉衣,只穿内衣,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了我很长时间,冻的我浑身发抖。

第二天康平县“六一零”及公安局李密、张向宁,伙同张强镇派出所薛玖玲、宗海潮等人,把我们劫持回张强镇派出所,我身上仅有的四百多元钱,被张强镇副书记薛玖玲骗去至今未还。到了张强镇派出所,所长刘春雨恶狠狠的把我们推到墙角,又把我们用手铐铐在床上,让两个警察看着,派出所又向我家里勒索了五百元钱,之后把我拘留了五十二天,最后转到龙山教养院非法教养二年。

龙山教养院的警察骂人就象家常便饭,说的脏话不堪入耳。在那里,我们每天都被强制做超负荷的奴工活。经常罚站、坐板、不让睡觉。有一次电视台的记者去龙山教养院采访,让我们排着队在走廊里坐着,管教对记者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如何好,对待法轮功学员就象亲姐妹一样的关心照顾,还说我们很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当时坐在前排,听到这,我就问管教:“是不是让我们说真话?”他说当然是说真话。我说:“你们说你们象对待亲人一样的对待我们,可是为什么还经常打骂我们呢?你们看看我身边坐着的袁泽芹大姨,七十多岁的老人,把她的肋骨都踢折了。”记者当即把录像机关了,一个姓李的队长听到这,穷凶极恶的把我拽走,然后送到张士洗脑班去迫害。他们指使恶人逼迫我写“三书”,不写就让我蹲着,让我坐大法书,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这样迫害了我两天两宿后,又把我转回龙山教养院。

还有一次,我看到管教正在打一位大法学员,我就上前制止,当即就被警察魏秉堂把我嘴唇打豁了。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丈夫领着我八十多岁的婆婆和两个孩子在家,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强镇派出所恶警所长刘春雨还带领警察闯入我家,当时家中只有我八十多岁体弱多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这伙人没有任何证件,对我家就进行非法搜查。我婆婆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精神打击,得了重病,当时已患肝癌晚期的婆婆,每天都趴在窗前盼望我早日回家,老人临终也没能和我见上一面,离开了人世。在这种打击下,我丈夫为了让我早日回家,托人给我办“保外”,结果又被薛玖玲勒索去三千元钱。

以上这些都是江氏流氓集团和中共恶党,给一个普通百姓家庭造成的不幸。在此奉劝那些至今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做恶党的帮凶助纣为虐,赶快迷途知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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