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滩涂上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在东海之滨，有一片美丽的滩涂，是丹顶鹤栖息的好地方。然而，却有一个黑窝占据在这里——江苏省方强劳教所。它臭名远扬，不是因为它玷污了美丽清纯的仙鹤，而是因为它每天都在发生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

1、被诬陷遭迫害

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也是我被当地610绑架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的第366天，早晨六点多钟，邪党当地法院的人和当地公安分局的人就开始唱双簧了。早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十六日，他们秘密开庭，违法审理，起诉诬陷我的所谓罪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我拒绝法院给指派律师，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因为我只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并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的实施。其实判决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就下来了，为什么拖到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宣判？先是法院的人宣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然后公安分局的人宣布劳教两年，迫害的诬陷借口也由“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改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扰乱社会秩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为法院、公安的国家公务员，拿着人民给的优厚俸禄，本应伸张正义、维护善良，然而，他们却狼狈为奸，加害我这个遵循“真、善、忍” 的普通百姓。这就是邪党披着“为人民服务”的外衣，干尽残害善良民众的丑恶嘴脸。难怪时下流传着：只有你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党干不出来的罪恶。就这样，在当地区公安分局前副局长×××和610暗箱操作下，当天我和另外三个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恶贯满盈的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

2、结识同修奚旭东

刚到黑窝的入所队，我认识了一个常州的大法弟子，已退休的高级数学教师、六十八岁的奚旭东。老人是因为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上，高举“法轮大法好”横幅而遭迫害的。老人话不多，然而在他那白皙而又清瘦的面容上，平和中透着坚毅。我时常被他为真理舍死忘生，而感动的流泪。邪党怎就一个“邪”字了得？竟把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也要劳教迫害。十余天后，我被分到一大队迫害。

3、揭“天安门自焚”谎言

二零零一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警察突然召集看电视，内容竟是“天安门自焚”伪案。邪党连遮羞布也不要了。我就用观后感的形式，逐一揭露了中央电视台卑鄙造假的行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广场，广场内没有可燃物，瞬间从哪儿冒出那么多灭火器？每逢节假日，天安门广场人流如潮，为什么新年除夕的下午，广场上除了警察就是自焚者？所谓学法轮功七八年的老学员“王进东”，腿还翘很高，且成“V”形的散盘？大法弟子们表达的心声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而“王进东”喊的话不伦不类。那“王进东”表演的分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倒恰似邪党惯用套路虚假的英雄人物。电视里声声称是突发事件，但镜头拍的却很全，有远景、近景、还有特写。邪党的广场监控器也邪乎，它能跟踪拍摄，这也是邪党的特色？河南开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普通话普及的还真好，上场表演自焚者无论老幼，张口闭口都是很地道带京腔的普通话。北京积水潭医院更让人拍案叫绝，竟从埃及古墓学了一招，用“木乃伊”包扎法治疗烧伤患者。林林总总，漏洞百出。

4、奴工迫害

一大队离所部最近，是黑窝树的邪恶先进典型，搞造型、作秀、造假是它的拿手戏，以教导员王飞为首的一伙恶警，自然就成了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马前卒了。我到一大队正是隆冬，不久就开始挖河工。天不亮就起床出工，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月亮还悬在空中，银白的月光洒在空旷的田野上，又平添了几分瑟瑟寒意。寂静的旷野中，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在凄楚的叫着，那些劳教听出的鸟叫声是：方强好苦，方强好苦。工地离一大队监区要走三十来分钟的路程，就这样又一天的奴工开始了。细心的亲人，虽然早已给我备了一双雨靴，然而雨靴很快就被芦苇茬扎破了，淤泥灌进雨靴里又冷又滑，只好光着脚踩着两公分厚的冰抬河泥，芦苇茬扎破脚是常有的事。

一大队分大田组和缝纫组两部份。南京一位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刘伍堂，一直在缝纫组，开始挖河却把他安排到了大田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们想用超强奴役来摧垮大法弟子的意志。

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四弟和我的同学，带着我女儿去探望我。中午，他们在一大队监区的大门口等候张望，当我们收工快到大门时，我所在的那行队，也就是仅有的十几个人，他们已经搜寻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我，我被迫害的连亲人都辨认不出来了。当我给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才认出了我，顿时他们三人全都哭了。

六月份往稻田里施肥，每人要扛一袋一百斤重的化肥，远的要扛着化肥走700多米，而且是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走，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肥一起摔进水田里。这时带工警察的“快快快”声响起，初来乍到的还以为真的是人性化管理呢，紧接着就是警察的呵斥谩骂声。警察关心的是化肥潮没潮，至于人是否摔伤“人民警察”睬也不睬，他们只把人当作奴役的工具。稻田水深行走困难，一手把持装化肥的盆，一手撒着肥，撒的又要快，还要撒的匀。由于机械的、不停的撒，抓肥那只手的小指外侧都磨出了血泡。烈日炎炎，稻田里的水都晒的发烫。火辣辣的太阳，仿佛要透过被汗水浸湿的衣衫，把人的肌肤烤焦。带去的自来水早已喝完了，脸上大汗淋漓，而嘴里发干、发涩，口渴难耐，没办法，我只有俯身喝沟渠里的水解渴。一天下来，精疲力竭。邪党是从来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

5、生活上迫害

我在黑窝的一年时间里，曾在一大队、三大队、七大队遭迫害。一大队的伙食和其他大队的伙食一样糟糕，虽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连最起码的饭都吃不饱。早上是一个一两多的小馒头、一碗前一天晚上吃剩的米饭烧成的稀饭，七八天才可能有一次咸菜，就这点饭食要支撑五六个小时的重体力劳作；有的劳教嘲讽的说，中午、晚上都是九菜一汤。理解成“九”那可是自作多情了，其实就是韭菜汤，外加一圆铝盒永远都吃不饱的陈年米饭。当质问警察伙食为何这么差时，回答一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虚伪版本：政府拨的钱太少。而警察吃的伙食，却是克扣被关押人的伙食费和每人每月的劳教金。第二个变态版本：这又不是疗养院，伙食好又吃的饱，下岗工人都要往这跑。家里能给送钱的就买火腿肠和方便面来充饥，没钱的就只有挨饿了。

在七大队遭迫害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吃过熟馒头，馒头半生不熟的，还发粘。因为伙房的劳教根本就不会做饭，他们之所以能去伙房，那是家人拿钱买关系换来的。一般刚从入所队分下去的劳教，警察头头都会很“关心”的找他们谈话，主要询问劳教家里的经济情况，被警察猎取的目标自然也就知道如何去做了。

一大队虽然是邪恶黑窝的窗口，可严重缺水，高高的水塔是个摆设。夏天洗澡简直就是奢望，能有盆水擦擦就不错了。冬天洗澡更是活受罪，每组十几个人，洗澡就十分钟的时间，几个人挤一个淋浴喷头，有的人身上的肥皂还没来及冲就停水了。没有水洗脸无关紧要，但是每天的卫生秀是必搞的，地板擦的能照人影。被子叠的方方正正的，不准盖，那是用来作秀的道具。

6、纪念4.25和平上访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大田组十几个同修相约，为纪念4.25和平上访两周年，我们坐在花坛边一起背诵师父的经文——《论语》。警察发觉后，纠集了小组长、小岗、包夹等劳教，企图驱散我们，这时，同修们站起来，臂挽着臂围成一圈，不为恶人所动，坚持背诵经文，那些被警察指使的劳教，为了表现自己，疯狂的拽、掰、拉、冲、拖、打我们，顿时大院一片骚乱。我们就按师父说的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7、抗工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左右，一大队又被绑架来一个老年大法弟子，镇江六十二岁的王永新，当时他的老伴也因坚信“真、善、忍”，而被非法关押在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遭迫害。他到一大队时间不长，就开始拒绝出工。通过交流大家认识到，我们做好人怎么做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这是迫害我们的黑窝，强体力干活是他们迫害我们的手段。于是，同修们开始陆续抗工反迫害。

有一次整秧满田（育稻秧用的田），我那时正在抗工反迫害，到收工的时候，带工的队长顾春，有意制造矛盾，以我不报数为由，不让收工。我据理反问他：出工时我也没报数，你那时为什么不说，不报数大伙就不出工。顾春自知理亏又变损招，要每人说一句法轮功不好的话就收工。我当众阻止他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下流行为。当时十几个劳教，只有一个常州姓刘的吸毒犯（可能叫刘一平，外号叫四十五），他说了一句不好的话。现在的许多人，被恶党系统的洗脑毒害，已不相信因果报应了，但无论信与否，善恶有报都是不变的天理。祸从口出，就因为他说了那句不该说的话，后来有一天夜里，他和一个南京的吸毒犯互殴，被对手捣的嘴唇外翻，俨然一副猪嘴相，眼睛也变成了特大号熊猫眼，面目皆非。警察对这种事根本就视而不见。有时白天出工，劳教打架，他就把身子扭到一边去。所以，方强的八大怪，其中的一怪是：方强警察比劳教坏。

还有一次堵坝头，我抗工不干，顾春气急败坏，就令几个劳教拖着我去踩堵坝头的烂泥，我不配合，包夹周家平，为了表现表现多得点奖分，就抱着我往坝下跳。说来有趣，跳下去后三两下，很有力气的他却被搞到我的身子下面去了。我的上衣被他们撕开了很长的口子，浑身弄的都是泥巴。

8、灌食迫害

在那不见天日的黑窝里，我们反迫害的形式主要是抗工和绝食。我也曾多次绝食反迫害，他们就用鼻饲管从鼻子插管子灌食，灌食也是相当难过的。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在一大队绝食，他们给灌了几天，姓吴的狱医看到抽出来的鼻饲管都带血，并说反复插管子时间长了食道就损伤溃疡了。恶警王飞不听狱医劝阻执意灌食，还歹毒的说，要吃也不让他吃，就给他灌！从他那透过眼镜，泻出的邪恶眼光，就知道他要作恶。他亲自灌，把管子插进去抽出来，又把管子插进去再抽出来，就这样反复有意的折磨我。在我之前，缝纫组有一个同修，灌食的管子插到他肺里去了，灌的那个同修生命垂危，他们怕担当责任，又拉到盐城去抢救。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在三大队，我们二十八个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我们反迫害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扯掉橱窗里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二是停止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为了逼迫大法弟子停止绝食，竟恶毒的使用电警棍电击大法弟子。通过同修们共同反迫害，邪恶的标语被除掉了。在其他大队遭迫害的大法弟子（除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二大队外），也都陆续集体绝食反迫害，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9、电击、关禁闭迫害

电击、关禁闭都是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禁闭室大概有三四个，禁闭室正面是钢筋焊的小铁门，其余三面是水泥墙，室内有一个约五六十公分宽、不到两米长、二十公分高的水泥台子，是用来睡觉的，台子上有一张破草席，一条肮脏不堪、腥臭熏人的被子。台子旁边，放一个带盖的小塑料桶就是便桶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台子顶头到门之间一小块地方，就是用来罚站的。每天早晨五点开始罚站，而且要按军姿站，一直要站到夜里十点。禁闭室有两个劳教昼夜轮班看守，每天唯一的一次出禁闭室，就是早晨去隔壁的厕所倒便桶。一般关禁闭迫害是十天，这十天不准洗漱，更不准换衣服。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大法弟子王永新，因抗工反迫害，并在一大队监区院内揭露邪恶。恶警王飞就与黑窝管教科的科长黄建军暗中勾结，黄建军亲自带车到一大队，强行给王永新戴上手铐，把王永新老人拉到严管队。到严管队后，他们用两根电警棍长时间电击王永新老人，然后关进仅有3平方米多的禁闭室。这就是邪党在国际社会上一再高喊的：“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我被调到黑窝的七大队迫害，从各大队调去的同修集体抗工反迫害。七月九日，拔秧草我不干，带工的队长张×卿，就让二个包夹看着我，跟在拔秧草的劳教后面走。七大队的邪党书记仇正流在外面溜到田边，看我不拔草，他喝令四个劳教把我按倒在稻田里。队长张×卿感到没有面子，很气恼。收工的时候，他气急败坏的把我推进齐胸深的水渠里，全身被搞的湿漉漉的。中午，七大队的中队长周红军和大组长张成功（南京人）、内岗赵贵清（扬州人）两个劳教，把我架到桑塔纳车上送到严管队。我闭眼坐在地上，不一会感觉头顶很难受，睁眼一看才知道他们在用电警棍电击。他们野蛮的剥掉我的上衣，用四根长约五十公分、上面绕着粗铜丝的电警棍电击。管教科的科长黄建军为发泄私愤，他一人拿两根电警棍电击我。另一个南京籍姓杨的恶警，一看便知是个虐待狂，他施虐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而得到满足。他们不停的电击我的头皮（在黑窝里被强行剃光头）、前额、眼皮、嘴唇、脸颊、耳朵、脖子、腋窝、前胸、后背等。虽然我没有被毒蛇咬过，但电击就象被毒蛇撕咬的一样难受。

我被关禁闭迫害的第二天，江苏省劳教局的唐国防，带着曾在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遭迫害的三个人，想趁热打铁来做“转化”我的工作，她们偏离了大法后的歪理，可悲又可笑。我很痛心她们，就要与自己苦苦等待的万古机缘擦肩而过。她们是在酷刑高压下承受不住了，想寻找解脱，虽然是违心的，那可是莫大的耻辱，也许千万年的等待因此而付之东流。

接下来的十天里，每餐只能吃普通劳教的三分之一，每天罚站十七八个小时。由于隔壁就是厕所，臭气熏天，而且苍蝇、蚊子很多。蚊子在方强也占了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毫不夸张，那蚊子就象小蜻蜓一样大。到了晚上，它们又象疯狂的警察一样叮咬人。没有蚊帐、蚊香，他们还规定蚊子叮咬不准打蚊子，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人根本就无法睡觉。那么热的天，罚站了十天，别说洗澡了，就是脸也不让洗，也不准刷牙漱口。这就是邪党自诩的人性化管理。作为一个修炼人，被他们非人的折磨是我的耻辱。然而，当他们不把人当作同类摧残时，那就是他们无限悲哀的开始。

在我被关禁闭的第三天，七大队又送来一个反迫害的同修苏彦，他是武汉人，白白净净的大学毕业生，在徐州遭徐州的恶警绑架，从而被迫害到方强劳教所这个黑窝。苏彦被强迫罚站的第二天，脚、腿开始浮肿，到后来脚肿的连拖鞋也穿不进去了，腿肿的就象穿了棉裤一样粗。由于他们不让我们说话，我猜测，他脚、腿都涂抹了紫药水，可能脚、腿肿的把皮都胀裂开了。

这些仅仅是方强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然而，那里的罪恶还在继续着。人们喜欢仙鹤，更欣赏它的品格。仙鹤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极具灵性。九年了，试问那里的仙鹤可安好？遗憾的是，美丽依旧的滩涂上，性情高洁的仙鹤越来越少了。因为它们的生性，决定了它们要远离罪恶的污染。听仙鹤引颈高亢的鸣叫声，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方强劳教所发生的罪恶；又仿佛在向人们赞颂着大法弟子，那坚信佛法真理、可歌可泣的件件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