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建三江教师蒋欣波自述遭迫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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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我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迫害。

一、二零零五年第一次被绑架并被剥夺教师工作

二零零五年初,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只因刚买不到两个月的电脑中有打印机图标。近六千元的电脑被抢走,后听人说一直在被交警队使用。在前进公安局,由王维伦、孙宝山、胥兴勇、谢振波等轮番审讯长达三十六小时,不许合眼,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我关押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拘留所脏的像那种室外的公厕一样,约五平方的小屋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让人无法面对。每天三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很小的凉馒头。这六个馒头就要交每天二十元伙食费,包括新年都没有变化,那年的除夕,拘留所只有我一个人,连一个值班警察都没有,新年就是在一片黑暗中独自一人度过的。

十五天后,我被转到农垦总局七星洗脑班,说是要劳教。在洗脑班,每天被关在一间比拘留所大些的屋子里,只是早上去倒马桶才可出去。每天三顿饭,早晨是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是一小盒饭,约一两多点,带一点盐水煮的白菜,根本吃不饱。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因为我不“转化”,就控制给水,只能喝暖气里的水。就这样一天还勒索三十元生活费,在那样的环境中我被关押了近七个月,勒索了近六千元钱。之后又扣押我的房产证,直到十年后从黑窝回来才被允许取回来。

在洗脑班期间,当时的国保大队长于荣和警察于文波提审我一次,我不配合,于荣恐吓说要让我给他跪着。前进农场纪委书记李俊立带人宣布我被由教师降为工人,说是农场党委的决定,让我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看中那个教师职称,只是为那些无知的人感到悲哀!他们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给那些孩子们留下多少心灵的疑惑呀!将来的他们将会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在人生的道德取向上,他们将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个顶尖聪明的学生后来升入高中的日记中还这样写过:“我就遇到过一个好老师,还被迫害了。”这是家长偷偷说的。我为我的学生们难过,我知道他们会因为没有我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们正气十足,没有任何人组织,孩子们自发给校领导写信,给场领导写信,要求释放我。我的两个班的学生都罢课,不接受其他老师。后来听说,接我班的老师为了吸引学生要每两天换一套服装,还是得不到认可。更可贵的是,家长们纷纷来找我丈夫,提出要家长统一签名,并出几位家长代表直接找有有关部门谈判要人。丈夫很感动,但考虑到他们被牵连而劝阻了此事。即使这样我还是欣慰,能有这么多正直的人来伸张正义——人还有希望!

二、“奥运”前第二次被无任何理由绑架到拘留所

每每想到那些含泪望着我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那被泪水打湿的信笺,一句句感人的话语,我都会泪流满面!也正因为此吧,我放弃了应聘优厚的条件,回到家乡,想为家乡的孩子们尽一份力,便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同修们一起合办了一个辅导学校,取名“文德”。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希望我们把学校办成全日制的,如果资金不足,由他们来集资。因为他们真切的感觉到了孩子的变化,不但成绩提高的快,而且懂事很多。孩子们说:“你看‘文德’的老师,从来不打骂学生,人家以德服人!”

但是随着学校的兴盛,中共人员就感到不舒服,连我们学校收费低都能被拿来作为迫害的借口。前进公安局先是向租给我们教室的房主施压,让其收回房子,但我们没动。终于一天“六一零”头目王维伦和教导员苏贻刚亲自上场,直接摊牌了:不允许办辅导班,却说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向他们讲真相,给场长蒋长春、书记吴喜春、教育科长王玉海讲真相,只是希望学校能继续办下去,可是这些人却无动于衷,我们学校为躲避骚扰而五次搬家,严重影响正常授课。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以保“奥运”为名,“六一零”主任王维伦再次召集了工商局、公安局、教育中心及场机关不明真相的十多个人查封了学校,并于第二天绑架了我和另两位同修,关押在前进拘留所。一些家长非常气愤,说:“真是欺人太甚了,给他写张大字报贴出去,让老百姓看看他们是怎么欺负老实人的!”我说,修炼人不图任何回报,只要看到人们有善念就足够了。我们不怕打压、坚持付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善念、正念。即使失去了很多在常人看来是很珍贵的东西,也不足惜。能有你们这样善念的支持就足够了!

但同时我也为那些不明真相被邪党利用的人悲哀,我绝食十一天,向他们表示抗议,让他们知道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被释放,当时是被丈夫抱上车的。我没有任何的怨和恨,只是觉的王维伦处在那样一个位置上而为他悲哀。我在口干得近乎说不出话的情况下还在耐心地给他讲真相,希望他能真正明白。

清楚地记得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节,我还给他发了短信祝他节日快乐。可是他没有给自己机会,当听到他出车祸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为这个生命悲哀,这时离我绝食被释放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连告诉我消息的同修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常人更是这样,见到我都说王维伦迫害你们法轮功遭报应了,大快人心!可我一点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们弘扬大法不是为了让人都遭恶报,而是让人真正的修心向善,否则我们冒着被打压、判刑的危险去做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和我有缘的人,我没能救下他,我真的难过。不了解的人会觉的我是矫情,不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同就在于此,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救人的份儿!

三、再陷囹圄,看守所里被毒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我在集市上被两名便衣跟踪并绑架,后来得知这俩人是刘佳忠、赵军。还有就是新接任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当跟踪并绑架我的刘佳忠跟我说:“别怪我,是石平让我干的。”我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是石平布的陷阱。我没有怨恨,只是遗憾,石平的妻子、儿子都是我讲的真相,而且他的孩子在我们辅导学校补课,效果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呢?正常人也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就是为了那个“六一零”主任的头衔,值吗?那是死亡的位置啊!回来后我听说他妻子和他离婚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的不义之举。

当我回到家中,听到了更多的让我悲叹的事情。据家人讲,我被绑架后,当时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带着好多人去我家抄家,用吊车从三楼破窗而入。其中那个跟踪并绑架我的赵军在叫喊说:“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我现在想起他的话都觉的心痛,我虽不认识他,但我和他的妻子是同行,他应该知道一些我的为人,怎么能说出这么狠毒的话呢?而且为了阻止我丈夫请律师,他们竟然抓人,没任何理由的把我丈夫抓到公安局,并以开除公职相威胁,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请律师啊!如果因为请律师而被开除公职,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做这件事的正是主管司法的政法委书记王全义和农场书记王伟。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如果说这些人还不够了解我,但我想他们也该了解法律呀!难道执法者就可以肆意践踏法律吗?而且在给我开庭之前,无理由地抓捕了我的九位同修,明显是害怕,如果做的正就不该这样害怕好人啊!

又一次让我欣慰的是,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还有人能站出来伸张正义,我的同事,前进中学的老师们公开签名为我呼吁。教育科长王玉海竟然斯文扫地,大骂教师们,逼迫他们写检查,而且规定必须超过一千五百字。或许好多人已司空见惯,在这个社会里说谎话就像吃馅饼一样容易,而说实话却要付出代价,有的同事当年奖金停发,直到现在也没落实。我想我的这些同事们一定真切的体验到了,一直坚持说真话的大法弟子在这个世上是怎样的举步维艰!这又是怎样的悲凉啊!其实我最遗憾的还是王玉海,我们几个同修专门去给他讲过真相,他还能如此,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里邪党的淫威之巨!

当时的建三江政法委书记王甲林,前进农场书记王伟,都答应只要辞退律师就可释放我,家人听信了他们的谎言,最终辞去律师,但却不知道是因为是他们构陷作伪证,怕被律师揭穿。法庭上,听到审判长宣布证人证词时,我流泪了,我没想到刘佳忠、赵军能作伪证。他们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为了把一个想要做好人的人送进监狱,不惜知法犯法,编造证据,我当时提出让刘佳忠当庭对症,却不被理睬,结果我被冤判了四年。当我要上诉时,被阻拦,不给提供纸笔,我多次要求未果。但是当时代理看守所长的于荣却骗我家人说:“要纸给纸,要笔给笔,她就是不上诉。”从监狱回来后,丈夫谈及此事,对王甲林、王伟的不守诺言、为于荣的欺骗、为刘佳忠、赵军的伪证仍气愤难平。

在看守所,我不承认自己是犯罪,所以不戴手铐,不穿马夹,不签任何字句,坚持炼功。副所长纪强不理解,命令武警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并打了我七十个耳光(我的一个学生数的),他打的手疼后,就用带塑料皮的笔记本打,看的出他非常生气。当时我的脸就被打的肿起来了,我如此判定是因为我的嘴张不开了,当时感觉是木了,其实是肿的张不开了。连当时任看守所政委的原国保大队长于荣第二天看了后,都说:“纪强打人真狠!”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当时也不让其他人看,戴上黑头套,拖到铺位上码坐。等到拿下头套时,一个屋的人都流泪了,她们为我悲哀!就那样我被反背着戴着手铐和脚镣,多少天有些记不清了。只记的上厕所都不给解开手铐,要女犯们帮助,我的手肿的跟馒头一样,睡觉时根本无法躺下。后来手铐换成布的,但沉重的脚镣仍然戴着。我当然也悲哀,但不是为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共产邪党打压法轮功,像纪强这样的人,应该是支持甚至弘扬大法的,因为据我看他在常人中还是属于比较正直的人,只是迫于邪党的压力而对好人下毒手,中共邪党真的是在破坏着人的道德良知啊!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多么可悲呀!

四、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殴打、上大挂、捆绑、码坐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在那里我又一次遭受折磨,但我仍是慈悲对待我遇到的每一个生命!

(一)九监区被凌辱折磨

刚到那里,我被劫持在九监区。在女监,九监区和十一监区是专门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监区,如果“转化”了就送到十三监区和七监区去参加劳动。在九监区,犯人们大多是职务犯,贪污、挪用之类的,也有大毒贩,因家里有钱,送一大笔钱给监狱的某个重量级人物就可留在九监区,因需要的人少,所以刑事犯都以能留在九监区而洋洋自得,因为那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也因为他们的“身份”来之不易,所以她们“工作”起来特别卖力,迫害大法弟子决不手软。别的监区的犯人劳役很重,而九监区的犯人很清闲,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迫害大法弟子。

刚去那里的时候,我被警告说: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化”,这里的“转化率”是百分之百。在后来的经历中我知道为什么“转化率”为百分之百了。在那里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坐小板凳,只给一块地面砖的地方,不许超范围。从早上五点半起床要坐到后半夜一点。据说好多法轮功学员因为屁股坐的烂了,坚持不住而“转化”,我是一直坚持背《转法轮》,才挺了过来,否则像针扎一样疼。但脚却一直在浮肿,我平时穿三十七号的鞋,可那时要买四十号的才勉强穿进去,腿也肿的老粗。

当然,除了身体上的迫害,还有精神上的虐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专政”的内涵,在九监区,我深刻体会到在政治课学到的“专政”是什么样子了,它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在那里让我深刻体会到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走资派”的境遇,但他们要可怜的多,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的支撑!一个屋九个人,全部对着我一个人,她们坐在椅子上,或看书或吃东西,翘着二郎腿,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审视着我,我呢,坐在一个矮小的板凳上,需仰视才可见他们的脸。而且电视里几乎是不停的播放诬蔑法轮创始人和法轮大法的内容,那些刑事犯们会不时地插进一些讽刺和挖苦的话,说的比电视中的污蔑之词还要难听。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之外,几乎全部都是这些内容。但是上厕所也要经过允许,因为怕两个大法弟子碰面,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去厕所,其他屋的法轮功学员就不能再去了。法轮功学员长期被强迫码坐小凳,多数便秘,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急也要憋着,没有破例。有时犯人们会恶作剧,没人也说有人,让憋着。如果不是有坚强的信念做支撑,没有人能受的住那份侮辱!

在九监区,因坚持炼功而被犯人们按倒在地上,但只要她们一放松,我就再盘上腿,后来一个小犯人就坐在我腿上,说:“我就是流氓,我就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这个监区仅有的两个抢劫犯中的一个,要在常人眼里真就是流氓。但我是修炼人,不这样看。其实孩子也很好,也有同情心,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被迫做的。她自己讲她妈妈为她花了很多钱,因为在别的监区太累而调到这个监区的,她很珍惜这份劳役。又一阵悲哀袭来,本来已经走错路的孩子,还要让她罪上加罪,共产党造的业债怎么还啊!我就给她讲真相,希望能启迪一份善良。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主管犯人杜小霞、犯人组长李丽等人就把我绑在床上,整天整宿的绑着。

就这样整天的坐小板凳,看污蔑录像,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我近乎给每一位遇到的人讲真相,我珍惜她们。那些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接受的人很快就得福报,她们自己都觉得惊讶,或是生活上或是劳役上,都有一个大的变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叫岳慧芳的犯人,她一直不接受真相,我再耐心的给她讲,她还是不接受,之前没有人不许我闭眼睛,只有她来了后,用手扒着我的眼睛几个小时,而且我在给别人讲真相时,她非常气愤的骂我。我知道每个人做什么都要偿还,因为犯人们自己也感觉到了,她们对我做了什么,很快同样事就会发生在她们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为她担心。后来听说她得癌症保外了,我很为她遗憾。

(二)在女监三监区再被殴打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转到三监区。来到新的监区,有新的人和事,我还是本着善化人心的一念。这个监区是生产监区,也有人说是暴力监区,因这里的犯人多是杀人犯和抢劫犯,打架是家常便饭,但我不去看她们的这些劣性。我想只要是人,都有善的一面。不过,在这里她们也确实让我见到了这不好的一面。

五月七日凌晨两点左右,我下床炼功。夜岗犯人魏继波出面骚扰,企图阻止,便命令我避开监控器去窗前炼,一会儿又让我回到自己床上炼。我不想惊扰其他人休息,便站到自己床前炼。随即被犯人魏继波、叶秀芹、赵洪书三人撕扯拖拽到水房,僵持三十分钟左右,我还是和她们讲道理,坚持回寝室炼功,又遭到赵洪书、王玉波等人拖拽撕扯,头部多处撞在墙上,后脑部及前额被撞多处大包。我还是走回原处去炼。这时三监区犯人头儿赵红书说:“大家都睡觉吧,我陪她玩儿。”

当时我在抱轮,她用肘猛击我的胸部,我不自主地倒在床上,头就撞在后面的墙上,我再站起来,她就又用同样的方式击倒我,反复多次,我的头后面撞得都是包,后来连成一片,肿的很高。她把我的胳膊反扭、大背铐形的,当时身体撕裂般的疼痛,近一小时,赵红书又将我交给杀人犯王玉波。这个王玉波是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是最好利用的工具。王玉波用衣服捆住我的双脚,用枕头堵住我的嘴,又用棉被把我全身蒙住,用身体压在我的身上大约三十分钟,因到起床时间了,王玉波害怕其恶行被人看见,才放开了。我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炼功,这时抢劫犯人吴琼起床象疯了一样冲向我,一阵拳打脚踢,紧接着又用棉被把我蒙住疯狂乱打,后来有同修过来劝解制止才使其罢手。

犯人们出工后,贩毒犯人王婷揪住我的头发猛击头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九监区,我们有过一段缘,这个犯人因是刚到集训队,家里没人来看,我就给她买些吃的,照顾她,我清楚的记的她说过:“大法家”(她说在齐齐哈尔,她们都这样称呼法轮功)都是好人!我还真为其感动过呢!就这样的缘份,她还能如此对待我,有时我就想啊,共产党真的是把人变成冷血的机器了,多少人都是这样,像石平的“蓄意谋害”,纪强的“疯狂殴打”,所以我只是为他们难过,后来有的犯人知道这些都在骂王婷忘恩负义。但我只是可怜她,为了一点利益,被强迫出卖良心,她心里也不会好过的。赵红书当时拉开王婷,用胳膊肘猛击我的前胸,将我击倒在地上,我挣扎着刚站起来又被赵红书用肘击倒,连续十多次,直到同修进来制止才罢手。

一日,说狱长要来检查,要求我打被摞,穿囚服,我不配合,遭到犯人头赵红书的殴打,毛衣领子被撕扯掉,我的脸、脖子多处被抓伤,被褥被扔到走廊。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监狱气氛紧张,据说是北京“六一零”进驻监狱,监区长康亚珍,于洪波出于压力,下令把我和正在隔离的一个同修调换,我被隔离严管,犯人们戴颖慧、刘春华、王蕾利用这个命令对我实行残酷迫害,要求我码小凳,穿囚服,不许看书、学法、炼功。把我的所有法全部搜走。我不可能配合她们,我知道我配合她们就是给她们加罪业,犯人刘春华,王蕾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摔在地上,又上来几个人(刘春华,王蕾,戴颖慧,尚海艳)扭着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强行给我穿囚服,然后用床单反扭着胳膊一高一低的把我绑在暖气管子上,胳膊像撕裂一样疼,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

当时正赶上房子粉刷,她们就用被子把我抬到二楼不足十平方米空间的小屋里,挂上门帘,不让外面的人看到,在抬的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外来工人,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用被子堵住我的嘴,揪我的头发。新犯人头目董文打我的耳光,最后用毛巾使劲勒我的嘴,简直要把我的嘴勒裂开,再把整条毛巾塞进我的嘴里,把嘴巴撑得像撕裂开一样的疼,我不生气,但我悲哀。新换的犯人头目董文,就是接替前面那个赵红书的,人还可以,可是在正义和利益面前他还是选择了利益。我为世人悲哀,我理解她们,但更为其悲叹,在平时,我用我最大的爱心去关心她们,从物质到精神,解除她们心中的烦恼与仇恨,但关键时刻她们还是站在恶的一面。她们用束缚带把我的双臂,双腿背扣在后面,系在一起。就像捆动物一样,当时我只能用嘴和肚子撑着地。

过了几小时,她们就又把我绑在铁架子上,在那样高温的天气下,在不透风的几平方的小屋里,后背靠着一条棉被,头上、肩上顶着一条棉被,下面坐着一条用棉絮卷成的卷。我身上当时还穿着衬衣衬裤,外面裹着一层囚服。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有时还给我解开束缚带,透一下气,后来就一直绑着,不让睡觉。

为了不让犯人们再犯罪,我绝食抗议。五天之后,他们看我神清气爽,就起了妒意,开始给我野蛮灌食,想用这种迫害形式逼迫我就范,灌食的时候故意乱搅乱插管子,我吐出来的东西都带着血,每次灌食都灌大量的东西,把肚子撑的鼓鼓的,还在食物中加大量的盐,目的是迫使我口渴时能要求喝水。九天后,我觉的这些迫害已对我不起作用了,她们看到我没有痛苦的感觉,怕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开始和我谈条件,我觉的我已经达到了证实法、反迫害的目的,就开始吃饭,几天后一切照常。虽处隔离之名,但已无实质性迫害,只是见不到同修。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因监狱修监控,犯人们又开始要求我穿囚服,不许炼功,我当然不配合她们,犯人刘春华、王蕾再一次把我从床上抬起摔在地上,扭着我的胳膊强行给我穿囚服,让我坐小板凳,我不配合,犯人董文就命令其他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身上一丝不挂,还说我再不穿,就殃及其他同修,把所有同修的衣服都抢走,这件事到最后不了了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女监发生了男狱警酒后到女监殴打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监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走廊蹲点报名。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管改造的大队长于洪波找我谈话,希望配合她们,说是狱里要求的。我给她讲真相,我说我并不是要对着干,并不是不支持她们工作,而是因为我们不是罪犯,不应该受这样的迫害。晚上又叫犯人跟我谈条件,我仍坚持我的观点。到点名时,犯人滕艳萍命令犯人姚丽、巩玲玲、刘春华、史露莹、张凯华、王小英、于波、任文昕等人强行给我穿囚服,她们十多个人撕扯着我给我穿囚服,把我按倒在地上,又拖到走廊点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吓的她们赶快用透明胶把我的嘴封住。监区长康亚珍急了,用手打我的嘴巴子,不让我喊“法轮大法好”,并说了看住她不许炼功的话。犯人尚海艳人高马大,强行按住我,想迫使我下蹲,但没成。

晚上我发正念时,被犯人滕艳萍制止,犯人刘春华,史露莹把我从床上拽起摔在地上。第二天早晨,犯人董文、刘春华、史露莹、尚海艳、慕玉兰、赵华、张薇,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强行给我穿囚服,打被摞。我不配合,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犯人吴迪跪在我的身上,犯人刘春华跪在我的头上,改造大队长于洪波命令犯人把我拖到一个低于零度的小屋里,用极重的酷刑——上大挂,把我挂了十七个小时。在那里,刑事犯穿着厚重的棉衣,一进屋就能冻透,当时的我只穿了一件线质小衫和比衬裤稍厚点的裤子,为了能让我更痛苦,在前半夜,给我周围罩了一条薄被子,后夜最冷时,把被子撤掉。我的手、腿、臂冻的僵硬,身体象撕裂一样的疼,我知道那些犯人们也不忍心,她们知道我有多好。也说,你真是好人,可我们也得挣分回家呀。还说你真挺厉害,刑事犯用这种刑,不到两小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怨恨她们,只是为她们生在这世道而悲哀。最后是以我出去站着,包夹替我报名而结束这场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底的一天,监狱要给犯人办什么医疗保险,要交七十元钱,我说我很健康,不需要医疗保险,不办,当时也得到认可。可是照相的时候,却还是要我去照,我不配合,我的包夹也不忍心再折磨我,就躲出去了。狱警崔岩命令犯人董文必须把我弄出去照相,她们就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抬起,连拖带拽,摁到凳子上,我低头,他们就揪住我的头发拽,我不管疼痛,就是不让照,那次我又被揪掉了很多头发。然后就不管了,当时我光着脚,自己走回寝室。扣钱时她们没有扣我的钱,但出监时从我丈夫那里要挟去的。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距新年只差几天时间,三监区把其他同修送到十一监区迫害,因当时邵影要出监而没有走,然后就是我和贺春华留下来了。犯人们也替我高兴,她们都知道十一监区是“狱中狱”,连刑事犯都不愿意去。可是好景不长,仅两个月时间,在管改造的狱长史耕辉的坚持下,四月九日,我和贺春华又被劫持到十一监区。在那里我又一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三)在女监的“狱中狱”遭受毒打

刚到那里的时候,管改造的大队长戈雪红把我叫到一间屋里,先是谈了一些希望我支持她的工作一类的话,然后就开始搜身,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那种搜身是侮辱性的,要脱光所有的衣服,但一般都是犯人动手,狱警而且大队长亲自上阵还是第一次,她说她有底线,那就是我遵守监规,剩下的都好说。我只是讲了我们的缘份,什么也没有答应她。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屋里,要求码坐、穿囚服、蹲报点名。我不配合,就来了很多人,有拽头发的,有踢踹的,也有跪在我身上的,我知道的有个叫赵岩(音)的小孩儿,她说是被派来帮忙的。还有一个人说:“上十一监区来试深浅来了?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说着又一阵拳打脚踢。看这一切都不管用,就有人说,骂她的师父,她就不敢了。又有人出主意把我的衣服都扒下来,不穿囚服就什么都别穿。然后打开窗子冻我,但是这对我无济于事,我被摁倒在地上,四月份的风吹着我,我却一点没感到冷,还以为是地热呢!身下的地板热呼呼的。当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时,她们就拿来了手铐,把我的双手背铐在床上,下面放一个小板凳,还是要我码坐,我踢开板凳,就那样蹲着。几个小时之后,戈雪红来了,说她要下班了,如果我答应就可以给我松开,我说:“我有一条命够吧?”她走了,这时给我戴的手铐已经勒到肉里,手肿的像面包。直到现在手铐刻出的伤痕还在。后来主管生产的犯人何冬梅找来我的同修,之前就到那个监区的,在那里想见到没“转化”的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珍惜,和她谈了许多。主管的犯人也说监区条件在改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但要一点点的,不可能刚来就全部放松,一点点会体会到这里的变化。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一样,除了不给放污蔑录像外其它迫害方式一样,每天从早上五点半起来坐矮凳,直到晚上八点半。洗漱、上厕所都要定时,就这样被迫害了五个月。

五、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五个月后,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冤狱期满,我要回家了。然而走出“二门”时等待我的却不是家人,而是全副武装的警察。站了一排,而且是一辆很长的车,玻璃全是黑的,我当时能认出的是我们当地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和民警常贵军,后来认出一个人是刘佳忠。后来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李俊立,其余人都不认识,据说有医生,还有两个小女孩,是协警。进到车里才知道,人家都说刑期满后走出监狱“大门”,可我竟不知道“大门”是什么样的,直接被从“二门”劫持到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去接我的姐姐,听说我又被劫持了,当时就晕过去了。她痛恨那些没人性的家伙,因为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症晚期的姐姐等着见我呢,她盼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一天,却连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最后姐姐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走了。

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时的十多天里,我仍是本着善化所有生命的原则,希望能用自己善念和智慧去改变他们。我和他们谈我的认识,希望能解开他们心中的结。包括那个叫顾松海的,我不管他是谁,在我这里都是被邪党谎言迫害的众生。我也在和他谈,他看起来很诚恳的样子,但是我提给他的问题他无法解释,用无神论根本解释不了。

大约是二十号吧,他们找来了邪悟者,高英和吴秀华,看到这些人,我觉的很亲切,毕竟同修过一部法,对常人我都有那样的慈悲,何况是曾经的同修呢?我希望能让她们清醒,所以我耐心的和她们讲。但是他们没有耐心了,或者是对邪悟者信心不足吧。二十三日晚上,开始对我施用酷刑。从早上开始就让我站着了,一直到晚上,腿很硬,肿了。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会议室,有三个男孩看着,后来知道他们叫朱少鹏、周景峰、金言鵬。他们把我的两个手腕用毛巾包上,铐在床上,身体保持半蹲的姿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去,在身体下方放着我师父的法像。我还奇怪,这是什么刑,但马上我就感觉到它的迫害强度了,因为已经站了一天,经这么一蹲,马上就有虚脱的感觉,喘不过气来,甚至大脑处于混沌状态,意识都集中不起来,疼痛难忍,甚至一秒钟也坚持不住了。我急速地喘着气,虚汗直淌。后来听陶华说,很多人都受过这种刑。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开始背《转法轮》,慢慢的,沉静下来了,呼吸均匀些了,过了几小时,陶华来看我怎样了。我就说:“你们这样没用,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时金言鵬警告我:“没人愿意动你,你老实点。”我就知道他们也打人。陶华看我不答应就走了,这时疼痛又一次袭来。朱少鹏,刚去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很多,这时他劝我说:“来这儿的人都‘转化’了,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何必遭这份罪呢?”他说,这还是轻的呢,没想整你,要想整你,有更厉害的。我就想还有同修遭受更痛苦的折磨。大约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时,我的腿没知觉了,支撑不住,但是我当时就想,宁可死也不“转化”。我说了我的想法之后,金言鵬说:“想死,哪那么容易?让你生不如死。”说实话,那种痛苦真的是让人生不如死。我也知道了为什么到这里的人都说这里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还只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让人无法面对。当屈服于淫威妥协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每天都要违心的说假话,骂大法、骂师父,否则就再用刑。现在的常人说一句假话可能不觉的怎样,因为社会就这样,大家都习惯了。可是经过了“真、善、忍”洗礼之后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把“真”刻入骨髓了,我已经有很多年都没说过假话了。在洗脑班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双面人一样,那种卑劣让自己不齿。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常人还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在这里却要被迫违背人伦,辱骂恩重如山、如天的师父和大法,让人觉的已经没有了做人的根基了,良心、道义无存,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人从洗脑班回家后就自杀了,因为做人的根基被毁掉了。

六、第二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前进农场中学校长蒙鹤鸣找我丈夫,叫他到楼下蒙鹤鸣的私家车里说点事,蒙说:“政法委要找蒋欣波谈一谈。”接着就把我的丈夫拉到农场办公楼前,此刻门口已聚集了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农场中学书记杨庆玉等。蒙鹤鸣让杨庆玉也上车,他们一同乘车来到我家。说省里六一零回访,要我配合。我声明自己是承受不住酷刑而违心“转化”的,不可能再去配合回访,并给他们讲真相。蒙鹤明接了电话先出去了,其实是去报信。不久,就有人敲门。打开门,涌进来一伙人,其中有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公安局副局长阮东、街道办主任李智等十多人,他们拿着两台摄像机进屋就录这录那。阮东检查了丈夫的电脑,又跑厨房和阳台乱翻一气。警察徐大彬叫嚣着:“还能成佛祖怎么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三、四个警察闯到两个卧室搜查,把正在卧室睡觉的女儿叫醒并控制起来。

张国平和阮东轮番逼迫,让我认可自己已经被“转化”,我不配合。最后张国平说:“在这里说不通,那就找个地方说,到青龙山去说吧。”阮东第一个动手,拽起我的右胳膊,见其他人都没动手,阮东气得大叫:“还等什么?怎么都不上呢?”接着徐大斌、石平等五、六个人把我抬起来拖下楼,塞进车里。在车里,左右一面一个协警紧紧钳制我,前面坐在桌子上的小协警压着我的头,那辆车正是去女监劫持我的车,叫巡回审判车,很大,车里有桌椅。我再一次被送到洗脑班迫害。

我的丈夫、女儿亲眼目睹了我被绑架时的惨状,非常担心。他们知道洗脑班多么残酷,不知道我这次去还是否能活着回来。就几次去洗脑班要求见我,都被拒绝,他们就更加担心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请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接见,以确认我的存在。然而没想到的是律师竟被绑架,并被打折肋骨,正义人士亦被关押,甚至预谋判刑。而我丈夫自己也被警察传唤,逼迫做违心的事。更甚至在接我的时候,在青龙山洗脑班被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写“三书”。当时我丈夫质问:我也没练过,怎么谈得上“转化”、悔过,这不是笑话吗?但是房跃春骂骂咧咧的,看似不写就不能走出那个大门了,迫于淫威,丈夫就范了。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为这些人担心,说心里话,我没有恨,虽然他们让我背信弃义,让我几乎成了行尸走肉,痛不欲生,我还是替他们担心,因为他们被蒙蔽的很深。洗脑班不仅是迫害大法弟子,它也在毒害着在那里的所谓“工作”的那些生命,如果洗脑班解体了,他们或许会反思,最起码不会再给自己加更重的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努力,结束这场迫害,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天道昌明,万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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