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狂者、獧者、乡原与贤士之差
说到传统文化，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重要的儒家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4月11日）是鲁国人，春秋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是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孔伋）的弟子。孟子有个弟子叫万章。
一天，万章问孟子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何不回乡呢！我们家乡的人狂放简单，积极进取，不忘初衷。’”“孔子在陈国，何思鲁之狂士（为什么思念鲁国的狂放之人）呢？”
孟子回答：“孔子说过，找不到既不过分也无不及、符合中庸之道的人，那就只剩与狂者和狷者了。”
章子又说了：我斗胆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狂士呢？孟子回答：“他们志向大而自满，动不动就说‘古代的人怎样，古代的人怎样。’而用常道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发现他们的行为赶不上他们的言谈。当连狂者也得不到的时候，那就只好找獧者了。”
在上文中看，狂和獧两者是相对的。生活中的狂者，有高远志向却眼高手低；他们被发现言过其实的时候，会抱怨自己失意、不得志，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獧者则因为谨慎狭隘而有些事宁死也不做。在现代汉语中，獧急、獧狭，指人胸襟狭窄、性情急躁，獧介、獧傲则指人洁身自好、性情耿直。总之，这两种人都比不上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的贤士（好人）。
孔子当然想找到德才兼备的人，当找不到时，就退而求其次，想到了家乡的狂者和獧者。谈到人品等级，其实孔子还说过：“路过我的家门却不进到屋里（失礼），我不对此感到遗憾的，恐怕只有乡里的好好先生吧。乡里的好好先生，是德行的损害者。” “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好好先生）是他最不屑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人的品德有明确的标准，同时也有一定的包容度，不苛求他人品德完美，但对欺世盗名、好象什么人都不得罪的好好先生，批评却非常尖锐。为什么憎恶这种人呢？因为这种人看似有德，其实很具欺骗性，干的事情经常是损害公德的。事实上，“乡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得罪，他是“选择性的不得罪”，曲意逢迎，谄媚世人，为的是让别人说自己好。（当然，除“乡原”外，自以为是的还有很多其他类别，也都起着“德之贼”的作用。）
孟子说：“这种人，想指责他却列举不出缺点，想责骂他却找不到由头，他只是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诚老实，处事似乎方正、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自己以为做得正确，却与尧、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说是‘德行的损害者’。孔子说：厌恶那种外表相似实质不同的东西；厌恶狗尾草，怕它会混淆了禾苗；厌恶歪才，怕它会混淆了仁义；厌恶夸夸其谈，怕它会混淆了诚信……君子只是让一切都回归正道罢了。路正了，百姓就会奋发振作，百姓奋发振作了，也就没有了邪恶。”
孔子重视公德、社会风尚，由此可见一斑。再讲两个有关的小故事：
在孔子时代，鲁国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在外国见到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能把他们赎回来、然后恢复他们的自由身，鲁国会补偿和奖励你因为此事而付出的金钱及努力等。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善于雄辩，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子贡还善于经商之道，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有一次，子贡从外国赎回了一个鲁国人，但却拒绝了鲁国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知道后对子贡说，子贡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必须接受补偿和奖励。如果你拒绝了，以后（可能因为成本代价等问题）就没有人再去外国赎奴隶了。
子路是孔子弟子中的十哲之一，极受孔子信任。子路生活状况清贫，为孝敬父母不惜放弃仕途。有一次，子路救了一名溺水者，溺水者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恩，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了。孔子得知此事后，高兴地对子路说，就要这样，以后谁都会救人的。
从子贡和子路的事例中，体现了孔子的眼界范围：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社会公德、社会影响高于个人的名誉得失。
今天的社会，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善恶倒悬，人与人之间的互害成了家常便饭，人人为近敌，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恶化进而带来很多医院治不好的现代病、绝症、难症。恶性循环，恶魔猖獗。只有恢复到人人都愿意以修身为己任，坚持不懈，活到老学到老，世界才会从新成为好人的世界，为善远恶的世界。这种变化是从每个人的内心开始的。道德力量是由内及外的，在一个人身上如此，在一个社区、一个国家身上也是如此。
从自己做起做好人并不过时，更不是无关紧要。从长远看，做好人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家庭美满、国家富强，都是必备条件。
古人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以为是”的习惯常常就是那片树叶，是阻挡我们修成好人、善者的树叶、荒山、沙漠。真善忍中可找到正确的做好人的标准，通过每日的实践、学习、加深理解，人自然会逐渐的成为得到社会、天地、宇宙承认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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