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非法拘留十三次和劳教一年零三个月的经历


【明慧网2001年11月20日】我于九九年三月五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得法后,先天性的右下肢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病、脑缺血病、满脸顽固性黄褐斑、眼结石等各种疾病,在两个月内都不翼而飞。后来我把我65岁的母亲和8岁的儿子也带进炼功场,全家人一起修炼法轮功。我那病魔缠身的母亲炼功后也出现奇迹,多年治疗不愈的脑血管病、坐骨神经痛(曾经瘫痪过)、内外风湿、胆结石、阑尾炎、眼疾等炼功后都不治自愈;我那又黑又瘦的儿子炼功后变成又白又胖的品学兼优的乖娃娃。从我全家三代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的确是真正的超常的科学。

我是个个体户,从事运输专业,修炼前爱财如命,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伤害他人利益、拼命弄钱;对我请的工人也是尽量让他们多做事少拿钱;我已离婚的丈夫想杀我们全家,想烧毁我的汽车,但因儿子随我,年龄又小,他又无法抚养,始终没有下手,说等到儿子长大一点再说,吓得我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因他过去有过这种行为,未遂),再加上我病魔缠身,更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虽然我不缺钱,但我活得很苦、很累、苦不堪言。我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自杀的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因我儿子太小,母亲对我太好,想等儿子大一点,等母亲走时再随母亲而去。而修炼之后,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所在,明白了做好人的标准,从此改掉了以前的恶习,再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完全凭劳动挣钱;善待下面的工人,处处替工人着想;善待多次伤害我的已离婚的丈夫,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还告诉周围的同行、亲朋好友也应做好人,他们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还让已离婚的丈夫学大法,他的变化更大,我们现在双方和睦相处,朋友以待。

不幸的是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我们大为不解,当天一家人就开车来到省政府大门外和其他功友一起,站在马路边上排成队集体上访,结果没让我们说一句话,等待我们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警车,汽笛声十分惊人、恐怖万分(听年龄大的老人说:此时的情景与文化大革命没有两样),警察威胁我们上警车,非法关押我们,晚上十点左右才放回家,并没收了我们的大法书籍;后来,我又独自来到派出所反映我炼功后得到的好处,结果根本不让我多说,便骂道:“你必须在两天内搬出我们的管辖之内,(因为我当时是租的房子,母亲住)。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看到成都《商务早报》上登载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我就开车和五个功友一起到报社善意地询问文章的来由,编辑对我们说:“主编不在,有什么事你们一个一个地说,我们给你们记下来。”摄相机还给我们摄了相,当时我们很高兴,都分别举例说明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话音刚落,早已在门外等候的警察经过一晚的折腾后,于次日早上五点把我们送进了拘留所非法关押15日。更卑鄙的是:电视台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地把我的事例改编成攻击大法的材料在电视上播了出来。

就在这种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于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带上八岁的儿子,离开年迈的母亲,坐上北去的列车,冒死踏上北京上访的路。6日下午我8岁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护法被抓;8日早上我刚起床,有便衣警察来到住处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便用手机通知对方,不到五分钟警车就来把我带到广营派出所,随后转入驻京办事处;我母亲65岁,于10日独自一人来北京护法,刚下火车不久,就被便衣公安挡住了去路,问明是炼法轮功的,也被送进了驻京办,正好与我们母子错过。当时,我儿子被关在2号室,我被关在6号室,进去当晚我被他们用手铐铐在大门外的石狮子上,刺骨的寒风向我扑来,直到深夜才放我进室内。由于室内是水泥地板,又没有床,我那8岁的儿子晚上只好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和衣睡在椅子上(此屋过去是餐厅),其它功友实在看不过去(当时的温度大概在零下5度左右),就把外衣脱下来盖在我儿子身上,结果被管理人员发现后用手铐将功友打得手背出血后,铐在外面的风雨中冻了一夜。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那幼小的儿子苦苦地熬过了五天五夜,那一桩桩一件件他亲身经历的只有在动画片里才能看到的恐怖场面,已经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不可抹去的烙印。

后来我们被公安送回成都,我被非法关进青羊区戒毒所。在戒毒所内,管理人员给我们放震耳欲聋的攻击大法的录音,不但用脚踢我们,而且还让我们脱下外面的大衣在寒风中受冻;长时间地蹲在地上,致使我双腿麻木、失去知觉,幸好我前面有个架子,才避免我倒在地上。经过两天的非人折磨后,我又被非法送进拘留所;我母亲也和我一样经戒毒所后转到拘留所。

他们对老人也残暴折磨。我那老实巴交的一字不识的65岁高龄的母亲在驻京办,由于天气太冷(零下5度左右,水管已被冻得放不出水),老人把双腿平放在椅子上取暖,被管理人员发现,强行说老人在炼功,立即被叫出来,3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皮鞋恶狠狠地猛踢老人两脚后,还让老人站在外面受体罚;在戒毒所内,老人平时受体罚不说,当天还不给老人吃饭(包括所有大法弟子),致使老人饥饿至晚上才在拘留所里吃了一顿不饱的牢饭,又冷又饿的日子可想而知;在拘留所里老人受体罚、受骂的时候更是不断。好不容易熬过了半月期满释放,老人以为可以回我家洗个澡(因为十年来老人一直住在这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饱饭,没想到当地公安不准我母亲住在我家,也不准住在我弟弟家,释放当天就强行将我母亲撵回老家。

我被非法拘留“期满”后被管教民警接回派出所,问:“你还炼不炼?”我说:“炼。”就马上又把我送进看守所;等看守所期满后,又被接回派出所,问:“还炼不炼?”我说:“炼。”马上又送进拘留所,就这样不间断地反复被非法拘留。因我系单亲家庭,致使家中长期空无一人,丢下8岁的儿子无人照看。

在拘留所里,我被和其它犯人关在一起,十几、二十个人关在十余平方米的潮湿的房子里,早上起床只好在便池内接水喝,在便池内接水洗脸,在便池内洗衣服,每天除了早、中、晚给我们一人一碗水之外,便池成了我们唯一的用水来源。到了后来,他们就把室内的水断掉,致使大、小便都无法排走,我们便打报告,想在室外接水冲厕所,邪恶的赖所长便怒喝道:“要想舒服就去锦江宾馆嘛,这里只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解便后只好用一张纸盖住,那时候整个室内又臭又热,臭气熏天,十几个人经常守着大小便吃饭。

记得2000年5月的一天午饭后,我们炼功人在一起买东西时说话,就被恶警体罚站在太阳下面晒了一个多小时。我买的肥皂在手上早已被太阳晒化了,只好放在地上,就连七十岁的太婆都被逼迫和我们站在一起。

喔,对了,说起这个太婆,曾经是跨过雅鲁藏布江的老干部,后来是某子弟校校长。她于九九年十一月到北京上访回来后,也象我一样被非法反复不间断地拘留。到了2000年三月份,她不能再容忍对她的非法拘留了,就不配合上警车,结果被成都三个警官强行用绳子捆绑手、脚,在反背捆手时,一个警官一脚踩在老人的背上,然后把她扔进汽车的尾部,老人蜷缩成一团,就这样惨无人道地又被非法送进拘留所。就这样她被非法反复关了十次左右,到现在人身自由仍受限制。

在拘留所里,我们与世隔绝,完全和外面失去了联系,炼功人不能打电话,不能接见,更不能洗澡。我们说要申诉,管女监的管教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说要炼就关死你们,看是你们的命长,还是XX党的监狱长。”就这样我一直住在拘留所里,到了三月份,正值国家人大、政协开会前夕,我想:正是人民说话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出去再次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啊。三月二日正是我这半个月拘留期满的日子,当管段民警来接我时,叫我把铺盖放在拘留所,反正下午还得再回来,这次我没听他的就把东西带到了派出所。他马上通知我弟弟到派出所,并强行要弟弟代交了几千元的保证金。警官对我弟弟说:“若是你姐再上北京,这三千元就作为我们去接她的路费。”并叫我每天早上十点钟必须到派出所报到。

第二天,我就独自一人,经重庆、武汉绕道再次到北京,一路上惊险万分,到处是警察盘问,闯过重重关口,打扮成款姐的模样,到了北京。在上访局外的马路上,更是重重包围、严密封锁,马路两旁停满了全国各地堵截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巷道的入口处更是便衣警察成群,上百双便衣的眼睛死死盯着入口处不敢放松一下,时时等待着他们要接的人出现,以免一不小心,他们当地的炼功人一走进上访局,他们就可能脱掉制服并摘去乌纱帽(这是我回来后警察告诉我的);长长的巷道内便衣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看着可疑的行人便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哪里的?”是炼功人马上就被警察围住(因为我们修真、善、忍,从不说假话,所以当时警察太好抓了),立即被接回当地处理。我再次经过化妆后,戴上所有的手饰,穿上高档时装,提上手提包,来到巷道的入口处。路已被便衣警察和法轮功学员堵得水泄不通,但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往前走,而我的心早已提到噪子眼,请求师父保护我进去上访……谢天谢地,终于在没有一人问我的情况下走进了上访局,为法轮大法上访填了表,在表还没有填完时,巡视警察发现了我是为法轮功上访,便吼道:“啊,还是法轮功,哪里的?”刹时间围过来五、六个警察,我看他们吓得面如土色的样子,慢慢地说道:“反正不是你们一个地方的,你们怕什么,我已经进来了总得把表填完啊。”又来一个警察看样子是上访局里面的,恶狠狠地向我冲过来,抓起我的衣领,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后,往门外推,怒吼道:“像他们一样一个紧接一个双腿分开坐在地上。”喔,我这才发现已经有十几位大法弟子已走在了我前面,一弟子问我:“请问你是哪里的?”“四川成都,你呢?”“重庆的。”就这样等待着当地驻京办接回处理,回成都后又恢复了我的被非法拘留的生活。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周警官,说:“我们要申诉,不然我们就绝食。”周警官说:“我也没有办法,说实话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是当地派出所把你们送来的,写申诉之事我作不了主,我可以给你们往上汇报。”另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熊警官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是国家的机器,谁给我发工资,我就为谁说话,因为我要吃饭,上有老、下有小要生活,就这么简单。”后来,我们申诉后,于五月二十四日才暂时走出拘留所释放回家。

回家后,我就把电视台和成都《商务早报》对我的不真实报道写了出来(原稿标题为《澄清事实真相,还法轮大法清白》),当地政府在市内办诬蔑大法的诽谤展览时,我就把我写的真相资料散发给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结果6月13日我又被非法抓捕,当天晚上他们还非法抄了我的家,收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资料、VCD光碟和师父的照片等。由于我舍命去抢我的宝书,结果被恶公安把我的双手反背压住,使我不能动弹,最后,在我未穿袜子的情况下强行把我从三楼拖下,致使我双膝在楼梯上擦破,将我拖至警车内,把我再次送进那早已熟悉的置留室,第二天又被强行送进拘留所。

进去后,我实在想不通,现在的当权者怎么了?怕群众修“真、善、忍”?怕好人太多吗?群众说句真话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为什么要掩盖真相呢?唯一的办法我只有绝食,用我的生命来维护大法;让政府重新调查法轮功真相后,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于是我们集体在拘留所内绝食,结果被恶警强行灌食,我们分别被七、八个人按在长凳上捏着鼻子,有的被管子灌得口鼻出血,有的被灌得翻江倒海呕吐不止,那种只有在电影、电视上都难以看到的悲惨的惊人场面,至今我连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熬到了6月28日才回家,结果事隔一天,警察又莫名其妙地把我从家里送进看守所,等待我的是一张非法劳教一年的通知书。

到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后,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进来的。我给她们说是因为说真话,她们不解,于是我又再一次把新闻宣传机构以我的事例造假、骗人的真相写了出来一式四份,分别交给了劳教所的吴所长、李科长、李队长和其他人传看一份,结果被全中队开大会点名批评后,被无理延长劳教期三个月。

后来,我在本已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又长期被劳教人员包夹,不能与坚定的大法学员说话;2001年7月份,劳教所的管教认为我还在说“大法好”不利于他们给其他人洗脑,就把十一位坚修大法的、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关在一间十余平米的房间里让4个包夹人员看管着,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绝不让出来。室内温度很高,满房子各种臭味交织在一起,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才能一人有半桶水洗头、洗衣服、抹汗,用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还必须从早上6:30分起床就开始坐军姿、不能笑、嘴还不能动(因为怀疑你背经文)一直到深夜十点钟左右才许睡觉,一天又一天,天天如此,就这样在那间常人无法想象的房间里住了三十多天,直到转中队,我走后,其它的功友还在那间房子里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非法劳教“期满”释放当天,我本应立即回家,但因我始终坚定修炼,又被当地派出所送进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进拘留所后,因我写了申诉,才被提前接回派出所,区政法委的郝书记威胁我要做到所谓的“六不准”,否则等待我的就是劳改。

回家后,我本应是合法的自由公民,但因我坚修“真、善、忍”宇宙大法,我被逼迫必须每天打电话到派出所报到。

到今天为止我已被成都市公安机关非法拘留十三次,劳教一年零三个月,现在我的人身自由仍然被限制。我想质问当权者:修真、善、忍何罪之有?!做好人何罪之有?!何时才能恢复自由呢?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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