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法女弟子的修炼、护法的经历


【明慧网2001年8月23日】我今年34岁,199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省二级大型企业,一直从事技术工作。1994年7月与本地一位驻军干部结婚,1997年1月,因休产假下岗至今,现住厂内家属房。

1997年5月,在父母的影响下,我有幸与大法结缘,经过了由不认识到完全接受这么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逐渐地熔入到大法中来。99年7.22以后一直没能走出来。这样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看到师父经文《走向圆满》,看到明慧网学员的心得体会,通过与其它学员学法、交流,才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尽快弥补,把自己熔入到正法中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2000年8月初,我丈夫(现已离婚)的部队领导、团副政委、营长、教导员来到我家,问是否还在炼法轮功,因为部队有所谓的规定:部队官兵、家属、子女、亲属一律不准炼。我当时对他们郑重申明:我一直在炼,没有任何人、任何压力能够改变我。

表面上部队领导突然来找我的原因是:

我在生小孩后,在部队住了两年,其间有一位副营职干部通过看我家的大法书籍得了法,直到99年4.25以后,部队不准现役军人修炼法轮功,但此弟子坚持要炼,宁愿被开除党籍、军籍也决不放弃,但当时他们团已向上级汇报:保证没有炼法轮功的官兵。又突然出现一个坚定的修炼者,领导没法向上级交代,怕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影响了乌纱帽。在使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效的情况下,于99年8月1日,把军人弟子送到了北京军区261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强制性精神病治疗。这些领导,为了自己,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为了掩人耳目,把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说成是精神病。就这样,此弟子被迫送到精神病院达半年之久,直到年底部队决定让他转业才让他回家。此时的他已骨瘦如柴,身体、精神受到了严重摧残。

回到家里,他心中仍然放不下大法,但书籍、磁带、光盘等全部东西都已被部队没收、销毁(直接责任人是河北沙城66370部队政治处主任)。于是,他于2000年4月从老家千里迢迢专门赶来,找到一些大法书籍,准备回家继续学法、修炼。到了7月底他给当地县组织部写了封信,表明自己要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如果政府不允许,他宁愿不用安排工作,回家种地也决不放弃。当时他虽然已经定为转业,但还在待分配工作阶段,档案、工作关系等都还在部队,所以还算是部队的人。当地政府把这封信转给了他所在部队,于是部队领导马上把他从老家带回,关押在禁闭室。当问及他什么时候跟谁学的法轮功时,他提到了我,所以部队领导马上来到我家骚扰。

在我表明我的立场后,他们仍不甘心,三番五次来到我家,通过对我丈夫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修炼。当时他的职务是副营长,军衔该调为少校,就是因为我炼功,没给他调。我说:如果部队不让家属炼,我可以不当家属。要知道我俩从91年认识、94年结婚,近十年来一直感情很好。从2000年8月初开始,部队不让他回家,有一次回去取衣服,还得有人跟着。直到10月初,我去了趟北京,回来后,他因为不能承受部队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我俩被迫离婚,孩子不到四岁,归我抚养。其间的过程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只要在法上认识法,再苦再难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离婚后,他坚持每星期回来一趟,看看孩子,直到2001年元旦。其间在2000年12月6日,由我组织发起,自带录音机和横幅在县城大市场进行了一次弘法炼功活动,历时半小时,参加人数近30人,围观群众数百人,起到了很好的弘法作用,我也因此而被拘留15天,但因孩子在厂内无人管,当天下午又由厂领导把我保释回家。2001年元旦过后,由于他们部队领导有人向师一级告他的状:说我们是假离婚,于是上级派人下来调查,他也从此不得回家,直到过完春节。在一次电话中,他说:很想儿子,不让回家又放心不下,想把孩子抚养关系变更一下,然后把孩子接过去,送回四川老家,让他姐给带着。当时,我听到后,虽已满眼是泪,但还是满口答应:行!只要你能心里好受一些。

2月28日下午,他回到家里,当然还跟着一个人,收拾了一些他和孩子的衣服,就把孩子接走了。第二天上午,我俩一起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孩子抚养关系变更手续。儿子已经四岁多,从出生到离开我,一直在我身边,朝夕相伴,突然要离开我,到五千里之遥的四川农村,而且和他的家人从未见过面,再加上语言不通,当时心里虽有一万个舍不得,但我没说半个不字,只提出一点要求:孩子走时我想送送。当时他也满口答应。过后,我又给他们营长打了个电话:向领导请示一下,孩子走时我到火车站去送送他们。可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位领导一口回绝,说:不行!团里领导不让送。就连这点人之常情,也被拒绝了。

以后的日子,我一个人做着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其间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也曾在社会上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去做,因为我相信,凭我的能力我干什么都能干好,而且干什么都行。但在江泽民一夥的这种高压政策下,没有一家敢用我这个当地的法轮功“知名人士”,他们都怕给自己找麻烦。找单位领导,表示我想上班,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想为国家为企业尽我的一分能力,但得到的回答是:经厂党委研究决定,不行,除非你不炼功。我说:“既然你们这样认为,我也不为难你们。但没有任何条件、任何压力能让我放弃修炼,让我说假话也不可能。天无绝人之路,我就是捡破烂也能养活自己。”

从今年二月底开始,一到他们所认为的敏感日子:3月两会、4.25、5.1、5.13、6.4、7.1、7.13申奥……单位领导及派出所干警多次到我家或通过电话告诉我不准去北京,并让我交照片。我明确告诉他们:照片我不交,为什么要向对待罪犯那样备案,我不想给你们找麻烦,你们也别自找麻烦,去不去北京是每个公民的自由,依法上访是我们的权利,我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在不公正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

今年5月11日,我县各派出所从家中或工作单位、学校无故抓走法轮大法弟子十多名,为了防止他们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进京上访,当天都把他们关进了看守所,其中包括一位上初二的学生,还有我的父亲、弟弟。我当然也在他们的非法抓捕名单当中。但当居委主任通知我派出所民警准备一会儿来时,我正告他:“如果是来抓人,我不给开门,我没做错什么,谁也别想把我从家里抓走。”听了我的一席话,他们没敢轻易动手,只是白天晚上的打电话,看在不在家。厂里领导给我打电话时说:“让我再告诉你别出去,真麻烦,大星期天的上午去开会,下午还休息不了。”我说:“是江泽民给您找的麻烦,我好好在家呆着,真是祸从天降,昨天半夜厂里吴书记还给我打电话看我在不在,我还嫌麻烦呢!电话线我都想拔了。”派出所片警也打来电话:“在家了吧?别出去,给我们留碗饭吃。”我说:“又到什么敏感日子了?如果我真的犯了什么罪,由法律来制裁我好了,也用不着你们这样费心劳神的呀!”当时,整个地区范围内,坐火车进北京不仅要身份证,还要单位或派出所出据证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进站口的必经之路,邪恶之徒把师父法像放在地上让旅客踩,不踩的就抓起来。在110国道,所有进京的汽车,无一例外全部拦截,警察上车让乘客挨个骂大法、骂师父,如有不配合,就怀疑是大法弟子进行非法扣押。所谓的执法人员所采用的手段如此下流、卑劣,又使多少无辜百姓造业、蒙羞。

在这种情况下,我5月17日一早出发,乘汽车辗转多次换车,绕道而行,于5月18日来到北京,下午到了国家信访办。看到排着长长的两行队伍,我站在队尾。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在查看人们的证件,我走过去问他:我没有身份证接不接待?他问我身份证呢?我说被当地派出所没收了,我是大法弟子,因法轮功而上访。他马上警觉起来,说那咱们到外边坐会儿。于是我坐在信访办院子里的固定座椅上,一会儿来了七、八个人,态度也蛮“热情”,和对待其它上访的人绝对不一样。但我看得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问出我是哪儿人,听出我是哪里口音。我说:“我这次来没打算说是哪里人,原因是现在当权的对待法轮功株连的政策,一旦我说了我的姓名、住址,就要给当地政府、执法部门、单位领导甚至是亲戚朋友找好多麻烦,因为我们那儿已有许多这样的先例,这也是我上访的一个内容。”他们问我有没有准备什么材料,我说我是第一次上访,没有准备。他们让我大概写一下我的想法,于是我提笔写了四条:⑴法轮大法是正法。 ⑵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⑶取消对各级政府、单位领导、亲朋好友的株连、牵连政策。 ⑷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最后署名大法弟子。并向他们口述反映了本地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对法轮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罚款、打骂、电刑、人格诬蔑、精神折磨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他们一再想问出我是哪里人,我说:“这种情况不只是我们一个县、一个地区的问题,全国普遍都存在,你们有责任向有关部门反应在全国范围去调查。”最后,他们见实在问不出我的姓名、住址,就说:“我们给你找个住的地方吧!”我明白他们所说的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看守所,于是我说我可没有钱。他们说:那你晚上住哪儿?我说:“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晚上我蹲火车站、蹲大街都行,大法弟子不怕吃苦,如果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听的你们也都听了,我达到我的目的后,我就该回去了。”他们又说:你说出你是哪儿人,我们派车把你送回去。我说:“不用,我既然能自己来,我就能自己回去。”这样整个下午从两点到四点他们下班,我一直在和这七、八个人斗智周旋,最后他们看实在达不到目的,也就都一个个地回去了。这时下班的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开始赶人,我又等了几分钟,等到人都走的差不多了,也没人再理我,我又一个人坦然地走出了国家信访办的大门,走到北京南站,买上火车票,赶上了回家的火车,晚上八点多钟,已经到家。

在此次去北京之前,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去了可能要被抓,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很快回来,因为当地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在这种正信、正念的作用下,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后,很快就回来了。

2001年7月18日上午,我上街听卖菜的人说铁路那儿有炼法轮功的人上了房了,警察去抓他们了。我一听就想到可能是我熟知的两位功友。回到家马上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证实了这一点,于是我决定下午去看看。四点多钟,我来到他们的住处,老远就看到铁路两边许多围观的群众。我来到他家房子下边,问他们中午吃饭没有,需不需要什么东西。这时好多群众也都围了过来,他们在房上讲真相,我在下面向群众讲述我个人的经历,以及炼功后我自己的身心变化,于国家、社会、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在江泽民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在部队领导没干预这件事之前,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妻子、母亲,只有比以前做得更好,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做好人。工作不是我不想干,而是他们的条件我决不能接受。大学毕业十多年了,现在正应该是我为国尽忠,为父母尽孝的最佳时期,谁不想事业有成,谁不想家庭幸福,可是现在,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做个好人,说句真话,就得让你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江泽民给逼的。

刚说有十来分钟,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是哪儿人,我问他你是谁,他要我跟他走,我说:“我凭什么跟你走?”于是不由分说,他们四、五个人连拉带拽,连打带踹地把我往车上拉,我努力地不让他们拉走我,一边和他们拉扯,一边高喊:大家看看人民警察就这样对待人民,我说真话没有罪,他们为什么这么惧怕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他们把我强行拉上车,并在拉扯过程中,就从背后给我带上了手铐。上车后直接送往沙城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他们要给我做笔录,我首先要求他们把手铐给我打开,因为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这是我们谈话的基点。如果是象聊天一样平等地坐在一起,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否则,我不配合。说完以后,他们再问我什么,我不再回答,派出所副所长下令:送走。于是下午六点多我一直被戴着手铐送到了怀来县看守所。一路上,我都在跟满车的干警述说:“法轮大法是天法,大法弟子是修炼者,人在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时心中的一念就会定下自己的未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正乾坤的那一天把自己摆放在什么位置请自己选择。请善待大法弟子,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当江泽民的殉葬品,历史会证明这一切,法正人间的日子就会到来。”他们也在默默地听着。

来到看守所,他们才把手铐给我打开,此时我的手腕已被铐出深深的痕。警察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在清点了我包里的东西和现金后,就直接把我关进了19号监室。晚上与同室的功友一同炼功,值班干警看到后什么也没说。只听她对同屋的一位犯人(已在狱中得法)喊:“你也炼呢?她们不要命,你也不要命了?你要炼你可就完了。”

第二天一早,干警查房,要求所有的人下地排队站好、报数,唱歌,我一直坐着。干警问我为什么不下来,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是犯人,这儿的一切规定对我不适合。我要求见所长。”这位干警说:“这里关了100多人,每个人都要见所长他可忙不过来,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讲,我们向所长汇报。”我说:“那也行,你跟所长说:我说真话没有罪,派出所非法抓人,你们这里非法关押,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没见到任何有效法律证件,所以要求马上无条件释放。”她说:“你可能是收容。”“什么罪名?”“扰乱公共秩序。”“为什么?”“不清楚。”

自从踏进看守所大门,我从内心就绝不承认这种非法关押,下定决心绝食,绝水,到了第四天,看守所所长还是一直没有露面,于是我又给镇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概内容如下:2001年7月18日下午,你们把我从大街上抓到派出所,我不知犯了什么罪。在派出所里某些人也跟我讲:真话得在家里说。我真不明白,难道真话在家里说对,在外边说就有错?听的人少对,听的人多了就有罪?XX党不也讲要说真话、办真事,实事求是吗?你们把我送到看守所,这种非法关押我不承认,所以在这里我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要求见所长也从未接见,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绝食,绝水, 用这种世界上最苦的鸣冤方式以示抗议,为的是早日出去,无条件释放。我要活着,但不是在这种人间地狱,好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社会上,等到法正乾坤,普天同庆的那一天。因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输液、灌食我决不配合,如果那样,是对这种非法关押的默认,助长他们对我的长期折磨……

我让值班干警通过看守所领导交送派出所所长。从此,我不再起来,一直在铺上躺着,干警和医生也倒是经常过来,伪善的态度让我一眼就看穿他们的心思。问我:想吃什么,我们给你做,别把身体弄坏了。我说:如果你们真的为我好,请层层上报,立即释放我,我回家就吃,绝不吃你们这儿的牢饭。到了7月23日上午,也就是绝食绝水已经整整五天,人已消瘦得很厉害,嘴唇干裂,眼睛发青,说话没劲,四肢无力。医生过来给我量血压,结果我不得而知,只听她量完后自己深深地叹了口气“哎!”过了一会儿,干警、医生、看守所领导都过来了,劝我吃点东西,我说决不可能。于是他们把我架到医务室,强行绑在了十字架上,手脚都不能动,一边绑,我一边对他们说:“过去在电影、电视中见过这种刑具,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给我用上了。要绑上你们就永远别再把我放开!”看守所指导员说:“你威胁我们。”我说:“这不是威胁,我说到做到。”绑上以后,医生开始找血管,要给我输液,可是手上、胳膊上,脚上找了足有十多分钟,也没找到合适的血管,听那医生说,血管都瘪了。又把我从十字架上解开,放到床上,由劳动号几位男犯人按住我的手脚,医生又重新找血管,找了半天,终于从手上输了进去。从上午十点半直到下午三点钟,就这样我一直被犯人按着手脚输了三瓶液。在输液过程中,听有人问医生:还要准备灌食呀?医生说:待会儿先谈判,不行就灌。我说:死都不怕还怕灌食。到了第三瓶快输完的时候,干警突然进来对医生说不输了。医生马上给我拔掉,两个犯人架着我,出了医务室,来到办公室门外,我们厂工会主席和居委会主任已等候在这里。一见到我,工会主席惊讶地问:你怎么成这样了?我说:“派出所非法抓人,看守所非法关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绝食抗议,已经整整五天没吃没喝了。”看守所把我的东西给了我,我说还有100块钱呢!一会儿会计把钱拿了出来,说:给你80,扣20元的输液钱。我说,我没让你们输,你们强行把我按在床上输液还要钱,哪有这个道理?就不去接,旁边的人说,给她放包里。就这样我由厂领导顺利接回了家。

回家后,身体奇迹般地很快恢复了正常,第三天,我又去了派出所,找到所长,问他要我的自行车。他问:“你的自行车交给谁了?”我说:“谁抓我我就交给谁了,当时抓我的人都知道,自行车就在旁边,我从家到那几十里地,我不可能走着去。”所长说:“那还有准儿?你们去北京不还走着去吗?那你到第三警区挂个失,报个案,我们给查一查,看有没有拣到的。”我知道:自行车很可能找不回来,但我认为,必须去找他们。因为我们在时时处处,大事小事上都应体现出一身正气。

就这样,在别人看来,当地法轮功重要人物,不知刑期的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又一次突破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不是别人说了算的,只要你把心放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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