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年来逐渐认清这场迫害的邪恶、走向成熟的过程
善哉：4.25
99年4月24日晚有人告诉我天津发生的事，而且有许多学员被抓，4月25日学员们要去北京上访，谁想去就去，并且把这事转告其他学员。就这样，我把这件事告诉给几个熟悉的学员后，于当晚10点左右到火车站，发现已经有许多学员在那里等车了，正向我点头微笑。踏上火车后，我顺着车厢走，见一排排的座位上不少人在静静地看大法经书，一种纯净、祥和气氛，使人身心安然。
4月25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来到府右街信访一处，早已有无数的学员先到了，一排排，一列列的分布在公路两旁的马路砑子上。他们静静地或站或坐，等着进去上访的学员的情况──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坐炼功，一张张祥和、纯净的面孔是那么真诚与坦然。与公路上的车水马龙美妙地和谐在一起，使得路人不时投来敬慕的眼神。
没有标语、口号，更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行为，只有真诚和善意，所有的人是那么的坦然、祥和。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却平和纯善，而且一改中国几千年来明哲保身的民族习性，坦然、平和地来上访，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也只有修炼伟大的法轮佛法的学员才能做到。晚上10点左右，事情总算得到初步解决，学员们静静地散去。这就是我所经历的4.25和平大上访。
上访后，我们买回家的车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计算机怎么也打不出票来，只好买了前一站的车票。于是，我们提前一站下了火车，乘汽车安全回家了。事后得知，公安局派人在当地的火车站等着抓我们呢！
面对名利情、坚定去执著
4.25上访后，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地方政府官员便开始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方方面面进行大肆的干扰与破坏。尤其是7.20以后，全国被邪恶的恐怖所笼罩，整个社会被邪恶势力所操纵，对大法和大法学员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
当时我突然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对大法肆意破坏，不禁茫然失措，完全是被动地应付来自社会、总厂、车间领导，层层地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方方面面的施压，我父母也从几千里的老家被叫来和女友的父母一起轮番不断地无休止地劝说，哀求（他们都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名利情一起压过来，弄得我焦头烂额的，也不能静心学法，总想从法中直接找出解决问题的现成办法。结果学法效果非常不好。在软磨硬泡下，人的狡猾心理作怪便写了一个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保证书应付。仔细用法衡量认识到不对，便又推翻了它，方方面面的压力让我每天都处在艰难困苦之中。我在坚信师父和大法中，名利情的执著迅速地被去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学法坚定中，逐渐冷静下来；同时深感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师父、大法和大法学员遭到迫害时，肩负有维护和证实师父和大法清白的无可推脱的责任，自己暗暗下定决心，尽自己的一切维护、证实师父和大法的清白与伟大。
那时已经和我定婚，即将领取结婚证书的女友，在国家政治、社会、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下，提出分手。考虑到自己如果受到迫害，会给她带来不可预料的危险，我就这样与女友分手了。
坚持上访、请愿
99年9月我和另一名学员冲破重重阻力进京上访。进京后面对人海，无从做起，于是联系另外在京的学员小王，逐渐汇齐了我们六人，经过讨论，决定一起去两办上访。在一条很长的小巷子里，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毫不起眼的小门，这就是堂堂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民来访接待站。然而这条巷子也布满了各地、各级政府机关阻拦人民尤其是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层层国家干部、警察，要进去着实不易。当时只有我们两个穿戴严整、态度庄严的学员凭着正念闯了进去，我们通过接待员才把另四位学员一起带进来。而接待员并不是认真记录我们上访的内容，却象审问一样问我们是否参加了4.25上访，谁通知我们的等（后来这些询问记录却被传给了我们所在地的政法系统来抓人）。
有个接待员在询问过程中还打了我们一位学员。问完后接待员让我们等一下，暗中却通知了我们所在地驻京办事处的来抓我们。一小时后我们被驻京办的人抓走，这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们被铐在一起，关在一间小屋里渡过了这月圆之夜。之后被送入所在地拘留所。
其实在上访后，接待员让我们在那里等的时候，我们完全有机会自己走掉。并且我自己已经走出门去，但看到另外五位学员还在里面，便又回来了。现在分析主要是当时对邪恶迫害认识不清楚，不成熟；另外是在思想中默认了“上访就要被抓”。因为当时有“宁可被抓，宁可被打死也要证实法”的思想，从而认可了“被抓，被打死”等旧势力的迫害，被其钻了空子。当时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而用人的情和观念来理解和处理，觉得一块吃苦一块承受就行了。而没有从当初证实大法的大方向上去考虑。
另外认为突破了重重的阻力，上访了，也被接待了，就认为自己尽了力，尽了责任，达到了“目的”，胜利了。有一种满足和放松的感觉，认为自己被抓也无所谓了。其实还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我做了什么”，“我达到了什么”、“我怎么样了”而没有从正法和当前的情况来看问题：法还没有正过来，邪恶还在猖狂迫害，我们大法学员责任重大；另外即使法正过来，自己也要符合法的标准，同化大法呀！
在拘留所遭受残酷的身心折磨
十几天后，被非法劫持在拘留所的近百名学员普遍认识到，不应该默认和消极承受迫害，开始集体绝食。两天后，市里纠集几十名警察冲进拘留所，很多学员被提出去毒打，我则被送到看守所关押，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
我在看守所坚持炼功，被副所长李雅洁提出去，戴上只有死刑和重刑犯才戴的二十八斤的脚镣，由十几个人按倒在地，用警棍（狼牙棒）在臀部、腿部狠打，一个打累了换另一个，啪啪的抽打声，惨叫声，整个看守所都听得见。打完后被拖进牢房，我痛得整晚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接着用塑料管子抽（被称为管子炖肉，上面的称为棒子炖肉）。整个臀部、腿部都呈青紫色。天天打，直到同意不在看守所炼功，牢里的犯人见我为坚持炼功而遭到这样的毒打，便向我了解法轮功的情况，我就向他们讲真相。有些人在向我们竖大拇指，有人向我们学功，但是后来当我同意不再在看守所炼功时，就没人找我了，别人也不敢再向我了解学炼法轮功了。堂堂正正地修炼，对法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的心，不仅是个人修炼的标准，同时也有力地稳定大法和周围的人，证实大法。
我们只有舍尽一切，同化大法，才能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达到法的标准。纯洁不变、金刚不破、不变不动，生生不息。
10月30日晚，我被送到葫芦岛市教养院，先被严密搜身，连内裤都要检查。之后被投入号房，包夹隔离，不允许我们法轮功学员间相互说话，连借东西都要向四防员或班长说明，不准我们来回走动，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各种繁杂无理的要求和规定，稍有不慎便被连踢带打、体罚等。我已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嘴角被打出血是常事，一次门牙被打得歪倒在一边，差点掉下来，我把它扶正后又奇迹般长好了。一次耳朵被打得嗡嗡响，经大夫检查为耳鼓膜破裂穿孔。冬天让我们整天地坐在走廊里。我们不学不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就被毒打，体罚。
在2000年的上半年，教养院在上级“强制转化”命令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迫害。首先，姚彦会、王茁、陈德文、张璇等七名学员被一起送到严管。门窗全关严了，恶警管教科长张福胜和佟干事带头毒打他们。恶警张福胜用掌拳狠狠地击打张璇的头、脸部和胸部，嘴被打出血，脸顿时肿起来，胸口多少天后还在疼。然后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接着我们被一个个拉出来毒打。再用脚踢我们的腿，强按跪在拖布杆上，疼得我们汗流浃背。我们于是就一遍一遍地背《论语》，把思想集中在背法上，从上午9点到晚10点。我们被折磨得浑身是伤，也不知是怎么爬到床上的。那些恶徒还说：这些人一天都没上厕所，也憋得住。其实水份都变作汗流出来了。
次日吃饭的时候发现，王茁的脸肿起老高，手都抬不起来了；姚彦会的手臂也软软的，只能勉强把窝头送到嘴边，无法张口吃饭，只好用筷子把嘴撬开，塞点窝头，灌点汤完事；陈德文坐窄板凳坐得腿和脚都肿了。
然而迫害仍在加重，佟干事把姚彦会和王茁分别提到两个房间，指使四、五个四防员轮番毒打他们。把我们学员当作练习拳脚和棍棒的靶子，左一套组合拳，右一套什么脚，再一趟什么棒子的。把我们打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在下午3-4点钟左右，姚彦会被一脚踢在后脑上，晕倒在地，直到晚10点。在各种刺激无效后，他才被送往医院做CT检查，第二天姚彦会才清醒过来。出事后，管教科张福胜马上找到打姚彦会的那几个四防员，作了预审记录，把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
找差距，抵制邪恶，精进不停
由于打人出了事，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有所收敛，但是仍然让我们整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直到一个月后，成立了法轮功学员大队才把我们调离了严管，而我们几个老学员则被分到该大队的严管中队。事后我们找自己，发现我们在很多地方默认了邪恶的安排。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接受体罚，完全拒绝他们的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可能出现的后果，或者再采取一些抗议措施可能会好些。
大队长恶警刘国华一上任就制定了一套邪恶的所谓“转化计划”，但最终被我们以整体的力量全盘粉碎了。他们采取的是逐渐渗透，逐步挤压，最后收网的方式。即先让学习普通的法律常识，写所谓遵纪守法的思想汇报，然后再施加压力找突破口让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写保证书等，要一点点毁掉修炼者的意志。我们发现了这个趋势和他们的动机，就找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在适当时候，大家一起抵制其邪恶的要求。
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著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著》中讲：“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
在实际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拉锯和反复的现象，此过程中也正是我们修炼提高和护法、证实大法的过程，比如说有时有人在压力下，在迫害下，或多或少顺从了邪恶的迫害，从而被干扰和钻了空子。而有人坚定不移，抵制邪恶，顶住压力。那么前部份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陆续地抵制邪恶的要求，大家提高上来，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从而顶住了邪恶计划的推进，直到最后彻底否定和打破了邪恶的计划安排。
在发生的许多事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没做好，只是自己当时没意识到，从而失去许多机缘，造成不少损失。下面举出一些实例：
在严管，我被打晕。醒来后，外面有学员知道了此情况，就托人找到院长要求见我，当时院长找到我谈话说明了此情况，告诉我“不该说的不要说”等。（其实院长既然找到我谈话，即是有意让我会见，什么是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具体尺度还不是由我掌握吗？他只是例行公事，走走过场而已），但在当时我并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想，理解其用意，就固执，机械地强调自己要讲真话，伤害了院长的自尊，失去了这次会见的机会。后来听说，要求和我会见的是大法弟子，是他们通过熟人找的院长，而且还带了照像机，我们可能失去了一次揭露和曝光邪恶的好机会。
还有的时候，是由于各种执著和观念没去掉在障碍着我们失去了一次次机会。
比如说一次外出干活时，正好管教干部和四防员全部有事离开了足有十分钟，只剩下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当时有学员提出离开走掉，而我当时想与教养院的其他学员一起承担苦难，渡过困难时期和不愿给教养院的干警带来麻烦而失去了此次摆脱邪恶控制的机会。其他几位学员也是由于不同的执著和观念而失去此机会的。
一次次的对学员的迫害，不断地非法搜身，翻行李，后来在一次搜查中翻走了《转法轮》，还打了那位学员。终于引起大家集体绝食来抗议迫害。这在教养院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规模绝食。不得不上报给市里和更上级部门，以院长、政委为首调动了全院的警力，轮番找我们学员谈话，有一部份学员吃饭了。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以院长姚闯和管教科长王胜利为首，大队长刘国华等带头毒打学员的犯罪团伙组成了。绝食的学员被一个个带出去，放到一个房间，戴上背铐，然后由6-7个恶警，同时用电棍电，一直电到没电，充电，再用警棍打，用鞋底抽，再用电棍电。次日剩下了三个学员坚持绝食，最后只剩下姚彦会被用四只手铐大字型铐在床上，鼻子里被插进一条管子强制灌食，由警察和医务人员昼夜看管。绝食多时后，由于插管，喉管肿了，说话都困难。这时警察把手、脚铐都打开了，然后不断地劝说，说好话，诉苦说他们如何难，于是姚彦会开始进食了。之后发现他们并非象说的那样，这些邪恶之徒又一次利用了我们的善良。通过这次集体绝食，使我们看到了许多自身的不足，逐渐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逐渐成熟起来。
抚顺教养院是人间地狱──邪恶打手说：打死算他的，他承担。
2001年2月来到抚顺教养院，当时有一些人被所谓“转化”而严重邪悟，站在邪恶一边迫害大法与学员，环境非常恶劣。而我当时有个想法就是想让这些人清醒过来。可是那时我对正法与修炼认识得不深，在很多地方默认了邪恶势力的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承受得比较大。
一开始是谈话，他们被我讲得没道理了，就开始动武了，对我先进行人格侮辱，然后体罚、打骂，挠腋窝、脚心等处让人大笑不止，一个月后，开始送往女队，白天由值班队长送到女队，晚上由值班队长带回，男队、女队联合迫害，几天下来已是遍体鳞伤，脑袋肿起一大圈，脸肿得都认不清人了。手肿得象小馒头，很多地方是打肿，再被打破，后腰被打伤，且小便带血；手指和脚心被用针扎了很多小孔。后来被用绳子勒住双腿，头朝下卡在墙角，手也被反绑，一开始一两小时松开一次，后来时间逐渐加长，有时达5-6小时，晚上时已不能走路，被人背回男队宿舍，第二天再背回女队继续折磨，再后来，由一值班干警住进学员宿舍监督，并且8、9天晚上不让睡觉，白天折磨。在一次上绳勒的过程中，痛苦难忍，我把头撞在墙上，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墙。而那些邪恶之徒已经疯狂变态，失去了理智，只是在我头下垫了一叠报纸，继续上绳。
后来知道，这些迫害都是得到主管男、女队的大队长吴伟允许和支持，由副大队长姜永枫具体并指使。并且姜还告诉那些打手说：打死算他的，他承担。
在最后一次的长时间上绳下来，我的双腿呈瘫软状，双脚全部失去了任何知觉和活动能力，而此时并没有马上送往医院抢救，而且继续不让睡觉等折磨，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只能瘫坐床上，连上厕所都需两人架扶或人背去。
此时本应保外休养诊治，但教养院并没有那样做。半年后，有所恢复，但是腿脚麻木，无力，行动不便，于是我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保外就医。教养院一拖再拖，自2001年10月一直拖到2002年2月。我开始绝食（也是随集体抗议迫害而绝食）两个多月后，在我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情况，教养院才同意给我保外就医，就这样我走出了教养院。
[编注]目前由于大法弟子发正念使邪恶大量解体，旧势力所剩的力量已经很少了，只能在极少数地区和劳教所、部分驻外使领馆等场所维持着一定程度的邪恶的场，旧势力已经很难维持和干成它们想干的那些坏事了，只有极少数想在社会上显示自己、想借政治运动升官发财的坏人被旧势力利用还在积极参与迫害。在中国大陆，不同的大法弟子所处的环境和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差异也很大，都有其深层的原因。在正法成功前的最后关头，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如何象师父要求的那样，“在揭露邪恶谎言、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能严肃地对待这场邪恶的迫害。”对期盼着我们的有缘众生来说，至关重要。
在过去一年中，全球大法弟子开始了大规模的讲清真相活动。但目前为止，真正了解真相、能够得到救度的中国人还只是很小的比例，还有近12亿中国人生活在不明真相、甚至由谎言欺骗造成的仇恨与恐惧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用善心和真相使这些可贵的、处在危险中的生命得到他们应该拥有的光明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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