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刘锋


【明慧网2003年4月19日】现在爱尔兰学员正在积极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杨芳和刘锋。刘锋是爱尔兰留学生,1999年底回国上访后无辜被抓,护照被扣,无法回到爱尔兰完成学业。因为我在国内时和刘锋较熟,所以就想把刘锋在国内修炼时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希望对营救工作有所帮助。

2000年4月,我在为要不要去北京上访的事情犹豫。虽然法理上已经明白,但是由于面临着失去即将完成的学业,还有亲情过重等原因,还做不出最后的决定。那天下课后去同修A家里,想和他交流这方面的体悟。进门后发现已有客人捷足先登了,A为我们作介绍,说他叫刘锋,爱尔兰回来的同修。简单地寒暄之后,我提出了阻碍我的几个问题。刘锋说,他的亲情也是很重,他说那我就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999年12月,刘锋家里通知他,说他祖父生病了,想见他,叫他回家。于是他决定回国。途中在香港转机,正赶上香港有心得交流会,于是他和同机回国的两个同修一起去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稿件很有意思。法会第一篇稿件叫“大法在召唤我们”,一个同修讲应该进京上访,去证实大法,讲得非常好。可是第二篇稿件就说我们应该在家精进实修,上访是不对的。第三篇稿件又是说上访对,第四篇就讲在家实修对。刘锋说当时自己学法不扎实,觉得有点发懵,他搞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对的了。法会后,与会同修作了长时间的集体法理上的交流,一直交流到深夜。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一致,认为还是进京上访才是此时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于是第二天,刘锋改变行程,与几个同修一起搭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到北京之后,几个人先找住的地方。找旅馆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与出租车司机讲大法真象。有的司机比较紧张,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在北京城里讲这个?!有的司机就比较理智,很认真地在听。

当晚他们在北京住下来,每个人都在想应该怎么去做。经过思考之后,刘锋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讲清我们法轮功学员当时所受的干扰和迫害,然后送到总理家里去。第二天一早,刘锋一个人拿着写好的信,出门打车,说是要去总理家。那个司机说是不敢拉他去,于是他叫了第二辆车,那司机也不敢。刘锋不愿放弃,接着叫车。终于第三辆车的司机说是可以送他到总理家对面。路上司机问他找总理干什么,他就借机和司机讲真象。

到了目的地,刘锋下车,发现总理家周围布满警察和便衣。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很坦率地回答,他当时确实很怕,但是想想自己做的是最对的事情,就心一横,冲着大门走过去。因为毕竟有些紧张,刘锋忘记了去敲门,而是走到了门卫面前。门卫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他要给总理送一封信,门卫问关于什么事,他说是关于法轮功的。门卫说:“那你跟我来吧。”接着把刘锋带到后面的派出所。警察对刘锋一番审讯之后,扣下了他的护照,把他关在派出所后院的一个露天的房子里。十二月份的北京,夜间气温能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刘锋在那个寒冷的房间里被关了一个晚上。


次日,刘锋被押送回大连,随后被关进大连姚家看守所。在那里面,他和A关在同一个监号里。A是一个很精进的老学员,学法特别扎实,他能将师父的好多法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刘锋说他自己学法晚,那之前又不是很精进,好多法理上的东西记得不那么清楚,刚好有A的帮助。在他们的交流中,刘锋越来越清楚和坚定。

在拘留期间,当地派出所四次提审刘锋。他说那四次对他来说,都是在过亲情关,父母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父亲对他软硬兼施,一会儿跟他讲他作为一个工薪阶层,送儿子出国是多么不易,一会儿打他,一会儿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跪下等等,只求他写一份“保证”,不再修炼。

刘锋说最后一次最难过。不但父母,他的所有亲戚也都来了。保证书已经有人替他写好,警察答应,只要他在上面签字,就归还他的护照。家里找了辆车,大家告诉他,只要他肯妥协,他随时可以拿上护照,坐上外面停着的那辆直通机场的车,回到爱尔兰,那个自由的国度,继续炼法轮功,继续他的学业(他原本应在2000年6月完成学业)。这么多的亲人,从早上开始一直轮番劝说他。到下午四点多,刘锋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有些挺不住了,怎么办呢师父,我应该怎么做呢?”正是危难之际,突然脑中闪过一个想法。他问警察要了支笔,问警察在哪里签字。警察高兴地急忙指给他,他在指定的位置写下了“见真性”中的“坚修大法心不动”几个字。那一瞬间,刘锋说,他那颗浮动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亲友看他如此,顷刻间都走了。刘锋最终闯过了那一关。

半个多月后,警察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回家。刘锋说,回家之后的关更难过,因为那时父亲不允许他出门,他接触不到同修了。他被父母软禁在家里,没办法学法炼功。刘锋说,不用学习,又不让修炼,他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傻傻地坐着。几个星期后,父母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父亲终于答应让他出去走走。刘锋于是跑到认识的同修家里,在同修的帮助下恢复了学法。在学法交流中,他在逐渐地成熟。

从刘锋的那些经历中,我看到只要心中对法、对师父坚定,最后总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想起师父说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

我第一次上访回来后,很快又联系到刘锋,听他讲了那以后他的遭遇。后来父亲发现他出去的时间总是很长,找的也都是大法弟子,根本也没有要放弃修炼的念头,反而更加坚定。他的父亲被媒体的谎言所迷惑,并惧怕当权者的迫害,就开始限制他出去,并且打他。他父亲下手非常狠,甚至打得他口吐鲜血,溅在家中雪白的墙上。实在挺不住了,刘锋就从家里跑出来,等到晚上再回家。有一天父亲告诉他:“你今天再出去,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刘锋还是去找同修了。傍晚回家,无论他怎么敲门,家里人都不再给他开了。从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刘锋不想打扰同修,一个人去中山广场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刘锋去一家快餐店问需不需要帮忙的。由于他的英文很好,去那里吃饭的外国人又很多,餐厅决定录用他。问他要身份证,他说没有,因为他是大连当地口音,人家也没深究。刘锋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给他提供住的地方,挣多少钱什么的都无所谓。当晚,刘锋就和在餐厅打工的外地青年一样,住在了餐厅的地下室里。临睡前,刘锋坐下来炼功,同事问他,“你干什么?”他回答:“炼功!”“什么功?”“法轮功!”“啊?!”同事吓了一跳:“你怎么敢炼法轮功呢?”于是刘锋讲开了大法真象。最后同事表示理解。

几天以后,同事告诉刘锋经理要找他谈谈。一个经理要找一个普通员工谈话,刘锋明白,八成是自己炼功的事经理知道了。他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经理看见刘锋进来,叫他坐下,问他:“听说你是炼法轮功的?”“是。”接着刘锋就开始跟经理讲起了真象。还没讲完,经理打断他:“行了,行了,别讲了,我知道了,我妈就是炼法轮功的!”经理说,她叫刘锋来是想和他商量一下,因为经理在店外还有其它生意,不能每天呆在店里,可是店里没个可靠的人经理又不放心。经理说,刘锋真是炼法轮功的就太好了,她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她准备让刘锋也做经理,在她出去的时候帮她照看一下店。她想问问刘锋愿不愿意。刘锋点头同意,经理说,这下她就放心了。

从那以后,刘锋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他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和同修配合着作了许多讲真象的工作。他买了电脑、打印机,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载着同修去发材料。他们甚至把真象资料都贴到市政府、法院和司法局的大门上去了。后来,有一次被警察抄到了车牌号,摩托就不大骑了。不久以后一位同修抵制邪恶抓捕,从楼上跳下来,把腿摔坏了。治腿需要好多钱,刘锋就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把卖车的钱送给了那位同修。

在工作单位中,员工都很喜欢这位说话和气的小刘经理。他们说,刘经理从来不训斥人,谁有了错误,他只是和人讲道理,说这事为什么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应该那样,大家都说刘锋讲得可好呢。一次大家一起吃饭,有几个员工剩了一些,刘锋就把剩的拿过来自己吃,并且用师父的故事和大家讲不应该剩饭的道理。那以后大家都不再剩饭了。因为他做的好,从经理到员工,大家都护着他。来查身份证了,就把他藏起来,不熟的人打电话给他,大家就说他不在。

2000年的中秋节,刘锋买了月饼和葡萄,回了一趟久别的家。他对父母说,“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节日,所以我回来了。从前无论我做过什么,做错过什么,都是因为我修的不好,而不是法轮功不好。希望你们能谅解,能理解我。”父母的气早已经消了,只是父亲太倔,不愿承认。刘锋说,他也不想回家住了,墙上的血迹还在,看了还有些伤心。2000年的10月份,刘锋又去了一次天安门,后来平安返回到大连。由于国内查得越来越紧,刘锋又换了一家快餐店工作。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2001年8月份我出国。以上就是我认识的刘锋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修,其实一定还有他默默地做的好多事情,我可能还不知道呢。

我希望海内外大法弟子能共同努力,早日把他营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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