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弟子在劳教所中的正念正行

【明慧网2003年4月30日】一位大法弟子于2001年元旦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之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中,大法弟子坚决否定邪恶的迫害,不配合恶人的无理要求,拒绝洗脑,抵制诬蔑宣传,开创了修炼环境……,本文作者见证了大法弟子在劳教所中的正念正行,同时揭露了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2001年元旦,我们一行三人去天安门证实法,被绑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恶人审讯我们时让我们骂师父,我们不骂,它们就拳打脚踢,有的功友被打得脸肿很高,有的把腰踢坏了,他们还卡我的脖子,想不让我们说话,我们说警察不能打人,它们说:“我不是警察,是它们雇来的。”然后把我们推进铁笼子里面,铁笼子里装满了大法弟子。在铁笼子里,大家都向看管我们的警察洪法,讲清真相,有几个还有良知的警察被我们的正义打动了,听了后点头含笑而去,而有的善念无存的恶警听我们洪法,就往我们身上吐唾沫,用水瓶子往我们身上浇水。有个带小孩的女大法弟子被拉出去拳打脚踢,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位女大法弟子被打得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走了。

晚上九时许,我们被送上警车不知朝什么方向行驶,北京的夜景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无心观赏夜景,坐在车上默念:窒息邪恶,有同修小声背“论语”、《洪吟》,被恶警发现后打一顿嘴巴。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被送到东城区看守所,这是一幢十字形的五层楼,是江xx特意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盖的(后听说)。下车后,恶警们强迫我们照像,挂牌子,强迫我们上楼,又给我们编号、搜身,它们把身上带的东西全部搜出去,然后让我们上楼,有位七旬老人走路慢了点,恶警吆喝她快走,老人说:“我不得一步一步地走吗?”恶警顿时大发雷霆,抡起狼牙棒便打,还边打边骂:“叫你犟嘴。”在对老人的打骂声中我们被送进各个监号。

第二天我们被提审,问家是什么地方的……我们没有说,因为独裁者下死令,如果我们当地有一个大法弟子上访,政府官员就官降三级,所以我们宁可挨打也不能连累当地政府(当时没悟到,其实这都是在人维护人,不是真正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我们用和平方式绝食8天,后因一个功友有急于回家的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恶警骗她说:“只要你说出家乡地址,我们给你买张车票送你回家,不告诉当地政府,不惊动任何人。”老太太信以为真,说出了地址。我们第二天被传讯时,有的功友问:“真的不告诉我们公安局吗?”她说:“你放心吧大妈,我不会骗你们的,我叫陈晶,如果骗你可以告我。”就这样她们当面装人,背后搞鬼,和我们当地公安联系上了。

在东城区看守所的这八天中我们饱尝了人间地狱之苦,晚上睡在光板床上,我们功友互相贴身取暖,有的功友冻得无奈只好坐着睡。每天非法提审一次,提审时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先软后硬,软硬兼施,大家都不说出姓名、地址。在监号里,我们听到男号里打骂声、狂吼声乱成一团。我们女号全体便一齐呼喊:“不许打人、不许打好人,我们没犯法,为什么打我们。”这时五、六个恶警疯了似的扑向我们号里,电棍、狼牙棒狂飞乱舞,大法弟子遭此迫害,没有一个后退的,也没有一个还手的,我们都用善念对待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直到它们打累了,才气势汹汹地走了。

第八天晚上非法提审我们,看守所的人领我们左拐右拐,在门外把我们交给了当地公安局。他们互相耳语了一阵就进屋了,摸着黑搞交易,当地公安送给东城区看守所五千元钱(我们在外面听到的),目的是不让他们上报中央,免得当地政府官员受牵连。因为中央邪恶的当权者下死令,无论那省、市、县有法轮功学员来上访的,主管官员就要连降三级。

之后就把我们送到了驻京办事处,刚到办事处就把我们身上的东西近千元钱装入他们自己的腰包,当时贾友骗我们说回到当地就给我们,可至今没给(我的一个功友去年到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找他要,他蛮横无理,就是不给,“610”歹徒都替他说话)。而且罚我们每人5000元钱,又罚当地政府约20000元钱,不知这钱都用在何处了。那位功友被迫违心的表态,也不放人,一直非法关了一个多月。家属只好托人送礼近万元,才把人放出来。

回到当地后,我们三人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三人被送在一个屋子里。窗户上少了一块玻璃,风呼呼地刮进来,天棚上到处滴水,板铺上湿漉漉地,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敲暖气管子,开始我们不敢对话,后来又敲,我的一个功友上前和他对话。他说:“我叫×××,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要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问:“你能炼功吗?”“能!”那个功友说:“它们把我整去,让我跪下,我说我上跪师父,下跪父母,凭什么给你们这些恶人下跪呢?它们恼羞成怒,就把我绑在凳子上,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它们又给我上大挂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昏过去,它们才把我放下来,最后恶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炼功。我每天都炼,他们不管了。”听了功友一席话,我们深深被打动了,我想他一个人能争取炼功环境,我们三人为什么不能呢?能,一定能。于是我提议如不让我们炼功,我们就绝食,她俩也同意。

这时我们被送到1号牢房和那里的功友又见面了,我们之间互相鼓励,共同切磋,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安排。绝食两天后,听说送我们去劳教所,我们一合计反正送走了,就别绝食了。于是我们开始吃饭。在看守所里我们一日两餐全是喂猪的饲料(包米碴子)做的死面窝头,加上一碗漂着几块冻白菜帮子菜汤。我们四人开始炼功,被恶警所长赵杰在老虎眼里看到了,就打开铁牢门,恶狠狠地吼道:“你们再炼就给你们扣上地环子,看你们还炼不炼。”后来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他们也不管了,这使我们悟到:只要坚定在法上,去掉怕心,邪恶就动不了我们。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

有一天提审我和功友,我们说:“我们没犯法,我们就想炼功有个好身体,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那位警察说:“没办法,这是上指下派,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没办法,xx党是统治阶级,人家说了算。比如这个苹果是圆的,xx党说是方的,你再说是圆的那就犯法了,不能说,得顺着它说才行。”

有一天下了一夜大雪,天气很冷。第二天男犯都去扫雪,我们的那位男功友也去了,这时看管的那位警察进屋看电视了,这位功友利用仅有的一点空隙把一本《转法轮》从打饭口扔了进来。我们一看是《转法轮》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急忙把书藏了起来。不一会,听说那位功友跑了,说是从围墙上跑的,这围墙六米多高,竟顺利地跳上去逃出了魔窟,这不是师父在帮助吗?警方出动了大量的人力、车力追捕,结果是徒劳的,它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有一次让我们看“天安门自焚”的电视诬蔑,我们对那些警察说:“那全是骗人的,真修法轮大法的弟子绝不会那样做的,那是杀生。”他们听了后,一个姓魏的说我:“明天就给你绑在凳子上,给你浇上汽油,再用两个矿泉水瓶子装上汽油,塞到你身上点着,就说你自己自焚。”我们说:“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我自己是不会干那傻事的,纸包火是包不住的,雪里埋死孩子又能埋几天呢?早晚你们的丑闻会大白于天下。”

3月6日早晨,当班警察说:“收拾东西送你们回家。”我心里明白,这是送我们去劳教所。就这样,我们没经任何手续,稀里糊涂地就被送劳教了。到地方才知道被非法判一年劳教。到劳教所后,当天我就被送到楼上“转化队”,一进屋一群已妥协的人就象魔似的围了上来,说这里的干警对她们可好了,照顾得可周到了,我问她们:“让你们炼功吗?”她们说不让,我说:“对你们再好不让你炼功、学法,那不是魔在干扰吗?她们对你们好是因为你们配合了她们。”她们又说了很多破坏法的话,听了她们的胡说八道,我觉得头昏沉沉的,我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定得清醒,坚定不能听她们的,一定要站在法上。于是我开始背《论语》、《洪吟》,尽管静不下来,我也强行自己背,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休息了,这时我才觉得轻松点,因为总算没人说话了,我就继续背《论语》和《洪吟》。

第二天只要醒来我就背《论语》。早饭后,恶警们让学那些诽谤大法的文章,我就用手使劲把耳朵堵上,不听,继续背《论语》。那些妥协的人胡说什么邪悟的话,我和功友坚定地给她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在这里我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困扰着。想着、想着不觉泪流满面。我们一行三人被劫持到“转化队”,有一个第二天就违心放弃修炼了。我和另一个同修互相鼓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被恶警知道了,把我们俩隔开,不让我俩在一起,上厕所都有人看着,不让我俩见面,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又不让说话了,心里真是闷极了。

为了不看这些犹大(当时没多想,只想不和这些犹大在一起就行)。于是我也找队长,我说:“队长,我是永远都不能转化了,你们要严管禁闭随便吧。”我想这下子能把我调开了,这时那位功友已经调走了。那位队长问:“为什么不能‘转化’?”我说:“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怎么能反过来和别人一样住师父身上泼脏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危难之中你救了我,现在人家说你不好,我也和别人一样去骂你、啐你,那还是人吗?用人的理也说不过去呀!我原来是个病秧子,心脏病、肝炎、动脉硬化、淋巴结核、老风湿病,等等,现在通过学大法都好了,你让我说他不好可能吗?绝对不能。”

在里面真是度日如年哪,学不了法,而我学法学得太少了,有些事情不能在法上认识,一动念都是常人的东西。有一次我做个梦,梦中我好像推磨向前走,好像有人牵一头驴子往回拉,当时我又想磨是圆的,可驴又怎么回事呢?这时被魔利用的人看到我的执著心就钻空子,说磨是圆的这不是圆满了吗?这时一同修突然说:“不对,磨的谐音不是魔吗?这不是魔往回拉你吗?”我当时真是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还不明白吗?好险啊!通过这次教训使我深深知道学法的重要性,站在法上悟,不要乱悟。

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功友。在一次上厕所时有个大法弟子偷给了我一篇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揣进兜里,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可是不敢看,晚上又看不着,怎么办?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机会。当天晚上跳舞,把床都搬到一边去,队长说把靠墙的那张床搬出去,把我的床搬到靠墙去。我当时心里一热,这不是师父看我怕,不敢看经文给我安排的吗?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感谢师父。于是中午睡觉时,她们都睡了我正好看,一连看了好几遍,尽管有些心慌,也看了好几遍。第二天又把经文给了那位功友,我说我看完了,同修说:“你不看就给我吧,一定要把他保护好。”听后我又一次深受触动,同样是修炼人,人家敢保护经文,可我呢?胆胆突突地看两遍,相比之下,这是怎么修的呀!

有一天队长问我下中队去不去,下中队就是干活,我顺口说:“去,干活算什么?”我当时只想离开叛徒们的干扰,而还能到外面活动。这样我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被分到九中队,还有五名被分到七中队。在“转化队”不让我们见面,到九中队让我们三人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三人真是高兴极了,不论吃多大苦,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晚上在走廊看电视,意外地又看到了8名大法弟子,真是高兴极了。后来这些大法弟子说,一楼、二楼都有。

下中队后我们都参加劳动挑小豆,上午6小时,中间只有5分钟休息,其余时间都干活,12点收工。吃完饭还没等休息,又让去听她们讲的诬蔑大法的洗脑。我们大法弟子据理力争,常常驳得他们无言以对。晚饭后,又是给大法学员洗脑。一个恶警让妥协的人谈她们的看法,她们满嘴胡言乱语,我们大法弟子忍无可忍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闭上你那被魔利用的嘴!”批驳了她们的诬蔑之词,恶人真的被震住了,吓坏了,她们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后来又让我们学习罗兰小语,我们说那都是人写出来的都不如学法。学习的时候,就让我们大法弟子在一个屋,她们在一个屋,这不正是我们学法和切磋的好机会吗?这不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吗?也正是战胜邪恶开创出来的环境。

记得有一次,我到隔壁大法弟子那儿坐会,恶警王玉立说:“快回去,不许乱走。”这时大法弟子刘术玲说:“干什么,我们犯了什么法了,你这是在干坏事。”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阻拦了,这不更说明正的力量大吗?真是一正压百邪。

记得“五一”节的前夕,中午正在午睡,我们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救命声惊醒,第一感觉告诉我恶人又在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时警察把门全锁上不让看。事后我们才知道,劳教所让刘术玲去街里检查她不去,刘说:“我没病,几天就好了,你们想拿我当一千四百例没门。”就这样她不去,干警到楼上说她家来人了,刘认为家里真的来人了,就跟她们到楼下,一看没人,就问人在哪里,恶警说一会就来了,刘等一会不见人来,知道是在骗她,刘要回楼上(中队),恶警不让,刘就揭穿她们的骗局。这时救护车来了,刘转身就上楼了,心想我要把她们的骗局告诉大法弟子。这时恶警教导员祝铁红就让盗窃犯王佩杰(膀大腰粗)按住她,又拿毛巾把嘴堵上,企图不让刘喊出声。刘拚命挣扎往楼上跑,恶警拼命往下拽,就这样刘便喊救命。邪恶所做的一切都是见不得人的,既然真心给人看病,为什么骗人家呢?这不说明一切的一切都是阴谋吗?不都是迫害吗?

有一天大法弟子赵亚贤(63岁)正弯腰整理自己的东西,后兜露出一块白纸边,七中队的恶警慕振娟以为是经文,猛地上去掏,赵发现急忙自卫,可是手被慕撞伤,当时就肿起来了,谁也没说让上医院去检查一下,而且还得继续干活。事过好几个月,手始终不敢动。后本人提出上医院检查,到医院一检查,是骨折,在这铁的事实面前,恶警慕振娟却说闹着玩的、没使劲,可能吗?

在2001年5月22日下午,大法弟子付美琳由于非法超期关押,和大队长刘春兰谈话。我们正在操场上走步,忽然听到喊声,大法弟子急忙向办公室跑去,想看个究竟,可是她们把大法弟子关进屋里不让看,恶警们堵着门说没打她。我们说既然没打为什么不让出来呢?我们看看没事我们就回去,恶警李秀锦堵着门不让看,两下一挤玻璃碎了。李秀锦拿起手机就往保卫科打,在保卫科到来之前,在队长和恶警的簇拥下,把我们推回三楼(中队)。这时保卫科的打手拿着电棍等凶器,虎视眈眈地问:“谁带的头?”大法弟子都往前去,只有叛徒们象没事一样,保卫科一看找不出头来,就说派几个人下楼谈话。金丽红、范喜荣、王玉红三人就去谈话,直到吃饭也没见人回来,我们大法弟子心里暗暗着急。到晚上6点多钟还不见她们回来,我和别的功友说,我们应该找他它们要人,不应该这样等下去。

这时让我们到走廊看电视(新闻联播),还没等我们说话,恶警祝铁红就过来说:“起来、起来、站队!”把我们都领到对面楼,开始搜身找经文,一次叫走二、三个,不在一个屋,指使犯人按着翻个遍。叫到我时,我不叫她们搜,我说:“你们这是干坏事,阻碍别人学法。”恶警祝铁红就叫来几个犯人,五、六个彪形大汉,把我按住,我也拼命挣扎,心想不能让她们翻去,可是还是让她们翻去了。我说:“你们这是干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由于我抗拒了她们,恶警们报告了保卫科,她们要把我单提出去,我说我不去,它们看我喊,拿胶纸把我嘴粘上,还恶狠狠地说:“让你喊。”两个保卫科的把我一顿拳打脚踢,架到南楼(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把我推到一张只有几张板的床上,双手扣上,这时才把胶纸揭去。保卫科的恶警于大龙说:“打你骂你的也是我,你愿哪告哪告。”我说:“你们这样做会遭报的。”

后来他们走了,这时我才看到范喜荣、金丽红都扣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谈话,这时我惦记她们的心才放下来。我问:“王玉红呢?”她俩说在隔壁。我们就被扣着双手在床板上坐了一夜,没有被子,冻得我们直发抖。第二天提审,范喜荣、金丽红被提走。我被叫到另一审讯室,隔着玻璃我看到王玉红,听不清说什么,只看到恶警打王玉红,张莲英制止时,他们就打张莲英。我和提审我的恶警说:“你们是在干坏事,为什么不允许说话。”那恶警说少管闲事。这时提审我的恶警问我:“干警搜你经文对不对?”说句实在的,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因为他手里拿的电棍叭叭直打火,怎么办?又不能说她们对,这时我含糊地说:“站在我的角度我不能说你们对。”那个恶警说:“什么你角度我角度的,只有对与不对。”我沉吟了一会心一横,不就是挨打吗?愿咋办咋办吧。于是我说:“不对。”恶警说:“为什么不对。”我说:“因为你们阻碍我学法,你们是在干坏事。”这时又问我还有没有啥说的了,我说没有了。就这样我被送回号里,这时我想当你真的放下生死,邪恶是害怕的。

回来时我看到恶警们正在打金丽红,因为他们写的笔录和金丽红说的不一样,金丽红不画押。由于没有配合它们,它们就打她。当时我说不许打人,它们就骂我。金丽红说要见驻所检察院,恶警不让,它们把金丽红的胳膊大拧劲。我说不要打人,它们说关你什么事,便骂我。它们虽然打我,可我并不恨他,反倒觉得它们很可悲,太无知了。就这样我们被扣了七天,恶警几次让我们写检查,保证以后不闹事,我们都没写。

到第七天我们被送到八中队。王玉红和张莲英没送来,听说在同一楼扣的还有安红。八中队大多是大法弟子,到八中队后,恶警高晓华、殷红、苗雪奇、孙某等整天大喊大叫,极其嚣张,一会让我们集合,一会回号,一会跑步,一会上操,一会干这,一会干那,真是鸡蛋里头挑骨头,骂人的话简直说不出口,整天恶狠狠地呵斥我们,整个空间充满了恐怖气氛。每天都在极其紧张和恐怖中度过,特别是上厕所更难,刚开门就说快、快、快,没等上完就往外跑;慢了她们就骂,恶警高晓在帮她亲属干活时,从高处凳子上掉下来把脸都摔破了,这不是报应吗?有一天,恶警高晓华把我们从号里叫出来说上走廊看电视,我们一看放的是诬陷大法的片子,大法弟子齐淑艳第一个站出来冲回号里,我们大家一哄而起都回去了。恶警们没截住,被我们的果断行动给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只好灰溜溜收场了,以后再没放过这种录像。

有一次劳教所和外地揽了一批活,让我们干,我们不干。这时我们认识到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我们都不干,也有极个别去干的,大多数都不去干。恶警高晓华气急败坏地呵斥我们,罚我们坐小板凳,让我们听她念法律常识。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不是人,不能被邪恶左右,于是就暗中背《论语》。她看我们都闭着眼睛,不听她的气坏了。我们说:“你不要给我们学那东西,定法的人都不执法,学它什么用呢?你们自己都在执法犯法。”她念了两遍看没人听,便无可奈何地走开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悟到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站上法上认识法,不配合邪恶,旧势力就无空可钻,邪恶就会自灭。

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时,它们就把走廊的广播放到最高音量,怕它们的丑事暴露。2001年7月,我们中队出现了拉肚子、痢疾现象。我也拉两天,但并不严重,有个人给大伙煮了点鸡蛋分给每个人(补肚子)。我也吃了两个,当晚去了好几次厕所,吃了煮鸡蛋,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第二天我悟到了,我就好了,肚子也不疼了。我在七小时不排便的情况下,恶警龚春波要强行给我洗肠。我说我不需要洗肠,她就叫五、六个彪形大汉把我强行按在床上,它们怕我喊,用破抹布把我的嘴堵上,在给我洗肠之前强行把我屋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拽出去。事后我找大队长谈说:“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是在害人啊,”

一次,恶警高晓华领着学法律常识,大法弟子门晓华向高晓华讲真相,还没等说完,大队长何强冲进屋上前就把门晓华拉出来打。我们说凭什么打人,这时大法弟子也都站起来,恶警不由分说地把门晓华、李平、张宏、梁立、刘秀芳扣到楼下,她们绝食抗争,恶警给她们插管、灌食,扣了24天后才放她们回到中队。

有一次我们上厕所看到一个挂着骂师父的标语牌,我和同屋功友商量怎么把它摘下来,如果强摘牵扯别人加期怎么办。我们决定和中队谈,然后找大队让他换块别的。于是我们就和队长王秀荣谈了,她说和大队反映一下,让我们听信儿。几天后没消息,在一次放便时我们大伙都上把它拿下来,一拿它就碎了。这时看管我们的犯人喊来了干警,何强、祝铁红等恶警冲到楼上,恶狠狠地说谁带头,大法弟子都往前冲,把我和那个功友推到后面,形成一道铜墙铁壁。恶警一看找不出带头的,那个看管我们的犯人说是我和赵亚贤、佟丽。

于是它们就把我们三人叫到楼下,问为什么摘牌子,我们向她们洪法,我说没有佟丽,后让佟丽回中队了,就把我和赵扣上了。我们绝食不吃饭,她们就插管,她们连60多岁老太太也不放过,真恶。第六天说来检查,让我们收拾房间,把扣子打开说让我们吃饭,我们还是不吃。第六天恶警龚春波来说让我们收拾行李回中队,赵姐说:“扣了六天,我们要再呆一天缓缓胳膊。”龚说可以,但必须让我回去,我说我俩一起来就一起回去,龚说:“不行你得回去,你要不回去,八中队就反了。”就这样她们连拉带推把我推到楼上,到中队我看到大法弟子一个个消瘦的面孔心里明白了。原来把我俩扣下去后,大法弟子们在楼上绝食声援,我们真是一正压百邪。在那里不让我们闭眼,不让发正念,不让盘腿,不让披衣服……后决定给我加期两个月。

在那里大法弟子悟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要出去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于是就开始绝食,绝食第二天就给灌食、插管,而且灌食里面都是盐水非常咸。

劳教所二楼门口上挂着诽谤师父的大牌子,我们天天从这走心里都很难受,一天我们大法弟子商量,应该把它摘下去。一天吃完早饭回楼的时候,大伙齐上把它摘下来了。这时恶警们都冲上来了,把我推回号里,恶警们象疯了似地一顿呵斥:下楼站队!当我们走到一楼出口时,恶警何强叫站住,上前用力打第一个大法弟子于春梅,又把刘秀芳拉出去狠狠地打了一个大嘴巴,血顺着嘴就流下来了,人马上要晕倒,我急忙上前扶住,恶警们说不许扶,我说她都要倒了为什么不让扶,那个恶警一下子就把她拉出去,大法弟子说不许打人。就这样它们把保卫科找来,抬来两个老虎椅,杀气腾腾,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清除邪恶。几天后宣布了给五个大法弟子分别加期了一、二、三个月,还把大法弟子李平家里送的三百元钱扣下了,说是扣牌子钱,我们说你们当时公布意见时没说罚款,凭什么扣钱,它们蛮不讲理,又强行扣了好几个大法弟子的钱。何强告诉恶警:“不行给我打,往死里打,出事我负责。这回我要大开杀戒了。”

后期又让我们参加劳动,我们不干,何强他们就找来打手说不干活打,让我们不干活的在一起站着。我们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心里背师父经文。几天后看我们也没害怕,也没让步,只好拉倒了。这使我悟到师尊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这不是这样了。”由于我们没参加劳动,不让我们下楼吃饭,所谓严管。恶警洪伟骂我们说:“光吃饭不干活,……。”还经常搜我们的经文,我们和她说:“你们就是邪,不然你们怕经文干什么,那个经文就是一张写有我们师父几句话的纸,对你们来说就是白纸黑字,对我们来说能指导我们修炼,你们搜他干什么?这不是说明你们怕吗?”

在我解教的那天,家属去接我,恶警陈春梅向我家属要100元钱,由于家属接人心切要什么给什么,陈接100元钱,也没给做任何手续,当时洪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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