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受到的迫害


【明慧网2003年5月6日】我是98年过年时在我们村接触到法轮功的。当时我父亲事业上很失败,我和哥哥刚毕业,哥哥是学医的,我是学法律的,母亲是农民,妹妹还在上学。当时我们家庭极度贫困,房子还漏雨,我父亲的债主天天来催债,债有父亲事业失败欠下的,也有我们上学欠下的。当时我感到我们家庭最大的压力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母亲很勤劳,但心眼小,经常为一些小事和人争吵。我哥哥在家一无所有负债累累的情况下非要到医院实习,当时我也想努力考律师。如果那样下去,我想我们家一定会解体。

在过年那年,我大伯向我们介绍了《转法轮》,我们全家就到村里炼功点去了解。当我把《转法轮》打开以后就爱不释手,恨不得一下把他看完。尤其书中讲到信仰问题,不讲形式,只讲实修,修自己那颗心,所有人都一样,不论地位高低、年龄大小、男女等都一样,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讲得非常好,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书。当时我看书时很困,我就忍着看,睡着后醒来还看,看完后我们一家人就到炼功点学动作,之后我们全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时听法时,我很困,我坚持听完后,头很精神,就象《转法轮》上讲的,净化身体。

学了功之后,我知道光做动作不算修炼人,既要修,又要炼,要从做好人做起。从学功后,我们一家人遇到矛盾时,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也不争论了。我下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我们家庭的压力,打工养家。我坐邻村的包工头的运输车,到建筑队打工,在艰苦的环境下我坚持着看书,按书上讲的,“以法为师”。在建筑队,人们的矛盾很尖锐,都争着干轻活、偷懒。我按书中讲的,工头分给我的活,我从不挑,也不和别人争。

在99年4.25时,我正在工地,从电视上看到电视报道,不知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是天津事件引起的。当时的报纸报道中办、国办负责人回答学员代表时讲,国家从来没禁止过气功,老百姓有炼不炼功的自由,也有选择炼哪一种功法的自由。然而从7.20开始,国家公安部门开始大规模镇压。我想不到,某些国家领导人如此不讲信誉,不负责任。国家的法律如此不严肃。

在12月份,区法院招陪审员,我报名了。顺利考上后,在法院开会时,法院领导说炼法轮功的不要。我看到他们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害怕失去自己工作,害怕坚持正义,在现实面前,没有真正从法律、从道义角度上客观地评价此事件,而是带着不负责的心态,讲的那番话。之后我一直反思,大法给我带来了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我明白大法是正的,当时哥哥在医院实习,不挣钱,父亲已失业,虽然家庭经济实在困难,但我不能同流合污,最终辞去了工作,带着法律书来到了北京。

当时是2000年2月份,差2天开人大会,我准备到最高法院状告迫害法轮功的某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我没找到法院,就去了人大常委信访办。当兵的让我去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因是星期天没人上班,门口有许多申冤的,当时又过来两位妇女,她们也是为大法申冤的,在门口有许多警察,把她们抓上车,对她们很凶。无奈,我又到人大,当时很多记者在门前,我想把材料交到人大代表的手中,但在路上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之后我被本地的警察领走。

在路上警察问我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是,之后我便对我大打出手,又把我的钱约二百多元都搜光,把我塞进小汽车的后备箱,拉到丰台区的一个宾馆,那里住着省里各县的警察,专门对付法轮功修炼者。当晚在宾馆,他们对我上背铐,又打我、用膝盖顶,之后又陆续抓来了三十多名本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逼我们在大厅里坐着,也不让吃饭。第二天很多人大代表经过大厅往楼上走,也没人问。后来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市里的一个副局长过来,照我们每个人头脸打了一遍。我们陆续被拉回,后来把我带到所内,在非法审问时,恶警问我还炼不炼,不炼回家,炼拘留15天。我在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15天。放回后我到一家企业跑业务至今。

在2002年四月份,父亲母亲及同村一些同修,在一起听法,被县公安抓走。在看守所,他们连被子也不给,罚修炼者站着,逼每人交1500元,才放回家。我家一贫如洗,凑不起钱,我拿被子送到看守所内,里边的人不让送,逼我们掏200元买一床看守所的被子。后来给看守所的人送了点礼,才把被子送进去。一个月后,被迫交了2600元、吃喝送礼500多元,父母才出来。父亲出来时已生命垂危,在家养了很长时间才好了起来。

感谢大法。大法时刻将我心灵的污垢洗净,将我变成一个好人、更好的人、高尚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