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的路上我就信师父,信大法

【明慧网2004年1月6日】我今年33岁,技校毕业工作两年后一直搞个体,家住山东省,97年得法。得法后,许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一天傍晚,口中默念真善忍,直至入睡,第二天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象初生的婴儿一样纯真、安静、美好,周围的一切也变得那么美好,一连几天我都生活在这种状态里。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带着《转法轮》等书籍,一有空就看,不知不觉,以前的感冒、先天性心脏病、三叉神经痛、全身关节痛、胃肠不好等症状,全部消失。

我的家庭生活不是很幸福。98年我生下一女孩,丈夫懒惰,常因生活琐事打我。平日里全靠娘家补贴过日子,照看孩子、主持家务,几乎是我一个人的事,学法也不能保证。

99年“7.20”那天,我们这里的辅导员全被绑架了。我和母亲、妹妹几个人去北京上访,路口全被封锁。我们就去了市府。那里有许多警察,我们被拽上大客车,拉到郊外的一所学校,关在各个教室里。我因为带着孩子太小,被放回家。村委威胁我,再炼就不让在村里住,我丈夫也为这事打我,骂我。

99年10月份,研究会的同修被非法判刑,我看不下去,就带200元钱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人民法院被截住,带回山东驻京办事处。恶徒们把我们身上的钱物全部搜走,把我们锁在厕所里,关了满满一厕所的人。本地派出所坐飞机去接我,又坐飞机回去,叫我付飞机票钱,要3000元,我丈夫说没有,它们又在我身上搜了一遍,最后将我非法拘留15天,要生活费250元,对我这样不交的,他们一天只给吃一顿饭,三两馒头半碗米水。那时拘留所里关的几乎全是炼法轮功的。我回家,又被不明真相的丈夫一顿打,派出所的人知道他是什么人,还夸奖他。

没过几天,邻村一个同修把自己亲身受益的经过写出来贴在电线杆上,被派出所绑架,再没下落。家属去要人,派出所却推说没见此人。我觉得警察不该如此对待炼法轮功的,就身揣上访信,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后又被非法拘留15天。我记得当时审问我的警察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瓷杯说,“政府说这杯子是黑的,你敢说它是红的?”我轻轻一笑,“它是红的,就应该说是红的。”

快过年了,在消防队广场炼功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我带上20元钱(买馒头用,家里只剩80元),于当晚6:00沿铁路进京,一路上冒着风雪,脚底下全是石子。走到第二天过午,我有点承受不住,便上了公路,买上车票直达北京。被劫持后送往虹口宾馆,和很多同修铐在一起。我从二楼跳出去,想再次去天安门广场,被它们截住,当时跌得有点昏迷。听一个人说送往医院。我记得当时我老是重复着:见到我的人,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

当时初步诊断两脚后跟断裂,腰部断裂,医生要打石膏,警察不肯,欺骗说他们是见义勇为的,不认识我。我正色告诉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为法轮功上访,它们是抓我的警察。医生听后很气愤,厉声说道:“这里是医院,在这听我的。”监视我的恶警在没人的地方或走廊里就揪我的头发,打我、吐我。一服务员说:“你们有没有姐妹呀,她都这样了,你还打她,有没有良心?”在病房里,恶警用报纸挡住别人的视线,不停地掐我的嘴、揪我的头发、吐我、不让我动,我大声对病房内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是炼法轮功的,它是警察。”没一人吱声。它扬言回去后朝死里整我。第二天当地去车,将我接了回来。考虑到大过年的,没人看守我,就放我回家了。

北京开两会之际,中外记者多,我们想向国外记者曝光邪恶。弟弟背着我,和母亲一起去北京。乘车到了烟台,从同修那里借来路费。买车票时,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绑架(镇政府派了三辆车到处找我们,我父亲是镇政府干部,但不支持我们炼功)。这次,烟台郊区监狱又非法关了我15天。

这期间我多次搬家。搬到哪里,它们都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开着警车到我家,或者通知该地片警将我赶走。直到2000年,我上访9次,后几次我不再报姓名住址。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它们打压下坚持炼功、上访,我的孩子也锻炼的成熟了,无论恶警用各种办法,放狼狗吓唬还是用糖果哄骗、威胁孩子,孩子从没失过口,邪恶都达不到它们的目的。他们扬言要把孩子送孤儿院,然后送我去监狱。在监狱里它们找来犯人对付我,我平静地面对那些阴沉着脸的犯人,轻声道出“我不把你们当犯人,你们只是犯了错而已,每个人都有做人的机会。”他不敢动我,交给另一个犯人,他横着眼从我脸这边横到那边,还是没敢动。再就是找来一帮叛徒拉拢我,我从没动心。修炼的路上我就信师父,信大法。所以,以后当地派出所去了多次,从未抓到我。我的丈夫看到我这么坚定,也不再打我了。

由于烟台几乎住遍了,我们苦于搬家,我丈夫说干脆搬到它们的鼻子底下,看它们咋办?我也赞同,我们就搬到奇山派出所辖区的一间房,当天就引来了该居委会的人,要我们搬走,后来看我怀了孕,就骚扰了几次,不再来了。这时丈夫因为以前打架的事被拘留了。

后来我弟弟来约我一同去北京,同去的共7人。当时正值2001年元旦,都在天安门广场被劫持。第二天晚上,将我放出(我生下一个男孩),其它同修都下落不明。我回到了婆婆家。正月十五,烟台派出所的人去打听过我,我当即找了一间带暖气管子的地下室住下,里面的门上用毛笔写着一个大大的“龙”字,墙上写着“微笑,早睡,早起,努力工作,明天会更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有次该地区派出所伙同防暴特警持枪,以查户口为名搜查地下室,我们都安然度过。后来我丈夫也放回来了,我们就又回到了烟台。

刚到烟台,被邻居告发,我当场走脱,而那居委会被罚款2万元。后来我悟到,政策上允许我们生二胎,那么孩子就是来同化法的,我就利用孩子的事做引子,跟他们讲了好多真象。不管我走到哪里,凡是我接触的人,我都要告诉他大法真象。

听到真相的人说,你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苦,还讲法轮大法好。说者无心,我听者有意,我深深反思,一天三顿饭都接不上了,房租也交不上了,全靠我娘家人救济过日子,我在苦水里泡着,不觉得苦了,可这影响我证实法呀。我想,我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吃苦的,家庭到这个程度,已超出正常社会的苦,以前我没拿吃苦当回事,旧势力就越叫你吃苦。这可不行,我当晚就去找活,结果当晚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就来找他,叫他第二天去干活,月薪1000元,从此我们家摆脱困境。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

直到2002年十六大前,我都是自己写真相,自己贴,经常白天也做,有一次贴到市府门口,被恶人举报,抓到毓西路派出所,铐在椅子上,我不停地跟他们讲真象并找机会走脱。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所谓不怕已成为一种不理智的借口,直到我又被奇山居委会的人举报,摔了个大跟头(走了弯路)。那次我已被监视好几天,我知道他们监视,没当回事,反而想你们来,我就跟你们讲真象。在洗脑班我被他们摔倒在地,拳打脚踢,棒子打,毛巾勒嘴,折腾我三天三夜,还灌食,打我的为首的三个犹大是王贵红、迟正方、高运华(现在只剩迟正方还在洗脑班)。高运化最狠,拿着一米长的棒子一直打我头顶近两小时,头盖骨碎裂,头发脱落,后来四周恢复较快,长出毛发,但中间百会穴因为干了又流血水,所以总是不好。

我知道我错了,但错在那里,还不很清楚。直到见到师父新经文,才猛醒:转化是完全错误的。错了就要立即改正,并发出严正声明。生命的路自己选择,现在,我要走正自己的路,用大法要求自己,溶于法中,重新走入新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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