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原宝鸡县人大委员的故事


【明慧网2004年11月16日】我叫王秀文,女,今年56岁,是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原宝鸡县)人大办公室退休干部(2004年7月22日批退)。

大法拯救了我的生命

1998年农历三月初一,我有缘得大法。九天我聆听了师尊九讲讲法录像,一下子转变了我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观念,明白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得到天书《转法轮》后,我更是爱不释手,一字一句通读了《转法轮》,字字句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一读大法书,我小腹丹田部位就会神奇发热。

学了大法书,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法理,我对自己的人生足迹重新审视,过去做错了的纠正过来,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处理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行为、语言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对自己在道德下滑的社会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的思想意识和腐败行为逐步认识并纠正、制止。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懂得了人应该怎么样活着。

大法还拯救了我的生命,恢复了我的健康,否则我的生命不会延长到今天。我没得法前患有近20年的慢性肾炎、类风湿呈阳性、腰椎劳损、乳腺片状增生、颈椎两处增生,摘除过6.5毫米的卵巢囊肿、胃疼、妇科病、低血压等八、九种疾病,长期来吃中药、西药、打针、挂吊瓶等,花费了不少医药费,也治不好,精神负担很重,而我学大法炼功后一身轻,六年多来,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打过一针,不但减轻了我自身的疾苦和负担,而且为国家节约了不少医疗费。我发自内心呼喊“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1999年7月22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以大屏幕形式在宝鸡县政府招待所大礼堂里播放。之后,我所在的人大办公室在最高层压力下,连日几天让干部人人表态、过关。当时因为我的怕心与悟性太差,为应付过去,附和邪恶势力违心地填了“五不准”表格,在高压下写了不该写的材料,心中还想:不写师父的名字不伤害师父。回想起自己在大法修炼路上没有走好走正的这一污点真是后悔莫及。

在7.20以后的几个月中,邪恶的旧势力连篇高压宣传(报纸、电台、电视),反复播放的所谓“4.25”围攻中南海的造谣诬陷电视、报纸、广播在蛊惑毒害着中国亿万人民群众。我在思考,慢慢的明白了邪恶之徒造谣的险恶用心,明白了应该堂堂正正修炼,向世人讲真象,以自己亲身得大法受益的事实证实大法好!

上京证实大法被逼辞职

2000年1月3日,单位宣布我提前离岗,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学习《转法轮》。我边学边抄写,这使我对师尊讲的“真善忍”法理更進一步认识。2000年2月24日我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信访办、全国政协、全国妇工委、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等九位领导人写了信,劝善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能持以正念对待大法,对待我们伟大师父,对待我们大法修炼者,并请愿要求为我们伟大的师父正名、平反,给我们大法修炼者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

2000年5月底宝鸡县公安局恶警康宝拴、贾宝庆拿着公安部批转的我的请愿上访信件到单位对我進行政治审查。最后他们给单位领导施压,让我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深刻认识,我简单写了上访信的三点内容,单位领导看后说你这个认识不行。但我再也未向他们写什么。

2000年7月18日,我進京上访请愿,证实法轮大法好,被河北省公安检查站拦截扣押,关在检查站的后院子里三天两夜,巧遇同修40余名,有四川、江苏、浙江、有宝鸡地区35名,其中有全家三口、夫妻两口的、有年近七旬的老人,有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使我很受启示。7月22日上午9时,江苏同修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们40余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几名男同修被警察扭胳膊抓走,浙江、江苏的两学员也被打倒在地压头扭胳膊抓走,浙江一17岁女孩腿膝盖被摔倒水泥地板上鲜血都流下来,恶警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摔倒在地上,我又挣扎起来继续护横幅喊,法轮大法好!一位理平头的黑胖头头打我一掌,鼻血直流。

7月22日下午我们被押送回陕西,23日晚8时左右,宝鸡县公安局从岐山县公安局将我拉回关押,审讯至晚12点多,关在公安局一楼东侧臭气熏人的隔离室。北京上访请愿未到天安门就被关押看守所一个月,几次提审我实话实说,不隐瞒自己对大法的信仰和修炼,并给接触到的干警讲真象。我被关押期间,家庭亲人,亲朋好友、单位领导县政法委头头,我的原工作单位老上级,丈夫的六、七名战友等20余人以各种形式向我施加压力,但难动我心,被关押期间,县人大派员让我写辞呈,免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人民代表,我果断写了辞呈。我记得最后一次提审,康宝栓、李伟问我:你还坚修大法心不动吗?我回答:是你们要记住,就这样写上:我修炼大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关押30天之后以取保候审一年释放回家,此后就是人身、居室、电话被长期监控。

2000年10月县人大机关党支部劝我退党,我这样写:县人大机关党支部劝我退党,我同意,我工作30年,加入党组织25年,工作勤勤恳恳,我认为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宝鸡县人民。

亲身经历陕西女子劳教所的邪恶

2001年1月2日我因发真象信件和复印4.25真象等资料,被县公安局跟踪、监视、抄家、非法关入看守所38天,接着非法判我两年劳教。我不承认他们的判决,拒绝签字。我向宝鸡市人民政府、宝鸡市劳教委员会写了上诉书,要求无罪释放我。恶警康宝栓恶狠狠地说:你不签字是你的权利,到劳教所有治你的办法!

2001年2月8日凌晨5点,县看守所偷偷将我押送到陕西女子劳教所,那里是我今生从未见过的邪恶场所。劳教所坏头头、犯人经常進行非法搜身、打骂,每天的劳动量、时间极为荷重,不分年龄大小、体强体弱,从早到次日凌晨2-3点,至少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甚至有时是昼夜不停劳动。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修炼者進行的迫害包括隔离监控、关在阴暗的小屋或禁闭室由2-3名其他吸毒犯罪人员看管進行吊铐、打骂、虐待……少则几个月,多则近年有余。

2001年6月3日,我同被关押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的23名同修联名给国家五、六位领导人写信讲真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结果劳教所的邪恶之徒们将我们被关押在二大队的24名同修集中到南三楼(劳教所邪恶迫害人的黑窝点)隔离强行转化,進行连日采取强拉人转化、搜经文、搜身、搜衣物、搜被褥、搜枕套等,上门扣、上锁、不让睡觉。西安学员杨丽因长期关押恐怖,精神遭到刺激,被监控在医务室。6月20日晚我们28名学员为了抵制邪恶,公开炼功、背师父《洪吟》、经文,发正念。6月21日上午八时左右,劳教所坏头头书记姓杨、副所长张卓青带着邪恶万科长及内务队七、八名男干警手持警棒下毒手抓人,我们28名同修手挽着手,相互保护抵制抓人,恶警在我们头上、身上、胳膊上用警棍猛击,乱打,我们高喊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喊声震撼人心,响彻云霄。当时我们12名同修被拉出去戴上脚铐、手铐,恶警们又叫来三大队六、七名犯罪恶棍对我们脚踢拳打,恶警张卓青在现场装腔作势:你们别打啦,但又使眼色打我们。下午又提审了几名,也有被转到隔离室,剩下9名关在一间房内七天七夜,女劳教所的坏头头镇压我们之后威胁说:你们要吃饭,不吃饭就灌食,再反抗就送大刑去直到处决。陕西省劳教局坏头头(戴着假发)也来邪恶地威胁我们。

恶人提审我时,我毫不犹豫告诉它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无罪无错。我要求将6月21日打人事件上报陕西省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在七天七夜打开手铐之前,邪恶坏头头命令内务队八、九名男警把守南一楼楼道上下,宣布邪恶决定,给同修罗长云延教五个月,给我延教四个月,几乎都被延教,之后又将我们隔离到教育中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2001年6月27日,将我同另一同修关押在二大队,继续重体力劳动,不准同修接触我。

将近三、四个月后,我通过与同修的接触,背会了《洪吟》和经文。当我看到西安同修梁凌云(30岁)长时间戴铐被隔离时,我同几名同修写了联名信,要求给已戴手铐33天的梁凌云打开手铐,我决定绝食,当时有三名同修先后绝食了两天,劳动照常干。所长潭某劝我吃饭,我说:你们给梁凌云打开手铐我再吃饭。姓谭的所长还发火:在劳教所不准炼功,我们打开手铐不是你绝食而打开。我毫不畏惧:如果是这样,我跟你没啥说的,不给梁凌云打开手铐我就不吃饭。第三天上午,我停止劳动躺在床上,楼道里传来了一位其他劳教人员的呼声,给梁凌云把手铐打开啦!我们一位同修也来告诉这一消息。事隔好长时间后,梁凌云告诉我,当时白天隔离到铁门外将手铐给她戴上,晚上回楼道后再打开,邪恶就是这样干着见不得人的坏事。

2001年11月20日世界36名大法弟子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法、证实大法好,我发自内心感谢世界大法弟子支持声援中国大法弟子。我利用三名同修闯出魔窟之机与同修姐妹们给世界联合国组织秘书长安南写信,揭露了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

大约在2001年入冬, 63岁的同修、妇科医生刘育文被打,我们在小教室听到62岁西安同修马蕴静呼喊:不准打人。我们看到同修刘育文老人手铐被几个劳教恶者抓着胳膊,压着头连推带拉被挂铐在隔离室的南铁门上。邪恶造谣说:刘育文(老人身高不到1.6米)打了队长禹雁(身高1.7米以上)。我同几名同修以绝食抗争,并要求见教导员刘某。绝食一天时间,来了王姓女所长、刘姓教导员、队长郭小妮,我们说禹雁打老人是犯法的,要求将老人送回楼道。王讲:我们队长不可能打人。这时在外面听到我说话的禹雁進办公室气急败坏的高声说:是我打的!是我打的!怎么样?我面向王所长说:这不禹雁自己承认是她打人。她们笔录后要我签字,我一一细看,见没记上禹雁承认自己打人的事,当面要求补上后签字。晚饭之前,同修刘育文被开铐送回楼道医务室。

2002年1月22日晚,劳教所的洗脑迫害开始了。白天我们劳累了十几个小时,晚上加班后还不让睡觉,强迫看造谣陷害大法的电视录像。1月23日晚,我是最后一个被强迫去的,我看到同修李翠芳、张丹霞已被邪恶铐在北铁门、东钢窗上,我抵制着,邪恶之徒们将我连推带拉到邪恶洗脑行恶地点图书室,我指着电视:电视上在胡说!恶警任××就抓住我脖领将我拉出门外,一个耳光,将我铐在中铁门上。晚上恶警叫我同号舍的六、七名其他劳教人员轮番念黑材料,我给她们讲真象,念邪恶的东西会中毒的,她们不听,我就大声发正念、念经文,销毁和排除干扰,几个小时下来,我口不渴、舌不燥,而她们却不住的喝水。后来恶警又将我铐在队长的办公室桌腿钢管上长达七天六夜。在第六天六夜这天,我想我应该运用法律了,我利用上厕所之机拿了笔和纸,要求队长打开我的手铐,说我要上诉,二大队长禹雁问:你要向那里上诉?我说我要向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上诉!她问:你认识检察长?我说:认识不认识我要上诉!禹说给她打开,手铐打开之后我立即写了特急上诉书,简述我们劳动了一天晚上还强行看诬陷法轮功的电视,我们不愿看就将我们铐起来,要求陕西省人民检察长派员来女劳教所调查了解1月23日我们被铐的情况,并要求纠正女劳教所领导和干警执法犯法的行为。第二天我的铐子打开了,其余同修的铐子也先后打开。七天六夜致使我两脚跟疼的不能着地,两手十指不能正常伸屈,在家信中我揭露邪恶的虐待,都被她们扣压。

咸阳同修张云贤2001年9月受迫害关進女子劳教所,一直被隔离在医务室(迫害黑点),长期遭受其他劳教人员的监控、毒打、吊铐、罚站、不让睡觉。她绝食抵制数天,邪恶的队长让我劝她吃饭,我借此机会(两名队长监视下)给张云贤背读了师父经文有关部分,队长一看便中止我们交谈。2002年4月2日上午,邪恶们全副武装召开非法镇压大会,将马蕴华、张云贤、霍桂兰三名同修迫害到监狱。

抵制迫害 闯出劳教所

2002年4月3日下午,由陕西省610办公室、陕西省劳教委员会、陕西省劳教局抽调组成的恶势力有计划、有预谋的强行洗脑,暴行洗脑开始了,历时一年多,先是将被关押在女子劳教所一、二、三大队89名(注:关在生卫队的邢文珍教授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教育中队以交流、谈话、征求意见的伪善打开场,三日内便大动魔爪進行分化瓦解式的强行迫害,对被关在一号舍的十一名(我在内)同修实行不准出门,不打报告不准上厕所,不点名报数不准睡觉,昼夜罚站面壁,不参加劳动的就罚站面壁,不准坐。

有的同修为抵制邪恶搞洗脑,以绝食抗争,在恶势力恶头头的指挥下连续八、九天给七名学员强行灌食,恶头头赵晓阳心狠手辣,赤膊行暴,亲自指挥内务队的打手和20余名恶警及其他犯罪恶者,强暴拷打、塞嘴、骑压、吊铐等灌食迫害,姐妹们绝食抗争承受的极大的痛苦,是分分秒秒在抵制着邪恶洗脑。

邪恶之徒在劳教所南楼制造恐怖,将我们部分同修隔离南楼進行挂铐、打、蹲马步威逼写三书,2002年5月4日,坏头头赵晓阳手提警棒开大会,强迫我们看邪恶的录像,同修李翠芳抵制不看,赵晓阳提起警棍盖头就打,同修李淑莲双手握住警棍制止邪恶,全场约四、五十名同修一齐起身大喊不准打人,赵邪恶指示恶警任××等将同修李翠芳抓走,我们一直涌到门口,赵邪恶还提着警棍想行恶,在我们的正念下抵制了邪恶的嚣张气焰。下午坏头头赵晓阳在会场讲,李翠芳大小便失禁了……并将李淑莲铐在会场的门上。

2002年5月底一清早,我被隔离在南楼教育中队,被长期隔离监控、罚站、罚坐、不让睡觉长达八、九个月。在这期间,我也有没有走正做好的时候,后来自己悟到是怕心与思想业力在作怪,马上纠正过来。2002年12月26日,我们13名拒绝放弃修炼的同修中已有4名同修闯出魔窟,有几人调到别的大队,一大队只剩我们三人了,后又将三人分开,我被关在二大队机房后楼梯下面半小间阴暗屋子里,4 天轮番放邪恶的录像搞洗脑,邪恶放电视录像,我就发正念铲除,电视停了我就背师父论语、洪吟、经文,我对它们说:“转化”没门,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12月30日我又被隔离到队长办公室里,在高压力下我被逼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劳动,约有一个月时间,门上吊扣挂锁,不准随便上厕所等。

在这里我被隔离了整整4个月,我悟到师尊赋予了重大的使命,我虽然被隔离在铁门外,但我按大法善待其他犯罪人员,疏通了我与楼道同修姐妹的联系,传递心声,转告“转化”了的赶快往回返。在这里我能亲耳听到邪恶之徒们楼道上下迫害我们同修姐妹的暴恶声迹,夜深了,能听到从南楼传来的我们同修姐妹被迫害的声音,我就一直的发正念,同时大声制止恶人凶手。

2003年4月30日,我在师尊的呵护下,堂堂正正的闯出了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这座魔窟。

再次闯出魔窟

我想我在邪恶高压下曾向单位、宝鸡县政法委、平虎镇政府、填写过表格和材料,我应该宣布作废,同时我还想向县人大,县政法委,县公安等有关领导、同事、干部讲真象。2004年2月22日,我写了严正声明和讲真相信,分别送到以上单位,我还没走出县委大院的大门,就被县政法委、610坏头头通知县人大单位来了5名中青干部将我监控,宝鸡县公安局开来警车抓我,我在院子里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邪恶又将我关押了15天。

2004年4月19日上午我在天王镇柏坡村三姐家走亲戚,邪恶将我抓進洗脑班,我不配合邪恶,不点名、不报数、不上操、不参加邪恶召开的会议,不看邪恶的录像电视、不听邪恶洗脑报告、不要邪恶发的材料、时时发正念。同修们也互相转告着,决不写保证,决不转化。在洗脑班12天无人找我谈话。2004年4月30日傍晚,我又在师尊的带领下闯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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