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抵制迫害 集体走出黑狱

【明慧网2004年2月5日】我叫仝建华,是河北省赤城县残联的一名普通职工,98年秋得益于法轮大法,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大道。

从前我赌博成性,根本就不懂善恶还有报,身体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觉得自己的一切都那么不顺心,时常埋怨命运对自己不公。自从我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我的心渐渐豁亮起来。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来在世上是干什么来了,我从心底感受到了师尊的伟大。

四年前,大法在国内洪传已七年有余,使上亿人走上修炼的路。修炼者时刻按“真善忍”修心养性,重德行善,对祛病健身有明显奇效,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政府的褒奖、家庭的支持,我们沉浸在祥和法光的普照中。

就在1999年的7月20日,大权在握的江泽民,一意孤行的发起了对法轮功蓄谋已久的镇压运动。瞬时间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诽谤我师父、大法的谎言,电视上全天播放,顷刻间修炼“真善忍”的群众成了江氏流氓集团的眼中钉,成了它们残酷打压的对象。

师尊遭诽谤,大法被诬陷,做为深深受益于大法中的我,怎能袖手旁观,我要为师尊鸣冤。在2000年4月13日,我和同修们一起去了县610办公室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其中有多个同修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从此每到敏感日、逢年过节单位领导都要来家或给家里打电话,传达上面的“精神”,威胁家人配合他们,限制我的一切人身自由,不准学法炼功,外出也让丈夫每天看着我,使他不能正常工作。我和家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就在2001年1月22日,春节放假,我给家人留下一封信,毅然孑身去了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我要为师尊、为大法讨回人间公道,告诉所有的世人“法轮大法好”!

到北京证实大法的弟子,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有小,有携儿带女的,有全家同往的。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让恶人停止对大法造谣诬陷的宣传,还我们师尊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

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有的十分凶残,根本就没有了人性,抬手就打,张口就骂。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满脸是血,浑身是伤,惨不忍睹。

我被单位领导从北京接回后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了我88天。在这期间,看守所的警察极力阻挠我们学法炼功。有一次我们学法被所长崔××发现,说什么也要叫我们把书交出来,我们不配合,当即给他写了封真相短信。大概内容是:我们是修炼的人到哪里都要学法炼功,何况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大法书就是我们的命…… 后来他没有再找事端。

我们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学法炼功。有一次警察陈玉值夜班,看到我们学法炼功,就开窗破口大骂。那时我意识到了应该和他们讲真象了。

春节前后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同修有数十人。我们悟到看守所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应该突破出去。我们从进看守所一直在给610、公安局写信,申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开始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和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绝食过程中,公安局利用家属,让家属配合他们,让我们放弃修炼,放弃信仰。有的家属在压力下当着恶人的面,侮辱大法,打骂自己的亲人。有两位大法学员绝食出现了生命危险。看守所一看怕担责任,上报县里,家属也去县里要人,他们怕出人命,把这两个同修放了出来。

2001年4月11日早,我们实施了第二步抵制迫害的计划,不进监号,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这一下所长、警察着了急,上报了县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法,还给犯人们展示了四套动功,他们一直为我们喝彩、鼓励。因为他们通过我们讲真象,都了解法轮功是正法,知道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电视上的宣传完全是造谣、栽赃和嫁祸。我们也真是从内心为他们明辨是非而高兴。

到了晚上8点多,县里派来了公安一科李万锦(喝得醉醺醺的)让我们回监号,说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北方的四月气温都在零下,我们一天食水未进,晚上11点多,家人知道了我们的情况,要求送棉衣、棉被、食物,警察不让往里送,把家人连吓带叫地撵回去了。

好心的犯人们从监号里给我们拿出了被褥,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夜真长呀,我们不时起来活动活动,整个身体都是冰凉的,一夜几乎没睡。第二天快到中午,所长崔正军让我们回监号,我们不从,他就调来了数名武警,把我们连拖带拉,几乎都是被扔进监号的。当时我的外上衣都被他们拽掉了,后扔到监号的水盆上,我的整个后背全湿透了。有的同修身上被他们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下午开始陆续放我们,我和两个同修先后出来,这次出来公安一科非法向家人勒索现金三千元,无任何手续、凭证,说是保证金,不交钱不放人。家人无奈,不忍心让我们在里边受非人的折磨,急得东拼西凑。我丈夫为了抵制恶警无理关押我,说:“自从你进了看守所,我就跟在公安局上班一样,每天最少要去一趟,找他们要人。”丈夫理直气壮,明知自己的亲人没有犯任何法律,是无辜的被迫害。

2001年5月8日,20多名大法弟子集体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县城不法人员顿时紧张了。5月8日我上了班,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还去不去北京上访,我说:“上访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正当的,我要为法轮功喊冤!”领导张某某大怒,担心我的举动会给她的前程带来麻烦。10日她告诉我丈夫要送我到洗脑班,我得知后,又告诉了另一个同修。我们决定不能再让他们迫害,决定离家出走。

出走后,张某某得知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通知县里封锁路段。亲戚家、朋友家搜个遍,恨不得挖地三尺。单位的人和民政局人员在张的带领下,11日凌晨去了我公公家,把家包围了。(因我在走以后在公公家给局长打过电话,告知他们不要费心找我,洗脑班我不去。)就这样他们一大早闯进了公公家,用威胁的口气让公公交出人来,老人一口咬定没见人。他们一看老人家的态度,就把他带到了镇里,让配合他们找人,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丈夫、丈夫的二哥也被他们利用来一起寻找,一直找到下午没有任何线索。张一看徒劳一场,就拿七十多岁的公公撒气,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

后单位领导孙局长和县委协商,让家属通知我上班。我17日上了班,23日张找我谈话后,24日下午我在单位上班四个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带着手铐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当时张也在场。我当时就看出她幸灾乐祸的表情,是她从中做了手脚。他们要给我戴手铐,我不戴,被他们带到了公安局,我问审问我的李万锦:“为什么要抓我,凭什么抓我?”他说:“单位不报,我们也不会随便抓人的。”

出去了42天,我又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我的心情难以平静,邪恶无孔不入。丈夫无可奈何,我知道他的心里更不是滋味。第二天我们不进监号,前几天大法弟子们都这样抗议着。结果所长又叫来了数名武警,把我们抬起来扔进了监号,我当时被扔到床板楞上,半个臀部被磕得疼了好长时间。我们又开始陆续绝食抗议,有的同修已半个多月未进食水,倪海英被饿昏过好几次,警察们根本就不闻不问。

同修们每天学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探讨突破邪恶迫害的办法,但一直整体没有达成共识。

2001年7月20日,我们在看守所进行了一次证实大法活动:挂横幅、还穿上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背心、衬衣,当警察看到我们的行动后,害怕极了,当即叫来了公、检、法的官员们,武警就有四、五十人,开始搜号,把屋里的东西全搬到院子里。这种势头阴森森的,真是正与邪之战。

开始强行搜身了,有的同修衣服被扒下来了,有的同修被她们连打带骂的。女公安胡军、石某某没有一点起码的职业道德,咬牙切齿,谁不服从她,不仅骂还要打。大量的经文被恶警抄走,我和同修张秀芬去捡散落在地的经文时,被局长王满林看见,抬手扇了几个耳光。同修张秀芬当时就被他打的头昏眼花。王满林口里还脏话连篇。男同修赵金被武警打得更狠。

这次大搜查,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被子外,剩下的东西全被他们搜走了,我们换洗衣服、卫生纸等一切用品都要通过他们同意,每次用的东西都特别费劲。这次我和十几个同修都戴了背铐,戴的最长的有半个月。同修赵秉恒、赵金给戴得双臂几乎失去了知觉,腋下因天气热都腐烂了。女同修杨智丽、男同修李玉川还被戴了铁镣。我们听犯人讲,只有死刑犯或大刑犯才戴铁镣,可见邪恶疯狂到了极点。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要搜一次号,每次搜走的钱、物,钱少则十几、多则上百,不知去向。当同修问起他们时,他们都是含糊其词不了了之。

10月30日,这次我们集体绝食绝水,抗议他们非法并超期关押,惊动了县里领导。家属纷纷到县里找领导要人,去了不少人。县不法官员怕事情弄大,就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把去县要人的家属(上班的)关了两位,一男一女。这些官员、警察本身就是执法犯法,根本就没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

后我们从看守所陆续被转到小刁鄂洗脑班,他们每天给我们“上课”洗脑,我们拒绝上课。我们给前来洗脑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讲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有的人也真的知道大法好了。

2001年12月5日,我们整体突破魔窟,除了身体上被迫害的和正在绝食抗议的同修不能行走留下外,我们十八人晚上九点多从二楼窗户上下来,动作迅速,时间不长就消失在漫漫的长夜中。我们一边走一边背师父的经文《洪吟》—《大觉》。那天黑夜天气格外的冷,寒风刺骨,眼镜框都冻了冰,手冻木了,速度越来越慢了,但我们还是坚持着。到后来腿越来越沉,每走一步髋骨都钻心的疼。天亮了我们终于走出了赤城地界。我们经过了这一夜的煎熬、跋涉,我们体悟到了师尊讲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转法轮》)。

我从小就没有吃苦、忍耐的基础,这次如果没有师尊慈悲的呵护,真是很难走过这一关。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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