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朋友,古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当然这不是说君子贪生怕死,而是说君子决不应该去做愚蠢的牺牲品;所以古人又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殷商末年,殷纣王腐败,人心所背,微子曾多次劝谏,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又劝纣王的大忠臣比干不要对纣王抱什么幻想了,唯一的选择是远离他,以保自身。比干不听劝告,还要为纣王效力,结果被剖心而死。我们想想,比干这样死去,值不值得!

春秋时期,当越王勾践得势之时,范蠡也象当年的微子劝比干一样的劝说为勾践卖命多年的文种:还是离开的好,鸟尽弓藏啊,(这时范蠡自己已经逃离了)而文种并不相信这个忠告,最终被勾践逼杀。而明智的范蠡却做了富翁。

还有后来的韩非子和李斯,他们都趋之若鹜的到了秦国,可结果怎么样呢?一心为了秦国的韩非子只落得个被迫自杀的下场;为秦国效劳四十多年的李斯则更惨,被腰斩和灭族。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胡适是中国现代的文化巨子。他在1949年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执意不走,说我没干过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我怕什么?我不走。胡适夫妇没办法,就只好任其所选吧。胡思杜受欺骗,当时盲目的爱共产党,还曾经写信给胡适,说这边很好,劝父亲回来,说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还在等着您呢。共产党也在不遗余力的“统战”胡适。当然胡适对共产党的本性的认识是毫不含糊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到了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胡思杜就是理所当然的“右派”了。就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表现的再积极也不行。最后,胡思杜只有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只留下一篇凄凉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

假如比干、文种听从了劝告,假如韩非子、李斯不去秦国,假如胡思杜当年也随父而行的话,事情又将是如何的呢?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又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嘱咐啊。

前苏联的亚戈达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以处死别人为专业的大红人,可是谁知他的下场也象被他处死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悲惨;而且他的接班人叶左夫的结局也是一样;还有贝利亚等,以及在清洗中被杀害的接近两千万的苏共党员、苏联民众,不都是葬身于“危墙之下”的吗?

中共的头头们遭殃的更多,中共自己也一直吹嘘其党内斗争多么残酷。比如刘少奇一夜之间从国家主席被批成“叛徒、内奸、工贼”,直到悲惨的死亡。比如李立三、李达、彭德怀、赵紫阳,甚至于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洪文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的悲剧结局,不管他们给共产党做了什么,多么的“辉煌”一时,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悲剧。只要他选择了共产党,那么这种惨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和形式的问题了。

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颠倒黑白、制造仇恨与血流成河的惨剧之中,不都是被绑架在共产主义的红色“危墙之下”的吗?在水灾中,在萨斯瘟疫中,在矿难车祸中、在爱滋病、肝炎、口手足病、禽流感之中,在地震中、在时刻都有被抢劫、打杀、偷盗的危险里,以及防不胜防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面粉、地沟油的重重包围之中,在瞒和骗、抢与夺、打与杀、恐怖与伪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我们,试问谁没在“危墙之下”呢?

那么,怎么办?很简单,那就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那就是赶快离开它,不要当比干、文种,更不能成了胡思杜。

良禽尚可择木而栖,良臣可以择主而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择路而行呢?那么如何择路怎样而行呢?那就请让我们读读《九评共产党》这本旷世奇书吧,这样共产党的真相我们就会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