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拘留、劳教 九死一生

辽宁省绥中县法轮功学员董桂霞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董桂霞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期间遭受到折磨性灌食。

现年四十八岁的董桂霞曾多次被绑架、关押、酷刑折磨,她曾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致奄奄一息。董桂霞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董桂霞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十六年来,我被绑架八次,多次遭非法拘留,洗脑、劳教、判刑,被绥中经济贸易局和绥中磷肥厂非法开除公职。十六年来,多少别情,多少眼泪,多少辛酸,多少苦难,多少人格的羞辱,多少肉体的摧残,多少心灵的重创,都铭刻在十六年的风雨中。特别是在马三家劳教所里的日日夜夜,更令我不堪回首……

多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日以前,我们的炼功环境就不断地受到骚扰,我就给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写信,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要求政府给我们炼功的自由,给我们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可我们的环境一直得不到改善,而对我们的迫害却在逐步升级,变本加厉。

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日,开始抓捕辅导员,从网上知道这消息后,我和功友们来到锦州市政府上访,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功友,晚上九点,被抓的学员被释放了,但听功友说,大连的功友还没有放。当晚十二点多,我又坐车赶往大连,二十一日,我来到了大连,下午一点多钟,我和近千名功友被大连警察围在了五一广场上,我被大连警察绑架,关押在大连市的四十五小学,然后给我们放诬陷师父和大法的录音。我们就背法。因为我们人多,晚上八点,不得不放了我们。

七月二十二日,我觉得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怀着对中央领导的信任,我赶往北京去上访,一路上不断遭到警察的拦截,于二十三日 我改坐大客车来到北京,结果到北京后又被警察绑架,后被绥中警察带回, 我被拘留了十五天。

这十五天,由绥中政法委高书记和姓张的男子,天天给我洗脑,逼我放弃修炼。单位领导,还有单位上级领导,政法委书记,各级的大领导们都来了,最后又找来那些学假气功的那些人围攻我,让我改学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附体功。被我拒绝了。

十五天期满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又一次去北京上访,八月十六日再次遭到北京警察绑架。八月十七日,我被绥中警察带回,在当地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长王福臣问我还去不去上访,我说:“只要师父和大法蒙冤一天,我就一天不停止上访”。当晚我就被送到了拘留所,在绥中拘留所被关押了十二天。

遭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来马三家前,我只知道有监狱,根本不懂还有劳教所,到了马三家,才知道原来人间还有这么苦的地方,人间还有坏到如此可怕程度的人。在这人间的地狱里,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所长苏境,大队长绍丽,队长王小枫。皇历十月七日是我的生日,这天晚上,我因为炼功被警察王小枫和陆跃芹毒打了一顿,警察王小枫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用力往铁管子上撞,边骂边打我嘴巴,不知打了多少下,打得我只感到天晕地旋。她们又将我拉到办公室,王小枫和陆跃芹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电棍,一齐电我。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我和许多功友被送到了女一所,在一大队二分队,我每天被迫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时间长达十五至十六小时。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包夹监控。吃的是玉米面饼子,给点菜汤,有时是玉米面粥,再给一点咸菜。长期不允许家人接见,换季时,没有衣服换,天气很冷了,我们还穿不上棉衣。一次狱警大队长问我想不想见家人,我说想见,她说那得写个不炼保证,我说绝不可能,她说那就不能见了。就这样我爸爸利用星期天千千迢迢地来看我,却失望地回去了,留了二百元钱让他们交给我,可是直到我走出劳教所,我也没见到钱。

因为长期不让接见,到后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钱了。马三家劳教所想用不允许和亲人见面的卑鄙手段,在精神上折磨我们,在经济上拖垮我们,逼我们放弃修炼。

我们在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环境里,还得每天早晨六点就出工干活,晚上十一、二点收工,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马三家的冬天格外地寒冷,大雪一场接着一场,由于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下,我们都用冷水,而见不到一滴热水,我们的手都冻裂了,手上又宽又长的大口子,还得完成超负荷的劳动任务,手上的口子经常出血。有的脸也被风吹裂了,有的还没有棉鞋穿。来马三家前,我从未干过体力活,做衣服更是一窍不通,她们就让我干零活,经常遭到犯人的辱骂。后来,让我上机台,刚开始,我非常害怕干不好,也得撑着干,经常地加班加点。顶着星星出工,顶着星星收工,我们这样痛苦地过着每一天,艰难地熬着。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劳教所在每个大队成立了一个分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转化”。到二零零零年六月份,马三家开始向我们坚定的大法弟子下手。把我们集聚一起,给我们开会,说上级指示必须全部“转化”,不“转化”的就采取强制措施,强制”转化”。体罚,再用电棍电等各种酷刑折磨。

酷刑演示:用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用电棍电击

在马三家的一年多里,我们亲身经历了马三家的邪恶,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的出来,所以我们商量写下遗书,揭露我们所遭到的迫害,把遗书想办法送出去。这时我们听说,美国有个法轮大法宣传节目(其实就是明慧网站,因为我们这些坚定的弟子都是第一批来马三家的,不知外面情况),让国外的同修把邪恶的丑行公布给世界,因为我们随时都有被邪恶夺去生命的危险,如果不写下遗书,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就没人知道了。

有一次,我们坚定的弟子被叫到一个屋,我们站好后,被警察指使的犹大们开始打我们,打我们嘴巴,还把擦地的脏抹布往我们脸上,嘴上擦,还往我们脸上,身上吐痰,经常羞辱我们,队长却不管。

二零零零年八月份,刚过一个月,又一轮的疯狂迫害开始了。女一所新成立了一个三中队,大队长董彬,指导员杨玉,全部由二所调来的犹大组成,分两个大分队,从一中队抽出十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二中队抽出九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八月二日,我们十九个坚定的弟子来到了三中队,我们每个坚定的大法弟子都有犹大做包夹,不允许出去打饭,不许我们之间说话,看一眼都不行。包夹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我们没有任何自由。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开始围着我们侮辱我们。

一天,我正在日里坐着。这时大队长董彬进来了,拿一本侮辱师父的邪书让我念,我不念,她就用书往我嘴上打,这时犹大们也都说,你就答应队长吧,我说,如果死和念叫我选择的话,我宁可死都不会念的,董彬当时就坐在了小凳上,看我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就气呼呼地对犹大说,你们给她念,让她站着听,说完走了。我静静地站着,这时,我们中有好多人被关在小号里,罚蹲,罚站,罚蹶着,不让睡觉,扒光衣服用电棍电等酷刑,但因我们之间都被隔开了,我并不知道恶徒怎样折磨他们,我已感到了三中队比一中队更残忍,这里更恐怖,我站在那里,犹大们念的我并没听到,我感到警察及恶人要对我下手了,我并没有害怕,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只有一念,绝不能妥协。不到一小时,大队长董彬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她坐在床上,问我对“转化”问题是怎样想的,我非常严肃地说,地球可能倒转,太阳也可能从西边升起,但我“转化”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们强制我,你有可能看到我不“转化”的尸体,但决不会看到我“转化”,我已写信告诉我的家人,如果我死 了,我决不是自杀,是劳教所害死了我。

这时,有好多功友被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我又见不到她们,恶徒们想掩盖恶行,每次酷刑折磨功友时,然后就再也不让我们见面,我非常担心其他功友,不知她们都在承受怎样的痛苦,有时晚上默默地流泪。经常听到电棍发出的电击声,还有犹大们高声侮辱功友声,警察的叫骂声,充满三中队,真是阴森恐怖,身边全是犹大,不能与任何人说话,我感到那么孤单,如果偶然能看到哪个功友,哪怕仅仅是背影,我都很高兴。

一个月后队长看我没有转化的希望,我就又回到一中队,每天出工干活。这时我们又换了新队长,是陈秋梅,我们就一直与犯人在一起。

这时,劳教所为与韩国客商做服装生意,逼我们限期做出一批高质量服装作样品,竟然三十六小时不休息,不睡觉抢活,连吃饭都在机台上吃,而且陈秋梅还说我们干的慢,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这时我们开始写申诉材料,劳教所怕恶行曝光,不让我们写,把我们写的全搜走,还搜我们的身,一天晚上,队长把我们都叫到会议室,我们都等着,突然大队长进来叫我的名字,让我去办公室,我站起来,就来到了办公室,到那一看,所长周芹、指导员 张红、大队长王艳平正等着我,我一进去,她们就站起来了,就劈头盖脸地怒斥我,用手点我的头,推搡我,因为我当时非常瘦弱,体重不到80斤,几次差点推倒我,连喊带叫。面对这凶恶的场面,我没有一丝的惧意,我平静地站着,我就跟她们说,请允许我们写材料,我们想申诉师父和大法的冤屈,申诉我们的冤屈,我们有这个权利。因为她们从我床下翻出了我写的控告江泽民的材料,她们就指责我,说我没资格告江泽民,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也是人民的公仆,那有错也得改,如果我们不申诉他怎么知道?不知道怎么改?而且申诉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我非常善意地与她们讲道理,最后她们没话说了。

有一次,我们坚定的弟子被叫到一个屋,我们站好后,被警察指使的犹大们开始打我们,打我们嘴巴,还把擦地的脏抹布往我们脸上,嘴上擦,还往我们脸上,身上吐痰,经常羞辱我们,队长却不管。

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这天,新一轮对我们的迫害又开始了,面对失去理性警察的残暴行径,与她们讲理已没有用,我绝食抗议,第二天我被送到二中队,大队长是盛影,指导员李书环,队长王广云。刚到二中队走廊,就听二中队大队长盛影恶声恶气地对包夹喊,对她们要狠,不能客气。到这里,我继续绝食。四月八日,盛影把我叫到办公室,盛影拿起电棍,让另一个队长王广云帮她,开始电我,我抓住电棍对她说,你不要这样对待我,这样对你自己不好,盛影恶狠狠地说,我知道,我就是要给你当魔,我就坚决抵制她对我的迫害,这时我的外衣被拽掉,上身仅剩内衣,这时她们叫来两个犯人,把我带到一空屋里,把我两只手铐在铁管上,继续电我,我的一只手又从手铐里抽出来,她们又重铐紧我的手,继续电我,后来她们电累了,坐在了椅子上,不电我了,这时我流下了眼泪,就对她们说,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 如果我死在你们手里,你们会不安的,而盛影却说:“你死吧,你死不死是谁儿子,我不会不安的。”她们看我实在不屈服,就走了。让两个包夹看着我,把玻璃用纸全糊上。

到第十天时,中队指导员李书环晚上八点,把我叫到办公室,不让我睡觉,一直折磨我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我虚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撑,然后她又找来四、五个犯人按住我,李书环捏住我鼻子,野蛮硬灌,我挣扎着,差点憋死,这时队长带我去医院体检,我的各器官功能开始衰竭,走路已费力,四肢无力,每天白天都在卫生所里躺着输液,鼻饲插管经常有血迹,里面都破了,每一次插管都非常痛苦,每天静静地躺着,衣服都是功友给我洗,我连内衣都洗不了。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包夹轮班二十四小时监视我,她们坐在我的床头,晚上再困也不允许她们闭眼,我好像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狂风尖厉的吼声,我感到周围邪恶的阴气笼罩。有时队长找我谈,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每天闭着眼,静静地躺着,医生不断地告诉我,说我时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此时此刻,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恐惧,脑子里一片空白,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六日,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劳教所让我家人来接我。盛影就让我写保证出去别炼了,别联系别的功友,我拒绝了,她就让我的亲人替我写,我坚决拒绝并声明谁也代替不了我。她们就让我在日里等着,午后一点, 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回来后我才知道,盛影让我父亲押了五千元钱,还说我绝食费用五百元也得掏,父亲拒绝了,但为了及早把我接出劳教所,父亲被迫在五百元灌食费条上签了字,每灌一次三十元,每天输液一百元。至今五千元钱还在劳教所手里。

到此时我在马三家劳教所呆了一年零十一个月,在这个邪恶的魔窝里,度过了艰难的每一天,直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绑架、拘留、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在锦州同修家被锦州警察绑架,关押在锦州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绝食绝水抵制迫害,六天后被绥中公安局王福臣等接回。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绥中公安局王福臣等人把我从锦州看守所接回后,又给我判了十五天拘留,但因身体状况没送我去拘留所,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家中。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于恶人举报,我被绥中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一群警察踩在脚下,一警察抓起我摔在地上,用脚踢我,后来被送到看守所。警察抢走我身上的五百元钱,还有皮包里的两千元钱、手机,还有衣服。家人向警察索要我的东西和钱,至今也没给,而且不承认拿了我皮包里的钱和手机,真是一群强盗。第8天晚上,我生命垂危,被接回家中,检察院的人就来我家中办案,绥中电视台还在全县污蔑我,说这次“破获了”本地区大案要案,准备给我判刑。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接受审判,他们准备在我家开庭,我被迫又来到外市,流离失所。

遭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我被河北省石家庄国安绑架,十九日被葫芦岛国安和绥中国保李长华绑架回绥中看守所。我绝食抵制迫害,因身体原因被关押在绥中县医院迫害,期间国保李长华,赵继斌,霍刚等人在医院看守迫害。政法委书记刘中礼、“六一零”主任尚尔贵,公安局副局长王立民等人想给我判刑,绥中国保李长华,罗织假罪名编假证人等,给我判重刑,十二月三十日对我非法判刑七年。当日因身体原因被保外。

遭洗脑迫害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广东省安全厅、福建省安全厅,山东省安全厅,河北省安全厅,辽宁省安全厅联合在秦皇岛绑架了我,关进秦皇岛一宾馆里进行迫害,逼我放弃修炼。六月上旬,在我绝食三个月后,我被转到河北省唐山市二二五医院。这时河北省的洗脑班又来一名男子,对我进行“转化”迫害。我共绝食一百五十天,灌食和输液的痛苦,我的承受到了极限,精神也几近崩溃,后来二十四小时没有困意,各器官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后被放回家。回家后又遭到绥中“六一零”、国保监控骚扰迫害。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葫芦岛“六一零”伙同绥中“六一零”和绥中县公安局又一次把我绑架。再有几天就是我的母亲去世周年日,他们不顾我的伤母之痛,国保大队大队长李长华把我骗到公安局后,“六一零”主任王海军和绥中国保李长华,刘焕雨,邢禅,刘忠和等把我绑架,并劫持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对外称“关爱学校”),我从被绑架之时起绝食,二十二天后身体出现严重状态放回。

母亲在恐惧中离世

十六年来,绥中公安局和宽邦派出所警察不断骚扰、恐吓我的亲人,有时白天去我家找我,有时晚上去,导致我母亲每天提心吊胆,只要看到有车到我家就浑身哆嗦。

一次,我在流离失所期间回家看望父母亲,母亲一见我脸立时吓得变色了,慌张的说:“你怎还敢回来?公安局抓你呀,你赶紧走,妈不想你,别惦记妈,只要你没音信,妈就知道你安全,你也别往家打电话,看他们通过电话找到你,远点走,别回来啊,公安局抓你啊。你赶紧走吧,妈不留你吃饭了,你拿点吃的东西赶紧走吧,永远不要回来呀,妈害怕你被抓去啊。”父亲就赶紧给我找吃东西,我离开家,望着日渐苍老的母亲和父亲目送我时那牵挂凄苦的眼神,心如刀绞。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的母亲在痛苦和惊恐的煎熬中终于支撑不住,带着对我的牵挂含冤离世。

我因为多年的被迫害和流离失所,幼小的女儿在前夫家里,几年都与女儿难得见上一面,每次都是在我被迫害绝食回家后,前夫才带着我女儿,让女儿与我匆匆见一面,女儿因为想我,常常在夜里蒙着被流泪,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