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修炼路 全心救人

更新: 2020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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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八日】我今年六十六岁,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天,我在路上和别人闲聊,本家侄子拿着一本书,别人要看,他不给,说是给我看的。我一看是《转法轮》,就拿回家,两天就看完了,就让侄子带我去炼功点炼功。那时“四·二五”刚过,我每天都去学法炼功,“七·二零”之后,由于江氏流氓集团的诽谤、打压,炼功点原来有七、八个人炼,最后只剩三个,我没动摇,一直坚持。

艰难中和同修发真相资料救人

后来,妻子患乳腺癌,我无法外出打工,家中一贫如洗,女儿出嫁了,也都是婆家给买的东西。妻子去世后,我没有压力了,我去找外村同修,商量怎么讲真相救人。

同修互相凑钱,我去复印社复印真相资料,分给同修散发。做一段时间,由于复印费太贵,有的不敢印,敢印的要七毛钱一张。

眼看发真相资料坚持不下去了,我就和同修凑了八百元钱,买了一个小型复印机,复印出来,送给同修,我自己也散发一部份,这样坚持到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技术同修叫我们去学电脑,我和邻村的同修去的。他们又给我买电脑、打印机,我们就开始大量做资料了。这样,就顺利的做到了二零零六年底。

被绑架到看守所

一天,技术同修叫我去接《九评》,还有几个新唐人接收器。到他那里装好后,我坐在车上,甲同修开车,行驶有五、六分钟,从后面来一辆小型汽车,把我们拦住。甲同修下车跑了,又被追回来了。拦我们的人看到袋子里都是《九评》,就把我们送到公安局。两个小时后又把我们送到当地派出所。警察把我俩分开非法关押。第二天早晨,甲同修上厕所的机会,走出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所长问我叫什么,我说了,问别的不说,他就打我的脸。过一会,又進来一个,自我介绍是公安局局长,叫我如实回答,认个错,就算了。我说:“学真、善、忍,没有错。”他就走到我面前,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我觉的太痛了,站起来,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吓的傻笑,说我坚定,不怕死。

又找来四个警察,把我铐起来,一边两个抓住我的左右手,使劲往后拉,我使劲反抗。最终、胳膊被拉到后边,铐子紧到骨头,疼的我咬牙,他们四个累的坐在那张嘴喘。所长把我身上三百元钱翻去,还骂我穷种,就这几个钱。

下午,我被送進了看守所。那里的人对我说:“法轮大法好,我知道。”然后,把我衣服的钮扣全剪掉,送到办公室。那里有四、五个打手,其中一个头目叫我蹲下,我说:我没犯法,不蹲。四、五个人一下子围住我一起打,有用拳头打的,有用脚踢的,我就使劲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救我。那个头目立即叫停,别打了,停下来了。那几个坏人都笑了。这次,这么多人打,我也不疼,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挡住了。

我被送到四十三号的所谓文明监室,监室里有二十多个犯人,我在外面被打的事他们都知道,進去我就跟他们讲真相,牢头说他们都不反对,还跟我商量叫我也干点活。我说共产党的活不干。他说,你干也是替我们这里的人干,我就同意了。活儿是用线系闪光灯泡,犯人都分任务,完不成,夜里站两个小时的岗。有一个邪党书记经常到我身边,听我讲法轮功,他说,去过好几个国家有,见到法轮功学员游行,一叫他退党,就走。

一天,狱警叫监室的人全部出去剃光头,我对狱警说:不准给我理发,这样对你不好。他说:“给你推推胡子吧。”胡子长的很长了,正合我意。回到监室,大伙看我没剃头,都说我的面子大,一个犯人指着邪党书记说:“一个堂堂的大公司一把手,不剃都不行,还是炼法轮功好。”

由于走脱的同修报信,市里的和本地的同修把我家的机器全部转移了。二十一天后,我被送進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在劳教所里证实大法

在劳教所,两个邪悟的想“转化”我,说跟我交流法理,问我什么,我说不懂、不知道。他们邪悟的都有一套邪理,你要随他们一说,三绕两绕就把你绕進他们的圈套,你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就不说。他们就向狱警汇报,说我法理不懂,一问三不知,脑子里没有东西。

一个星期后,又换人了,连换四拨人想“转化”我,有达到“转化”的目地,就把我送车间干活。

在车间,叫我往瓶子抹胶贴花,别人一天贴十四、五个,我三天贴十二个,到第四天,就不干了。狱警问我为什么不干了?我说不想给共产(邪)党干活。从那时起,就叫我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半,坐在马扎上,对着墙面壁。

在我不远处有一个“严管班”,有七、八个同修坐在马扎上,腰挺直,手放在腿上,不准动。有一个犯人看着,同修一动,犯人就打。

两天后,我疼的受不了,就换姿势,那个恶犯就打我。不管他怎么打,我照样一会蹲,一会站起来。时间长了他就不管了。

这期间,我就大量的背《洪吟》、《洪吟二》,我体会到:在邪恶的黑窝里,邪恶的电视、录音一天到晚的造谣、诽谤,两天不背法,思想就走偏,脑子就乱。同修们都互相照顾,经常有同修路过我身边,放上吃的。也经常有声明写“三书”作废的,写作废的同修,就被关進“严管班”。

大约面壁两个月,我想不能在这里,得回家做资料救人。

一天中午,我对发馒头的人说,一天六个(馒头)吃不饱,多给一个吧。他就多给了我一个,正好被狱警看见。狱警说,明天给四个,这样吃了二十天。这个狱警又过来,我对他说,四个(馒头)饿的不行,他说,明天给三个。我想这不是逼我绝食吗?

第二天,我就不吃了,一天仨馒头放在身边。两天后,有人汇报给狱警,他知道原因,说:“不要绝食了,给你六个。”我说:给八个也不吃了。他踢我一脚,就走了。

到了第五天下午,狱警叫两个犯人把我架到操场上,好几个人,还有警察,把我往椅子上按。我猛的一下站起来,使足了劲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好。”操场上有很多人看着。

副大队长用透明胶把我的嘴封上,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绑起来,开始插管子,从鼻子插到胃里,那个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灌完后,在二楼值班室,叫邪悟的人看着我。鼻子、嗓子、胃都疼痛,实在受不了,就把管子拔下来了。邪悟的人不让我绝食,去找狱警,按每天六个馒头让我吃。

我吃了两天饭,心里很难受,我悟到:邪恶怕我绝食。果不其然,吃饭的第二天下午,大队长走到我身边:“某某,你说人话,不干人事,下决心绝食,怎么又吃了呢?”我一听这不是叫绝食吗?就又从新绝食。这次四天就给我插上了管子。

绝食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再加上饿,还得从早上五点坐小凳子,到晚上十点多,有的恶警还控制,不准上厕所。正向师父说的:“百苦一齐降”[1]。

绝食四十天,心跳加快,四十六天,心跳一百二十,他们认为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把我送進劳教所医院。检查结果:心肌缺血很严重,叫打吊针,我不配合。副大队长王新刚一掌打在我左耳门上,当时耳朵就给打聋了,一个月后,才听的见。他又狠狠的一掌打在我的大腿上,十几天不敢走路。

几个人把我绑在床,两只手铐在床头上,开始打吊针,每天七、八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最少三小时,象睡死人床一样,我就这么被绑着打针。

七天后,狱警把我带到大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我基本正常。

回到小医院,我继续绝食,和上次一样,被插管子、绑床上打吊针。到第二十天的下午,狱警说:你吃饭吧,明天打电话,叫你家人来接你。那时,一步到家都嫌慢,就吃饭了。

第二天,又说劳教局不批,走不了了,我的心那个难受呀。这时,狱警把我领出病房,避开邪悟者,悄悄的对我说:“再绝食三天,一定放你走。”三天后,家人来接我了,被劳教所勒索了六千元治疗费,这是我正念不足造成的。二零零七年六月回家。

两年的非法劳教,六个月回来了。十多天,我就能干活了,又开始到处发真相资料。零八年,我又被邪党绑架到市洗脑班,非法关押两个月,正念出来。零九年,第二次非法劳教一年半,也吃了很多苦,绝食十四天,也是六个月回来。

讲真相的故事

回家后,我就到市里在一家厂里当保安,技术同修给我送来了真相资料,我晚上就出去散发。后来被厂里老板发现,以为我往外头运东西,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老板很有正义感,他和他妻都三退了,厂里员工也退了好几个。

厂食堂有个做饭的很恶,他也说大法好,还从我这里借了一百多元钱,他经常找我麻烦。有一次,我顶了他一句,他拳打脚踢,当时眼睛就看不见了。老板娘和员工都批评他。老板回来说,你怎么不还手?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跟他一般见识。第二天,我去跟他道歉,他说,让我这一回。老板的儿子才十二岁,对我说:“你真了不起。”我笑了,这话不是他说的,是有内涵的。年底,老板就把做饭的辞了,借我的钱也没还。

二零一零年五月,技术同修和我交流,想让我回本县去,本县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有限,这样,我就回到本县,做资料,发资料,把做好的资料送给同修。

在县城里,我还是干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时间充足。白天发资料,经常会碰到有惊无险的事,举一例。

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乡镇发真相,看到茶馆里坐着一个人,就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一看法轮功的,就说:“你别走了,我是派出所的。”他掏出手机拨打电话,我站那没动,也不害怕。他打一分多钟,也没打通,他笑着说:“大白天,你公开发这个,想叫我学的?”我说:“你看明白了,对你有好处。”他说:“你走吧,注意点。”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

这些年来,在我方圆二、三十里的村庄,村村都发遍了,多的发三遍,少的两遍,现在还是继续做。学法、炼功、发正念,从不放松,但是和修的好的同修对比,有差距。再一次谢谢师父这些年来一路保护弟子!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苦其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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