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医生为讲真话遭受的牢狱折磨


【明慧网2004年1月1日】我是一名外科医生。1995年4月的一天,我晚饭后出去散步,被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场面吸引住了,一直等到炼功结束,我才向组织炼功的辅导员咨询,当时就开始学动功。后来又读了《法轮功(修订本)》、《转法轮》,被其中的道理深深地吸引住了,人生所有问题顿时释然,从此每天参加早晚集体炼功。

1995年6月我工作调转到了大连市某医院,我仍然坚持每天炼功,后来我又找到了就近炼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炼功。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到大连工作后不再收红包,不再参加患者请客,受到了医患一致好评。

1999年7.20一夜之间,有法轮功学员无故被抓,我和大家一起去信访办要人,被警察暴力驱散。地方政府解决不了问题,不能公开炼功。恶人对大法的诬陷越来越加码,我的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要主持公道,我要对大法负责,可是去上访意味着现有利益可能会失去,我为之奋斗获得的一切可能会失去,但是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决定去北京为师父为大法讨还公道。我与母亲说了我的想法,母亲也要去把自己学法炼功受益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就这样,经过一番准备,我们三代人:母亲、我及22个月大的外甥女,于2000年2月29日由大连乘飞机直抵北京,下飞机已是下午2点多了,乘汽车到市内已接近4点钟。信访办在哪也找不到,我们就直奔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与纪念碑之间正中位置,我们面向天安门,开始炼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不一会儿一群警察围了上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告诉他们在炼功,“炼什么功?”“法轮功。”他们把我们推上一辆依维柯汽车,送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登记后又被关进了铁笼子里,那里已经关了上百名各地来京的大法弟子。

大家在一起交流,都认识到走出来晚了,让恶人如此横行。但我高兴自己到底走了出来,认识到应该站出来证实法。后来有一个年轻女学员带着一本书被恶警发现了,问她带的是什么书,她说是《转法轮》,当恶警得到证实后,就往铁笼里冲,我站在铁笼口阻挡他冲进来,被他一阵连串拳脚打得眼冒金星,幸好被其他大法弟子扶住。那个女学员也被打倒在地被拖出了铁笼子。我们在一起背《论语》、《洪吟》震慑邪恶。不一会儿大连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把我们接到了他们的办公地点,记得是建新宾馆十六楼。带头的叫王国庆,他们非法搜身,搜去了我的身份证,至今仍未归还。

由于我被打,两眼睑处瘀血,象戴了墨镜一样,因此没有马上把我们送回大连,在宾馆里关了三天才往回送。到大连后被非法关进了台山村净水厂附近的司法局戒毒所三楼,当天我的小外甥女被接出去。6天后片警逼我爸爸交了3000元钱把妈妈接走了,后来又被送姚家看守所关押,并要关押费200元。

我在戒毒所里感到了寂寞,感到了不能学法的痛苦。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晚上炼功,后来我们得到了一本《转法轮》,我们晚上轮流学,每人一讲,借着走廊透进屋内的灯光学,这次学法和以往完全不一样,学了一遍之后,觉得自己信心百倍,知道应该坚决抵制迫害。后来我坚决拒绝看恶警给的诬蔑大法的材料,又被恶警用拖鞋打了耳光,但我坚决不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恶警又组织洗脑,我坚决不参加,被关进了二楼的禁闭室,禁区闭室地上有个铁环,手铐穿过铁环,我的双手被铐住,人也就被钉住在地上。后来单位里的书记蒋×、保卫科长矍××、派出所张副所长把我爸爸找来,逼着交了4000元钱,戒毒所才放人。在大连市司法局戒毒所,我被非法关押了23天,然后又被送进了姚空看守所,并被要去了200元关押费。15天后派出所张副所长、单位的书记蒋××和党办主任宋××一起来到看守所,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他们就又把我送回戒毒所,戒毒所的人说什么也不收。他们就把我带回了单位。

从此我失去了临床工作,被安排去扫厕所、拖病房走廊地面,每月只给270元生活费。后来医院干部蒋×要求我写“保证”,不然就送教养院,并把610的人和教养院的人都找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我违心地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此后我就象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即便数月后因工作需要我又恢复了临床工作,但每天的生活却是极其压抑和痛苦的。为了改变这一切,我要继续学法炼功,并上网声明所谓“保证”作废,我决定再次上访。这次为了不影响到其他人,即使是书记、院长,我也不能让他们因我受到伤害,为此我写了辞职申请,辞去在医院的工作。

我于2001年2月27日晚又坐火车,于2月28日清晨到北京,坐地铁到天安门广场,从地铁门一上到广场我就打开了黄色横幅,上面写着“还李大师清白”,并高呼“还大法清白”、“还李大师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从地铁东门向天安门走去,快到英雄纪念碑处时,一个便衣警察冲过来了,我躲开了他,在广场上奔跑,不让他捉住,可是另一个便衣堵住了我的去路一群武警围上来,把我抬进了依维柯汽车,又拖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执班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全不告诉他。他又要把我铐到暖气管子上,我坚决不顺从他,还趁机跑出了派出所,被外面的警察又抓了回去。这过程中他们用警棍猛击我的头部。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五、六个穿制服的警察,但都不戴警号,有一个警察在我面前一晃,接着一拳打在我的右眼处,我后仰倒了下去。他们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给我上苏秦背剑式的背铐,(就是右手从肩上背过,左手从腰间背过,两只手斜着在背后铐在一起),接着扒下我的裤子露出臀部。有人踩住了我的后背,有人按住了我的双腿,一阵雨点般的警棍落在我身上,刀割般的疼痛钻心,我几乎忍不住了,一想起师父就在看着呢,绝不能跌倒,我心里一横,咬紧牙关,心里背着《正大穹》——“邪恶逞几时 尽显众生志 此劫谁在外 笑看众神痴”,痛感越来越轻,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人用凉水激醒了我,接着有人用电棍来电我,又用棉签蘸上一种很刺激的药水涂在我的颈部和鼻孔里,又有人在臀部踩来踩去;又有人用警棍在我的大腿后侧及臀部碾来碾去。我几次失去知觉,但从没出一声。

他们打累了,就把我抬到有大铁笼那个房间,关在铁笼子里,锁在铁椅子上。我心里明白,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的全身被汗水浸透,有人问我喝不喝水,我已经没有力气吱声。大约每过一小时就有人来观察我的情况,见我没出有任何反应,他们抬起我的腿把我的脚提得高高的,把脚后跟摔在水泥地上,我一点痛感也没有。警察打电话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个截瘫的,快派人来看看。”

到中午有时候,我趁他们吃饭时走出了铁笼,当我要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又被抓了回来。我俯卧在长条凳上一下午。警察几次来诈我说:“你是某某某,别装了,快认了吧,有人来领你回家了,起来吧。”每次他们都换名字试探。多个地方驻京机构来人认人,都没有认出我是谁。甚至恶警与某地一个驻京机构的人都说好了,就把我当作某某某带走。那人走近了我,看到了我的眼部血肿,就说什么也不肯把我带走了。我臀部的伤更重,已被裤子盖住了。

大约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我就起来了,有负责的警察要我给他拖地,我就坐在地上,后来他把我送出了派出所,还说:我今天差点儿摊事儿。你还来不来北京了?你说吧,从哪里来的?我什么也没回答他。他把我放到路边就走了。我想返回天安门广场,没有走多远,那个警察又回来了(可能是派出所旁的食杂摊打电话告诉了警察,因我向他们打听天安门在哪),不让我往回走,我只好往火车站方向走,这方向没有公交车。我走进一家食杂店,想买点吃的,可一阵头晕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已被带进了另一个派出所,关在看守间里。在那里我喝了一点水,头脑清醒了许多。我想我得出去就要求他们放了我,他们非要我说出从哪来的才行,我没有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遭劫匪了。他们仍不放我。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喊头痛,要去医院,他们问:“你有钱吗?”“没钱也得看,我受不了了。”执班的人说请示所长后再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你自己去看病吧。就把我给放了。

出来后,我走到了火车站,已是半夜,没有火车了,只有汽车,有到大连和沈阳的,我就搭车到了沈阳。3月1日坐火车回到了大连家中。

家里人看到我吓了一跳,我右眼处一个大血肿,臀部及双侧股后部全都是血肿。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养才康复。

2001年4月22日我在人民广场讲真象,被恶人举报,被抓到了人民广场派出所,当晚我被刑讯逼供,全身被泼凉水后在风中冻。4月23日晨我从手铐抽出手,堂堂正正离开了派出所。

2001年5月,恶警闯入我的家又把我抓到了派出所,他们不让我穿鞋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椅子上倒水不让我坐,不让我睡觉。我绝食抵制迫害。赵×还逼我妻子与我离婚,拿走我50元钱一套外衣及皮鞋、手机和传呼机。我绝食一天半后,被送到了姚家看守所,经过53天关押后又被送到大连教养院,我不签字,他们硬是把我塞进了教养院。

我坚决抵制“转化”,并给邪悟者讲真象,又被送到关山子教养院。在关山子教养院,我坚持炼功,绝食抗争,抵制灌食、打点滴,终于获得了炼功的权利。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

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一个缩影。江××集团构陷迫害法轮大法,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