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象的需要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明慧网2004年10月12日】在讲真象的过程中,我没有哪项真象工作重要哪项工作不重要的概念,我认为讲真象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可或缺,所以……只要讲真象需要我就会去做,只要哪里出现薄弱环节我就会补充上去。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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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逆境修炼已经五年多了,在师父的慈悲的呵护下,我们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走到了今天。在讲真象的过程中,我没有哪项真象工作重要哪项工作不重要的概念,我认为讲真象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可或缺,所以我既复印和传递过资料,也发过资料,我既复制过真象磁带和光盘,也发过磁带和光盘,我既制作不干胶真象标贴,也去贴真象不干胶标贴,只要讲真象需要我就会去做,只要哪里出现薄弱环节我就会补充上去。下面是我和妻子在讲真象工作中的一些平凡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2000年除夕夜,北方一些地区的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走向本地区城市集体炼功证实法,是一次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但有一些县城和农村的同修在事后被迫害中没有守住心性,供出了当时在一起共同切磋走出来的城市同修,一些同修被抓,甚至判了刑。当时有很多同修都认为县城和农村同修不可靠,不愿和他们打交道,农村同修和城市同修在一段时间内形成断层。当时我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县城和农村的同修没有做好,就因此不和他们联系,一些同修被抓受到迫害,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今后做得更好,而不是放弃和不敢涉足这项工作。我当时认为这方面是个薄弱环节,我应该补充上去,继续被抓同修的这项工作,而不是躲避和退缩。

当时我们宿舍区兼任某县辅导站站长的一个同修也在这次集体炼功证实法的事后被一些农村和县城没有守住心性的同修供出被抓,后被非法判刑5年多。我当时找到这位被抓同修的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我想把她丈夫和县城联系的电话号码要来,继续和县城及农村的同修保持联系,但其妻把电话号码都烧了,我觉得很遗憾,我当时跟其妻说,如果你不想跟县城和农村的同修联系,他们要是找到你这里来,你就把他们介绍我那里去。以后再有县城和农村的同修到她那里去她就介绍到我这里来,这样陆续就有几个县城和农村的同修和我联系上了。

当时大法资料点儿刚开始建立,还很少,不能满足大面积讲真象的需求,得到的资料也很少,不系统也不完整。当时得到一张大法资料就觉得很珍贵,就想传给更多的大法弟子看,让更多大法弟子讲真象去用。我当时主要是到常人复印店去复印大法资料,价钱较高,但当时觉得只要有人给我们复印大法资料,价钱高点心里也高兴。但不久,两个也从这个复印店复印资料的同修,被抓后承受不住迫害,供出这个复印店,复印店被查抄,资料复印暂时处于中断状态。当时邪恶对其他常人复印店查得很紧,所以很少有常人复印店敢复印大法资料。

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能够在大法资料点接到资料的同修找到我,他们知道我跟农村和县城的同修有联系,希望将更多的大法资料传到县城和农村去,以供讲真象之用。这样资料来源解决了,很多大法资料通过我和妻子源源不断的传到县城和农村去,在许多大法弟子的共同的努力下,大法真象传遍千家万户,大法真象传播一度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2000年9月26日,明慧编辑部发表题为《严肃的教诲》的文章,记述了师父当时的最近一次谈话。讲话中,针对有关正法修炼的圆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应如何在法上提高认识,针对学员中种种情况,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做了许多严肃的开示。有一些学员看了《严肃的教诲》后,希望听从师父的教诲,走出来讲真象证实法。当时有很多同修不敢和这部分学员接触,认为他们没有经过考验,一旦被邪恶迫害承受不住牵连自己。我当时认为,这部分学员听从师父的教诲走出来讲真象证实法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方便和机会,不应以自己的怕心耽误了助师正法的大事,所以当时凡是这部分学员不管是城市和农村的只要找到我,我都提供资料给他们。所以当时在我这里拿资料的同修就很多,有三个县的同修和市里的一些同修,所以资料常常是供不应求。

当时有一些在我这里拿资料的同修被抓,我当时知道后也没有害怕,继续做着我应该做的。被抓的同修做的也很好,有的被判了劳教也没把我和妻子说出来。

2000年下半年,我们得到两盘真象磁带,感觉很好,想批量复制,但不知从哪里能买到复制机。一个修得很好的同修就到北京花了自己三千多元钱买了一台一拖五的磁带复制机,我和妻子复制了一批真象磁带,供同修们讲真象之用。

2001年春节前夕,恶警在我们宿舍区绑架法轮功学员办所谓学习班。我当时正在岳母家复制讲真象磁带,回家后有大法弟子告诉我恶警到我家去抓我。吃过晚饭我就到岳母家去了,过春节就在岳母家过的。后来得知,恶警找我妻子熟悉的人打听我岳母家在哪,可没人告诉他们。春节过后听说没事后我才回家。当时我们宿舍区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出来时每人还得交一千到两千元押金不等。

2001年春节刚过,江泽民亲自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案件在全国各大媒体播出,诬陷法轮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我传递大法资料的大法弟子在春节前被绑架進洗脑班,我又在其他大法弟子那里找到了资料来源。但我发现到我这里拿大法资料的人很少,一是一部分学员被抓進洗脑班,一是当时形势很紧张,一部分学员不敢出来发资料,当时发的资料出现了富裕。

一般情况下资料不富裕,我就让别人去发,我只管找资料。这次资料出现了富裕,说明发资料成了薄弱环节,我就去发。当时邪恶几乎每天在电视上播出污蔑大法的节目,我不但没受它的影响,反而它越播我就发的越欢。当时可能掺杂着人的争斗心,但我认为更多是对大法的正信正念。我发资料每次都是带一百多张,A4纸竖着叠三折,揣在怀里,因冬天穿衣服厚旁人看不出来,也不会引起恶人怀疑。我发资料都是白天到居民区的楼道去发,白天看似危险,其实很安全,恶人的警惕性降到最低。

我发资料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我发资料在一个楼道上到五楼时我认为到了楼顶,在五楼把资料放好要依次往下发时,我发现还有一层才到楼顶,我就到楼顶去发。当发楼顶最后一个门时,里面的门开了,隔着防盗门一个中年妇女和我四目相对。中年妇女给吓着了,她说了一句:“吓死我了。”把里面的门关上就進去了。你想,一个妇女开门突然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站在面前是个什么感觉。我当时迅速把已发好的传单和磁带收起来,就下了楼。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她被吓着这件事她会记一辈子,因为这件事她可能会对法轮功印象不好的,这对她来说是很危险的。后来我悟到,当时我到五楼就认为到了楼顶,是师父给演化的,师父知道会出什么事,师父每时每刻就在我们身边。

几乎我每天去发资料,上下楼多少次,我的左腿开始疼,后来疼得越来越重,上下楼出现困难,我打坐曾盘一个半小时的腿,当时连双盘也盘不上了。我当时认为是在消业,并没认识到是邪恶的迫害,是邪恶在阻止我发资料。

买一台复印机,建立一个夫妻资料点,一直是我和妻子的一个愿望,但苦于不懂技术和没有合适的地方,一直没有实现。2001年5月,听说和我有联系的一个县城同修,被同修供出有复印机而流离失所,复印机处于停滞状态,利用率很低。我于是就和他们商量,把复印机弄到我这里来用,由我供给他们资料。他们认为也挺好,复印机正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呢。当时我岳母正生病,我妻子全天候在岳母家侍候,把复印机放到岳母家,我们一边侍候岳母一边复印资料,妻子的其他几个兄弟姊妹就不用侍候我岳母了,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上班经商赚钱去了,所以他们也不反对,有时还帮点忙。当时我和妻子内退在家时间很充裕。

一开始由于技术不过关,复印机常出故障。后来花50元买了一本技术资料,在一个对修理比较在行的同修的帮助下,解决了技术问题。但不久那位流离失所的同修被抓,供出了我们,我们在亲戚的帮助下转移了复印机,走上了流离失所的道路。

我们到老家一个亲戚家去住,由于我们长期在市里工作,还不认识老家的大法弟子。当我们想联系老家的大法弟子时,我们在师父的巧妙的安排下就联系上了。老家的大法弟子很长时间没有系统的接到大法资料了,只是有零碎的资料传递。我们就主动承担起了他们的资料传递任务。

第一次往老家传递资料邪恶的干扰很大,我们在市里早晨起来,自行车胎坏了,上了长途汽车后汽车在原地转了半个小时,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现象。到了县城我们在亲戚家的住处街门换了锁,是亲戚家在下逐客令,当时我们想到,在名利面前亲情也是靠不住的。我们就到另一个同修兼亲戚家去,这个亲戚也刚出门,家里没有人。我们就和有联系的同修电话联系也联系不上,后来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才联系上。

我们在县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我们就到市里来住,这样传递资料比较方便一些。我们又和因为我们流离失所而失去联系的其他两个县的同修联系上了,由于我们流离失所他们一直接不到资料,我们和他们联系上他们很高兴。这样我和妻子同时向三个县的同修传递资料。复印机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又开始复印资料了。后来在大资料点传递资料的同修认为我们用复印机印资料成本高,建议我们在大资料点接资料。以后我们就把资金给大资料点,在大资料点接资料。复印机在印了30多万张就停止使用了。我们每个星期传递大量资料。我们也传递同修们省吃俭用来做资料的资金。但我们从来不乱花一分钱,送资料不管多远从来不坐出租车,往返几十里地也是骑自行车,我和妻子每人驮一箱或两箱,有时也坐公共汽车。后来和我们传递资料的一个同修被抓,供出了我们。邪恶到处抓我们,还发了通缉令。我们感到危险,就把我们手里用来做资料的资金放到在家同修那里存放起来,把和我们有联系的同修的电话号码全部销毁,在脑子里只记住当时有联系的同修的几个电话号码。2003年春天我和妻子不慎在邪恶的排查中被抓,大法资金没受到损失,没牵扯一个其他同修受迫害。复印机由于不用也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复印机也没让邪恶搜走,至今还完好无损。

妻子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放出。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出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老家县里有了资料点和上网下载点,其他县里也有人给传递资料了,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个事情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就决定去贴不干胶贴,一有时间就到居民区楼道去贴。后来有人建议我学习电脑,学习打字,我觉得这项工作有别人在做,我没有必要再去重新学习。后来我看到我们资料点一个人负责下载,打印,打字,往《明慧网》上发稿,还得上班工作,由于人手不够,稿件经常拖好长时间才能发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应该补充上去,于是开始硬着头皮学习电脑和打字。开始每小时只能打三百多个字,现在每小时能打六百多个字了,我相信随着熟练程度增加,打字的速度还会加快。虽然我打字慢,但我退休在家,时间较充裕,稿件都能及时发往《明慧网》。我还学会了排版,帮助排一些传单和当地的消息。我还学会了用电脑刻录光盘。

后来有的县里传递资料的同修出了问题,找到我们这里,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建立资料点,我和妻子及懂技术的同修一起,帮他们建立了几个小型资料点,他们都较为满意,他们说:知道这么容易我们早就开始干了。

在做讲真象工作之余,我还积极向《明慧网》投稿。不管篇幅长短,只要我认为对正法有利我都会去写,采用率也较高。《明慧网》征集文学作品时,我写过小说,征集相声小品时,我写过小品,征集歌曲时,我写过歌词,居然也被采用了。

我和妻子在努力做好讲真象和发正念外,炼功学法从来也不放松,早晨4点55分起床,5点发正念10分钟,然后炼功到5点55分,6点发正念15分钟,然后学一讲法,7点左右做饭吃饭,然后去做讲真象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晚上炼静功,抽时间学师父的其他讲法,无论多忙,在家或流离失所,始终坚持如一。我认为学法炼功是我们的基本的修炼形式,做好了,其他讲真象的工作也会顺利。

这次《明慧网》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我本没有打算写,因为做的太平凡太平凡,不值的浪费笔墨,不值得耽误大家的时间,但我看到周围写稿的人并不踊跃,我就动笔了。既然是征稿,就需要我们共同去参与去做好。如果我和妻子的平凡小事和些许体会能够对同修有所助益的话,我会感到欣慰的。

在修炼过程中,还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今后要努力做得更好,努力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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