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魔难面前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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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2月10日】我因讲真象被邪恶之徒非法劳教,于2004年5月6日出来。回想自己这几年走过的路: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象、助师正法,这就是我修炼的全部过程。在这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出伟大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只要坚信师父和大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一定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加倍弥补。

*喜得大法、真心修炼

我是一九九八年四月份得法的,我之所以能得大法,还得从我婆婆那说起。我婆婆因有心绞痛、冠心病,住一个多月医院,好药用尽,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咱们是贫民百姓,住不起医院,就回家打针维持。后来,经我婆婆的大姐介绍学了法轮功,没用吃药、打针病情痊愈。我丈夫见这个功法这么好,想進一步了解,就到他大姨家把《转法轮》借来看,看后觉得很好,他不是为了治病,就是想修炼,从那以后就开始学炼法轮功。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腰疼,肚子疼,还呕吐,到医院去看,经过作B超,诊断是肾结石,已经1、2厘米,同时肾积水,怎么办?大夫说先点滴消炎,又抓了三付汤药,三付汤药就200多元钱,还有口服药,一周过去没有效果,就继续点滴,吃排石药,点了三十多个点滴,钱也没少花,仍然没有见效。后来我想我婆婆炼法轮功,没用吃药和打针,心脏病全都好了,我打针吃药也没好病,于是我想我也炼法轮功吧!就把药全部卖了,不吃药也不打针,开始学炼法轮功。按照《转法轮》里师父要求的去做。以前我抽烟、喝酒都会,自那以后,把烟酒全部都戒掉了,开始修炼,每天学法炼功。由于我是做小买卖的,每天起早贪黑,学法时间太少,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从没有参加集体学法和炼功,也没有参加法会,是在家自学的,那时我根本不懂怎么修,就觉得老师讲的法好,尽量按照“真、善、忍”去做,卖货从不骗人,不缺斤少两,上货人家多找钱从来都不要,就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功的,要不我不会这样做的。自打学炼法轮功到现在我从没吃过一片药,也没去过医院看病,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

* 進京证实大法

一年多来,我觉得应该抽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和炼功,所以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集体炼功。可是没几天就是一九九九年的7.20,简直天塌一样,以江氏为首的邪恶集团,铺天盖地造谣宣传,恶毒攻击我师父,谩骂大法,打压开始。中央电视台播出栽赃陷害法轮功,给我们定为×教、取缔。我心就象撕裂一样的痛,那时因为我学法少,与功友切磋又少,对这事不得其解,难道按照“真、善、忍”做错了吗?没错,那为什么不让炼呢?虽然国家不让炼,但是这法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么好的法他能叫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不打人不骂人,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干损人利己的事,处处为他人着想,这么好的法,我是不能扔,决心一修到底。

通过学习老师经文和网上资料,看到功友都能为师父,为大法受到不明之冤说句公道话。有的不顾自己的安危,甚至没有路费钱就步行進京上访。当时我们夫妻俩没有动,在家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标语贴在大街小巷,把揭露邪恶谎言的真象做到千家万户,让百姓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读《严肃的教诲》后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想我也是大法中一粒子,而且受益匪浅,别的功友都能舍尽一切進京护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来护法,证实法,洗去师父和大法的不白之冤?我们夫妻俩切磋,我们也该進京护法、证实法,说句心里话,告诉世人大法好。于是安排好家里的事,在2002年10月12日進京护法。因为法一天没正过来,我们就要继续护法、证实法。我们夫妻俩又于2002年10月19日为证实大法,彻底的放下人的执著,再次進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前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等。被警察劫持后,由于我学法不透,没能识破邪恶的伪善,报了住址和姓名,送到佳市驻京办事处,几天后佳市永红分局和办事处把我接回,我面对很多的关要过,面对邪恶的“炼就判,不炼就回家”,还有亲人的哭闹,女儿给我跪下,求我要我说不炼了,回家自己偷着炼。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法好。我在痛苦的思考中,用法来衡量,师父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位置》。于是我放下了名、利、情,不论多么艰难,我都要紧随师父坚修到底。之后被送進看守所。在那里我们抵制邪恶,集体绝食。七天提审问我炼不炼,炼就劳教三年。我没有被吓住,这么好的法不可能不炼,我也没有写保证。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

*讲真象,救众生

因为我们夫妻二次進京,再加上这次被非法关進看守所,已花光我仅存的一点积蓄还没够,回来后没有一点生活来源,还要供女儿上学,怎么办?我们夫妻一心站在法上,为了多一些时间助师正法,救度世人,讲真象,发正念,学法和炼功,没有再做买卖,就给饭店包饺子,只能挣四五百元,维持生活还得省吃俭用,算计花。女儿上高中是议价的,也不能因为没钱就不供女儿上学,这是当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孩子上学钱原本够用,都叫恶人迫害光了,后来功友帮忙,还不够,我就把耳环、戒指全卖了,给女儿上学。

我们在讲清真象、救度众生中与几个功友从来不分什么节假日、敏感日,没有那个概念。有时还面对面在街上给真象和光碟,还上偏远农村发真象资料。有一次和几个功友花150元钱打车去讲真象。还有一次我们决定明天坐长途汽车到农村去发真象。可是第二天下起大雨,我们几个都没因为下雨放下救度世人的念头,觉得再苦再难,也阻碍不了我们证实法、救度世人。冒雨踏上征程,到了我们预定的地点天已黑了,雨还是没有停,吃过晚饭,我们继续冒雨,踏着泥泞道路前行,我们走街串巷,一村又一村,边走边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也不配干扰,师父也会帮我们的。一会雨就会停。我们继续在漆黑泥泞的深夜里做着救度世人的事,不一会雨渐渐的停了,不但雨停了,天也晴了,一轮明月挂在天空给我们照亮。这一夜我们走完七、八个村子,天已亮了。我们艰辛万苦走了一夜,脚都走出了泡,鞋子也走破了,累得筋疲力尽,终于完成我们的心愿。

还有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派出所打电话要与我见面,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没有和恶警见面,他们又逼我吊销户口,我开始时觉得有没有户口我也不在乎,后来用法来衡量,我不能听他们的就不再理他。还有办事处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个保证不炼,以后再也不找你了,法轮功与你毫无关系。我说这个法这么好,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怎么可能不炼,这我做不到。派出所、办事处、委员会多次上我家骚扰。

在2002年也是打春那天,被定为佳市大法周,友谊派出所警察上我家骚扰,当时我们五六个功友正准备出去挂横幅,突然敲门,并叫喊,不开门就把门砸开,砸了很久,我们只有静心发正念,不给邪恶开门,直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恶人终于散了。由于我们不停的发正念,完全站在法上,没有怕心,邪恶不配干扰我们正法。我们出去把横幅挂到八楼顶上,桥上、树上,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其实都是师父帮我们。恶警一连三天晚上在门外打电话之后敲门。

在2002年阴历6月17日那天,友谊派出所所长李成、刘殿龙领人到我家企图劫持我,因为我上班不在家,便抄了我家,简直就象土匪一样,把我家翻了底朝天,把我最珍贵的宝书和师父的像片,还有香和香炉全都拿走,把我丈夫和我的身份证也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还给弄没了。而且押着我丈夫到处找我,我丈夫与他们周旋,运用智慧,我婆婆见此情景,想尽办法通知我,使我那次免遭邪恶的迫害。后来“十六大”听邻居说办事处又上我家骚扰,安排好几个低保监视我家,尽管这样也没能挡住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世人。

在2002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是我母亲生日,我下班后,上街买东西,碰见两弟媳,就让她俩把东西捎去,我呆一会再去,因为那时我的时间很紧张,不想把时间浪费,回家学法、炼功。法也学完了,功也炼完了,穿上衣服正准备要走,警察突然敲门,我出不去了,家被警察包围了,我们夫妻俩都在家,没有给警察开门。当时屋里有不少真象资料,我俩把东西藏好,在屋立掌发正念,恶警见不给开门,就又继续砸门好长时间也没给开门,他们叫人取万能钥匙把门撬开,象强盗一样闯進十多个,把我家又翻了底朝天,没有翻到真象资料,它们说:这么长时间没开门是不是把东西全都烧了?我俩哪里舍得烧,那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的血汗钱制作的,用来救度世人的。问这问那,问电话为什么停了?我说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难道这还犯法不成?他们说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把《转法轮》翻走,把我们绑架到友谊派出所,他们还继续在我家翻,连蹲坑,直到晚上再没翻出别的东西,只翻了几个大法好的不粘胶,问我说这是哪来的,我说我俩都被你们绑来,不知你们从哪弄来的,他们说还能陷害你,我说那没准,他们说承不承认都没有关系,还拿走我女儿攒的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的新钱200多元。过去有句话说贼不走空,他们比贼还贼,后来问我你就说不炼了,我说这个法这么好,跟他们洪法,他们不听,你说别的都没用,就说炼还是不炼,炼就送你。我没有被他们吓住,说炼!当晚就把我和我丈夫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于2003年1月6日给我们十二名大法弟子送往劳教所,邪恶之徒给我判了一年半。

*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日子

到劳教所的当天,邪恶的警察张晓丹、刘亚东在大队长何强的指使下,叫嚣不等他们过夜全都拿下,他们灭绝人性,不让说一句话,就象疯子一样。问一个大法弟子:你不转化了吗?怎么又来了?那大法弟子说:转错了。我叫你们转错了。恶警就连踢带打,把她拖到另一个屋去就背铐上了。剩下我们这些人脱光衣服检查,行动慢点就遭毒打,劈头盖脸的打,弄得我晕头转向。之后逼着我们写三书,不写就给大背铐,铐在床上,直到写了为止。当时我因为人心太重,有怕心,含泪违心的写下三书,做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和其他几个同修分到八中队,队长洪伟、蒋佳男、张艳,在那里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不长时间又逼着我们填進级表,我们不填,也不指望他们减期,不填他们就打我们的同修,铐在暖气管上,我说填進级表不是自愿的吗?蒋佳男说:就强迫你们填也得填,不填也得填。后来的日月里,我们每天还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就连大小便都要受人限制,不管有没有必须三连网,有的实在憋不住拉裤子。

在2003年4月份,洪伟(中队长)又受所里和大队长何强指示,又强迫我们写五书,真是一波没平一波又起,我们的心里是紧崩着。全队除了转化的以外,全都过筛子,强行大背铐,逼着写所谓的‘五书’。还有在5月份,我们不配合邪恶,不写作业和周纪实,给我们严管体罚,坐小凳两个来月,无论天气多么的炎热,我们100来人在教室里坐着小凳,热得都喘不过气来,有的犯了心脏病。邪恶之徒让我们直流坐着,手放到膝盖上,不准闭眼,看诬蔑师父、诽谤大法的电视,有的同修坐得屁股都硌破了,腿都发软不听使。最后还是给我们大背铐,逼我们写作业和周纪实。

再就是2004年2月11日,还是我们不配合邪恶,不喊口号,不背警训,又被严管,坐小凳,看谤师父、谤法的录像,周围墙全都贴上骂师父的话,干警说不看的就出去喊口号,开始时我们大多数都觉得不能看,谁都不愿意看,剩下十多个继续坚持,后来我们互相切磋,这不是看不看的问题,邪恶就是钻我们的空子,拿这个威胁我们,她们十多个做的对,没有错,都准备继续抵制。

我当时还有一个考验,我即将到期回家,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在哪里都得证实法。也不能要回家了就怕加期,不参与证实法,什么时间回家是我师父说了算,因为我们是好人,这里是关犯人的,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又没犯法,凭什么把这些善良的百姓抓到这里来,把我们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能团圆?要全盘否定邪恶,不能听它们的命令和指使,所以决定和同修一起参加反迫害行列,就剩几个马上到期的,其余坚定的全都参加了。洪伟和孙立敏(教导员)气急败坏,让我们从早上6点多钟坐小凳直到晚上十多点钟,一动也不能动,中间只去一次厕所,不顺她们心就延长时间,加大迫害。后来,大家切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全体一齐撕标语,就在20日的早上,洪伟值班,我们把标语撕下,光碟毁坏,赵丽霞见只剩一张一把撕下,洪伟就象疯了一样,扑向赵丽霞,我们护着,不让拉她,形成一个整体,他没拉动赵丽霞,又拉王玉洪,说是王玉洪领头,我们还是照样护着,使洪伟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一看不行,洪伟就向大队汇报,招集大批恶警,真是虎视眈眈,问谁领头,谁也不吱声,头一个拖王玉洪,张晓更,大家还是照样护着,他们用电棍电,拳打脚踢,让我们往墙上贴标语,不贴就拖出去铐上,等到孙立敏把我拉起问贴不贴,还没等我回答,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我坚决的告诉她:不贴!她就一脚把我踹倒,连踢带打,拖到二寝,把我铐在床上,拖出二十多个全都铐在一寝,二寝,库房,连踢带打,用电棍电,同修张令德被电得满脸水泡,电得同修李素梅拉裤子里,他们真是惨无人道,人性全无,剩下十多个她们贴了,没给背铐。再后来,把我们全部归到教室大背铐在两张床架上。很多人都承受不了妥协了,王玉洪同修非常的坚定,被恶人铐了一个月零几天,在这期间她受的苦太多了,打开铐子一只胳膊失去知觉,成了半残废。

一转眼要到了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了,洪伟,孙立敏又让我们签帮教协议,我们全都不签,不签就给我加倍加期,我们心里想你们说了不算,不承认,是师父说了算。她们一看没有得逞,,又给我们大背铐,在铐我们三人时,由于我正念强,再加上全体同修放下手里的活正念加持,没有扣上,又强行把手签字,它们有多么的卑鄙下流和无耻。

我于2004年5月从劳教所出来。依然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象、助师正法。在我修炼的过程中也有不足之处,在今后的修炼中加倍弥补,紧跟师父正法進程,做好三件事,直至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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