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纯是大法工作成功之关键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参与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期间得到的大教训

我是圣地亚哥的学员,我曾去纽约参加二零零七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推票工作。在那次旅行中我受益非浅。我一直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这份交流稿是在前些时候写的。

到了纽约后,我被安排在当地专科大学里推票。我在那里那段时间里,我跟很多不同的同修们搭档,在我们摊位里放以往新年晚会的精彩电视节目并同时发传单来卖票。我一向认为我善于讲话而又有人缘;因此我以为卖票对我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结果每天结束时,我只卖了几张票,或一张都没卖掉。然而我惊奇的发现:有些不太会说英语的同修每天却能卖掉三十张票。搞不清为什么,我归咎于每天都被派到不同的学校,而其他同修则一直在同一个学校。这样持续了好一阵,我仍旧弄不明白,直到有一个晚上在一个小组学《转法轮》,一个法理展现了给我。

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里说:“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心里却想着:一会开完光给我多少钱。或者念着经想着:某某对我那么坏。他那里也勾心斗角的,现在末法时期,不承认这种现象也是不行的,我们这里不是批评佛教,末法时期有的寺院就是不清净。他脑袋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出这么不好的念头,那个觉者能来吗?根本就达不到开光的目地。”

在同一讲里师父还说:“我在某市看到一个和尚,那个手黢黑。弄个经文塞到佛像里边,糊巴糊巴,嘴里叨咕两下子就算开光了。再拿一个佛像,再叨咕两下子,开光一个四十元。现在和尚把这也当成了商品,发佛像开光的财。我一看也没有开光,根本就开不了光,现在和尚竟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开始了解我们努力卖票成果的好坏不决定于我们多会说,也不是由我们在世俗中的技巧而决定的,而是要看我们怎么摆放我们的心和心的纯度。我悟到做大法时心存个人得失的执著和开光时能得多少钱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认识到我去纽约帮新年晚会卖票的动机是,我觉的新年晚会也不会再开几次了。我要参与,好在这段时间内摆放自己的位置。我认识到我去纽约帮忙的目地是要证实我自己,也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里也说:“问他开光干什么?他说:开光了,佛像就灵了。具体怎么灵了,他也说不清。所以他那只是举行仪式,把佛像里面装一个小经文,然后把它用纸糊住,对着它念经,他说就是开光了。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地。”

同样的道理:发传单的目地是要人们去看表演而得救,当我发传单时我身体虽然在发着传单,我却心不在焉。

在我所在的层次上,我懂的这些法理。我们做大法工作的基点是我们的心。这个心决定我们工作的效果。我们要做的是救度众生,至于能不能做成,不是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做的。

如果我们做讲真相的事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或是为了得到德,或是思想倾向于争执或带着各种执著,也许就达不到真正的目地;因为我们的基点不对,我们的念不正。我们尽力推票的结果不决定于我们是不是能言善道,或是有什么世俗的技巧,关键是我们的心是否纯净。

找到了不足之后,我改正了我的态度,卖票情况改善了许多。我们那组有些天卖了三十多张票。我感觉我在纽约那段时间,师父从头到尾都在点化我,并進一步使我明白这个法理。

在大组交流时,一位中国来的学员和大家分享了迫害刚开始时的一个故事。故事大体上是这样的:她们地区有一位同修去贴真相海报,但才一贴上协调人就要她马上把它拿下来。之后她又挂了一张,又给叫拿下来。叫给拿下来的原因是她贴海报的时候心里对所发生的事存着不满和愤怒,而不是想让人们了解真相。她的意念是不好的,海报也带着那些能量。

后来他们让我去造访全纽约市的各大专院校的总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位同修,其中之一是一位讲话很小声的老年同修。那时我还认为我自己很会讲,而他讲起话来和我正好相反,他有很重的中国口音,说话又太小声,你必须很认真听,否则就听不见。他讲话的态度则是非常谦卑仁慈。

一开始我觉的他应该讲话更专业些,但我吃惊的发现:他竟然做的那么好。结果虽然人家怪我们没有事先预约,结果我们跟好几个大专教务长本人谈上了话。有位教务长是凑巧碰到的,他跟另外一个学校的教务长坐在一起。他们对我们讲的都很感兴趣。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很好的收获。

这又進一步让我看到学员的正念决定讲真相的效果。我开始明白:即使你很能讲话,态度很大方,有很好的常人技巧,如果你的意念不正,你还是完成不了什么事。相反的,如果炼功人的念正,做大法的事用心,就算你的英文说的不好,救度众生的事也会做的非常好。

二:跟中国学生讲真相

最近,我母亲(未修炼)告诉我有个中国的交换学生来我们家住两个星期。我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说她想我一定会喜欢跟他交谈。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很快我就知道她是认真的。

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不知是喜还是忧。我有两种想法:一方面我想这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会不会跟我母亲讲一些反法轮功的宣传,用共产邪党的谎言毒害我的家人。我向我们当地一位中国同修要了些真相材料以便给他,考虑着该怎么跟他讲真相,但还是担心他会当着我家人诽谤大法。

后来我悟到这位学生不远千里跑来我们家住,决不是个巧合,也许就是这样安排的,要让我跟他讲真相。当时我很后悔先前对他起的坏念头。他是来听真相的,我却先把他当作敌人了。我脑中泛起了他被我拒绝,承受着我冷眼将坏东西推给他时难堪而又难受的光影。这时我真同情他,打心底想要救他。我决定他来时我一定花时间陪他,把他像弟弟一样对待,同时给他讲真相。

他来的那天,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不只是有一位中国学生来住,而是有三位,因为另外两家接待家庭临时退出了。”我知道这也是安排的,另两位也是被带来得法的。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和我想象中的中国学生不一样。他们很有教养,还带了一丝稚气。其中一个很喜欢讲话,另一个有点安静,还有一个则是十分安静。大约都在十五岁上下。

我那时发觉我很害怕跟他们讲真相。从他们来,到他们走,我出现了很多想法。因为我自己的害怕,我一开始的时候想,也许他们回中国后,那里的学员会和他们联络,跟他们讲真相。我摒弃了这想法因为我明白他们是来听我讲的,跟他们讲真相是我的责任。

我也记的我曾想:如果我不跟他们讲真相我将违反我的誓约,我以后会为此深深后悔。我又想也许我只需要跟他们提大法,至于他们接不接受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我讲了,我就不会因为违反我的誓约而受责备了。之后我提醒自己讲真相的目地是救他们,如果不能达到这目地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犹豫了半天,决定跟我哥哥(未修炼)说我要告诉他们大法。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很凶的说我不应该告诉他们,会给他们添麻烦。我们静静的坐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我无论如何都要跟他们讲。这时我哥哥跟我道歉:“你可以跟他们讲大法,但你要为他们着想。”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不足。我只想到了我自己。我只想到我如果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我将来会后悔,以及它可能对我圆满的影响。我意识到我只是为了我的自私才想跟他们讲真相。这时我感觉这些学生一定是和我有缘,我必须救他们。

我仍旧还有很强的怕心,阻挡我跟他们说话。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玩一个纸板上玩的游戏。我记的看着他们愉快的嬉笑,让我真伤心。我很难过,因为我太害怕跟他们讲真相,太缺乏勇气去告诉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他们将面临着一个险恶的未来。我难过的都要哭了。那时我们已经很熟了。

一直到他们留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我才鼓起勇气去跟他们谈大法的事。正好那天我们家附近的一座山头起火,冒出的烟把天地染的一片红。我没管那野火,念了几篇明慧网上有关怕心的文章,学了一会法,又念了几篇有师父评语的文章,同时发了好久的正念。我求师父给我加持,然后才去跟他们谈。

在那一刻,我发自心底的想救他们。他们都坐在厨房的桌旁,我也去跟他们坐在一起。谈了一会儿,我问他们在中国学校和家里的生活情况,然后我问他们知不知道法轮功。他们说知道。我问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说他们只知道法轮功人自杀。我告诉他们在美国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问他们要不要看一些图片?他们开始感兴趣了。我去拿了我们圣诞晚会的图片书,让他们看并简要的告诉他们自杀是谎言,告诉他们只有中国不让人炼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也在炼,他们更感兴趣了。

我又给他们看一些真相资料,和一个中文的光碟。他们看的时候我发正念。他们一直说真有意思,想尽量多听些。我们谈了好几小时。其中我曾给他们看网上集会和退党的资料。当他们看到一个横幅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时候,他们都笑了。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说在学校里他们都被要求复颂相反的口号。我问他们学校的情形,他们说在学校里有堂课是专门背××党口号的。我告诉他们美国学校里没有这种事,他们都很惊奇。我接着问他们他们想为什么邪党要他们重复的念这些?

然后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我说很多西方人很喜欢古老的中国文化,但是不喜欢××党,不喜欢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做的事。我解释很多西方人不喜欢恶党,因为他们认为它是一种控制人民和为害人民的。我也提到了××党根本不属于中国的。它是由苏俄传给中国的。他们同意,并告诉我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很自由的,而很多中国人不喜欢中国共产邪党。他们还告诉我那边学校里竞争有多激烈,和他们念书有多辛苦等。

我们谈了很多,包括中国学校和美国学校的不同,法轮功,以及因特网的封锁等。他们还教了我几句中文。我们谈了很久。他们问我我怎么会开始炼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我当初怎么苦苦追寻,以及法轮功怎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让他们看了法轮功的网页和图片,然后跟他们谈大法的事,一直谈到没话可说为止。然后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退团。他们同意,并问我怎么退?我叫他们写下名字,我帮他们退。他们都写了名字,很愉快的退了。

我如释重负,但尽量不让自己太高兴了。我深深的感觉喜悦。我真的为他们高兴。第二天,我家人告诉他们我们欢迎他们随时回来。一个中国同修帮我把他们的名字和声明传给了退党中心。后来,其中一位写了来信,谢谢我们一家,谢谢我告诉他们真相。

(二零零七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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