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大法的神奇 走好修炼路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我是在县级医院工作的大法弟子,一九九六年秋得法。我丈夫患慢性乙型肝炎十多年,在学大法以前我俩什么气功也没学过,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这十几年不停的治病也没治好,而且是每况愈下。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看不好了,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

一、得法

一九九六年秋我婆婆去世,我丈夫和济南来的姨夫(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在聊天,我姨夫问他:“你的病怎么样?你相不相信气功?”我丈夫说:“我不相信气功。”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李洪志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我当时是因为丈夫有病,所以最关心的是这个气功能不能治病。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对丈夫说:“你就学学法轮功吧,说不定就好了。”他说:“好吧,咱俩一起学,互相督促,能坚持下去。”我同意了。

当时没有大法书,我们就先学动作,每套动作的口诀用纸抄写下来背诵。我姨夫讲他老家有一套师父的讲法录像带,被别人拿去看了,不知道送没送回来。我丈夫听说后就要去取,那时已经是晚上了,到他老家有八十多里地。我丈夫开车去取,他家人说录像带刚送回来,当时想真是巧事,现在看都是师父安排的。他拿回录像带,晚上就在我妹妹家借来放像机看师父的讲法。我丈夫看的很入神,他看了不长时间就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当时不知道是师父的法身,他问:“怎么师父的头发是卷卷的,是蓝色的。”我姨夫说:“那是师父的法身,看来你的根基不错,和大法很有缘份。”我和妹妹看到十一点多钟就睡了,他们一直看到天亮录像带也没看完。我丈夫说:“这个大法把我弄不明白的东西都解答了,这个法太好了,我要学。”

我们把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拿回来,买来空带我丈夫到广播电视局找熟人另录制了一套在家看。有一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七讲治病问题,他对我说:“我肝区这部位唰唰下去了一个东西。”我笑着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还不太相信他说的。那时我们没有炼功带,也不知道炼多长时间,在睡觉前每套功法炼三遍,五套功法有时炼半小时,有时炼几十分钟。

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觉的腹内好似翻江倒海,闹肚子急着跑厕所,到厕所排完上床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又起来去排,根本躺不住,一直到早晨五点一晚上也没睡,往外排的全是黑绿色的水,排泄总量大概有三水桶,但是肚子不疼,人还挺精神的,一点也不象拉肚子的样。吃完早饭上班走时还准备了一些手纸拿着,准备白天用。一整天什么事也没有,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又开始跑卫生间直到早晨五点钟,这样连续三个晚上,他说排出去的脏水总量约有六水桶。从此他人精神起来了,浑身轻松,他对我说:“我的病好了。”我还是问他:“你说的是真的吗?用不用到医院化验?”他说:“不用。”他真的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在以后的学法中我们才明白是师父在给调整身体。我们急切的找我姨夫请《转法轮》。他回去后,给我们捎来了大法书和炼功带,从此我俩就正式学法炼功了。

从一九八四年得病到一九九六年得法前,十三年间他一直在吃药打针,在病痛中煎熬。一九九六年得法后,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把体内的毒素都排出去,至今又是十四年,丈夫非常健康一粒药都没吃,我从我丈夫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二、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做好医护工作,证实大法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前我是医院骨科护士长,我所在的科室有四十多张床位,医生护士有二十多名。病人多时床位不够用,需额外加床,工作量大,有时要加班。我在学法前我干好工作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在做,也就是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得法后,我明白了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是“真、善、忍”,我就时刻牢记“真、善、忍”,按照宇宙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病人,工作尽职尽责。在九九年迫害前,我每年都被评为院级、市局级先進工作者。

社会的腐败现象在医院的反应是病人请吃、送礼、送红包,药品商、器械商,送礼、送回扣。医生不讲医德一味的开有回扣的药品给病人用,以争取多拿回扣。我们科是个大科室,病人多,每天都有手术。术后病人家属请吃饭,科主任每天都在酒桌上,下午基本不见人。科里的工作撒手不管,医生抱怨,护士心里也不平衡。我从来不参加宴请,也不接受病人的礼物。对科里的工作,我严格要求医生护士一定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特别强调不能执行口头医嘱,抢救危重病人除外,危重病人抢救完后,要马上补写医嘱。我平时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护士对医生收受回扣心里不平衡,我就讲大法中的得与失的关系给她们听,使她们明白了不该得的不得,不失不得的道理。

我们科医疗混乱现象院长知道后开会研究时,护理部主任告诉院长:“骨科多亏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护士长,医生乱,护士不乱,工作质量才得以保证,没出现问题。”院长听后表示满意。

我们医院每月都根据科室的经济收入情况,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钱作为奖金发到各科室。为了不体现平均分配,医院还制定了分配政策。按职称高低、职务高低分配。实际上还是变相平均。其实就是同一职称的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尽职尽责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科有俩职称的护士,工作比个别护师职称的护士干的好,如果按职称的分配比例发放奖金,就不公平。我主动把自己高出她们两个百分点的那一部份让出来,分给她俩。虽然每月奖金不是太多,但是对她们也是一种鼓励。有的护士对我说:“护士长,你月月把钱让出来,你少拿多少钱哪?现在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钱乃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够用就行了,要把个人利益看淡。”她们听了觉的这个法轮大法很好,也想学,我就帮她们请来《转法轮》。当时我们科室有七人走入大法修炼

有一次,门诊治疗室需要一名护士,从我们科调出一名去门诊治疗室,工作比病房轻松,还不上夜班,很多人都想去,可这位护士哭着不愿走。她说:“我要是干不了治疗室的工作,还要回到骨科来。”护理部主任对我说:“你这个人,人缘怎么那么好,从你们科往外调护士不愿意走,别的科护士要求到你们科来。”我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

医院每年年底都要進行职称资格评定,评出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中有一部份是民主评议,全院职工根据发放的名单无记名投票,我每次得票都是很高的。就是在九九年大法遭到迫害我被降职后的民主评议,我得票也是最高的。

护士这个职业女性多,女性担任的角色较男性特殊。特别是怀孕、分娩、哺育,这三个阶段对护士来说,负担很重,护士还要值夜班。有时孩子生病了,多需要妈妈在身边。每遇到这种特殊情况时,我都及时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及时调整班次,以保证工作正常進行。有时值夜班的护士突发急症,不能工作,我就去替班,从没怨言。我们科有位护士说:“护士长,我所走过的科室,我都和护士长吵架了,就没和你吵。”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能为别人着想,没有私心,不愿占便宜。”

我也有不理智的时候。有一次,手术室护士打电话说,我们科急症手术病人手术区域没备皮,要护士到手术室备皮。我一边安排护士去备皮,一边查看医嘱本是那个护士执行的医嘱。一看是王护士签的名,这个护士以前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差错,今天又发生了。我火不打一处来,马上找到她,当着医生、护士的面大声训斥她,伤了她的自尊,她哭了。事后,我向内找,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如果我的这一道关把好了,就杜绝了差错的发生。我在科室会上诚恳的向王护士道歉,她表示理解。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调到医院新成立的科教科负责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我走时,科里的护士依依不舍,她们在送别的宴会上都哭了。走时我把平时分奖金剩余的钱,拿出来分给她们。她们都说:“护士长,你不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别人贪还来不及,你做的太正了。”我说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的,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三、在邪恶迫害中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证实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大法后,由于我坚持修大法,卫生局下达文件免去我的行政职务,把我分配到全院最忙最累的神经外科工作。神经外科的特点:脑外伤的病人多,重病人多,急症多,病情变化快,护士的工作量很大。面对这一切,我想:不管怎么迫害,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脑外伤的病人,病情复杂,有时还合并其它脏器的损伤,而且还因病人意识不清,不能自述病情,延误抢救。这就需要护士密切观察、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以赢得最佳抢救时机。在工作中,我认真负责,及时巡视病房,严密观察病情,特别是独自一人上夜班时,多次因我及时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手术,使病人转危为安。我的工作得到科主任、医生、护士长及同行们的认可,一位和我同龄的护士长对我说:“年轻的护士说你不愧为护士长出身,工作做的就是好。”她还说:“你没给我们老护士长丢脸。”我说:“这都是大法所给予的,大法教我做人,大法使我身心健康,我才能干好工作。”

二零零零年过年我们医院有四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医院派人接回直接送到拘留所。从此每逢过节、邪党开两会或是他们认为重大活动,医院就派人监视大法弟子的行动,医院开会布置:不得安排大法弟子连续休假,以免到北京上访。医院还要求每个人都得签字不学不炼法轮功,我没有签字。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那时候你和他们讲这些,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中央电视台还能说假的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市大法弟子开始制作传单,揭露邪恶谎言,还师父清白。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事件,对一直受蒙蔽的民众,毒害更深。在我们医院用医学常识讲自焚疑点,他们都能明白。但是他们对中共的这种卑鄙的手段不理解,我们就持续的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清除抑制他们的邪恶。我们利用晚上和休假时间外出发传单,挂横幅,贴不干胶,利用各种形式向人们讲真相。二零零零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市大法弟子统一行动,在市区内主要街道和车辆通往市区的大道两旁一夜之间挂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大法真相横幅,清早,过往车辆上的司机和乘客都看到了真相横幅,有一个客车司机说:“法轮功真行,我这一路过来,这大道两旁都是法轮功横幅。看来法轮功是冤枉的,要不他们花这么大力气干啥?”我们这一次讲真相行动,使邪恶很惊慌。“六一零”、公安局安排人到各个有大法弟子的单位去调查,并要求单位严密监控大法弟子的行动。但是,我们并未停止学法、炼功、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觉悟者出世为尊 精修者心笃圆满 巨难之中要坚定 精進之意不可转”(《洪吟二》〈坚定〉)。

二零零三年邪党两会前,有一个自称是派出所的人找我,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说:“炼哪,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早六点多钟,邪恶到家中绑架了我和我丈夫。我们医院还有两名大法弟子同时被绑架。我们被绑架到一个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由邪悟人员给我们洗脑。开始我能用正念抵制,后来因为放不下情,怕我父母承受不了,我违心的写了三书,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出来后我认真学法,决心从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同时声明高压迫害中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

四、建立家庭资料点,走助师正法路

以前我们的资料是等、靠、要,依赖别的同修送。送多少做多少,很被动。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二零零二年我们买了一台理光牌复印机,开始自己做资料并供给一部份同修。在邪恶绑架我们到洗脑班后,恶警曾三番两次到我家非法搜查,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复印机。后来我弟弟怕被恶警发现,把机器搬走了。我们俩在洗脑班回来后,我们又买来电脑和打印机,在同修的帮助下在电脑上申请一个海外邮箱,订阅每日明慧,后来又学会自己上网、下载、打印,从此我们的家庭资料点诞生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我丈夫在家中又遭恶警非法入室抢劫,他们把我丈夫视为重点人物,他们认为我丈夫是我们市学法轮功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带着有录像功能的照相机录像。恶警非法抄家不让我在现场,(怕我看到他们做坏事,他们偷走我家四千块钱,我丈夫在洗脑班回来后找钱,我才知道钱被恶警偷走。)他们为了寻找学大法的证据,连地下室都翻了。他们只找到几本师父的经文,为了凑数,他们拿走我儿子(未修炼)电脑用的所有光盘,我告诉他们那是我儿子的,他们说拿回去审查,并抢走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炼功用的录音机、炼功带。他们把这次非法抄家的所谓证据在我们市电视台播放,说抄了多少多少书,还有多少多少光盘,全是假的。利用电视宣传欺骗世人,电视台的台长不长时间遭了报应,因贪污、受贿、行贿被双规、判刑。

我丈夫被绑架后,我立即告诉同修上网曝光,海外同修的讲真相电话马上就打过来,看守所的警察说:“自从某某某来了以后,海外的法轮功把电话机快打爆了,得换电话号码了。”这正是体现了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集中精力发正念,解体邪恶。我丈夫在邪恶黑窝待了四十五天后,邪恶的“六一零”头目、公安局头目执意要非法劳教他三年。

我丈夫被送到山东省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我们在家中持续的向黑窝发正念,解体邪恶黑手、烂鬼和旧势力。同时仍然做好师父叫做的三件事,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家亲属、我父母对我丈夫被劳教心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找到我或打电话告诉我:“小胳膊扭不过大腿,千万不要和××党对着干,法轮功好,就在家炼,不要到外面说。”我说:“我们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党邪,不让人说真话。他的病好了,有人问他病是怎么好的?他说是炼法轮功好的,××党就不让说。××党的官员对他说:‘你干什么都行,贪污、受贿、钻“鸡窝”没人管,就是不能炼法轮功。’你说××党多邪恶,坏人不管,好人被抓,这个社会正常吗?”他们认同我说的这番话,但还是不放心,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丈夫在洗脑班关了四十多天,违心的写了三书,出来了。

出来后,我们抓紧时间学法,找出执著心,去掉它。我俩商量还要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我们这个愿望一发出,就有同修送来设备,于是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又运转起来了。

我们的家庭资料点现在除了能上传、下载、打印、刻录外,还能做书、护身符、不干胶等。我们的资料点在师父的呵护下,散之为粒,聚之成形,按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平稳运行。我们还协助同修开出二十余朵绚丽璀璨的花朵,对讲真相、救众生起到很大作用。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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