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马里夫周末杂志：从中国监狱里归来(下)

【明慧网2001年12月12日】（续）

媒体问题

媒体确实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法轮功学员们相信世界媒体将会正面报导，记录整个事件，使事件大面积曝光，他们被捕的照片将阻止中国当局监禁他们。

“他们事先准备了媒体声明，只要一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就将声明放到他们的因特网上去。里斯海还准备了一份个人声明。他们准备了一个细致的行动计划，以备他们被捕时用。除此之外，也邀请了媒体记录这一事件。”

“我还竭力提出了其他理由来论争，比如，我说，如果他继续在加利福尼亚积极参与法轮功的活动，而不是在中国的监狱里浪费时间，这对法轮功运动和人类都会更好。结果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们摆出的所有理由都没有说服他。我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劝阻不了他，而且从道德的立场来说，我的这种做法也站不住脚，尤其是当他说出这话以后－－他说：‘妈妈，您设想一下，假如奈尔逊.曼德拉和圣雄甘地因为他们母亲的担心而让步的话，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得不承认我无言以答。”

“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不想让她的儿子处于危险之中，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能跟他说什么呢？确实，没有那些甘冒风险的人的勇敢行动，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他还跟我说：‘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说的是对的。他在一个活动家家庭中长大，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耳闻目睹。从小他就随我们一起在以色列和美国参加抗议活动。所以，我不可能跟他说：这些行动是一回事，而当真正的危险局面出现时，就顺从你父母之意吧，他们在为你的生命担忧呢。他的父亲彼得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拒绝去越南打仗，在美国积极参与人权运动。他一直在以色列积极寻求和平共存。1973年他已经在呼吁实行两个国家（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共存的解决方案。里斯海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并吸收了我们的价值观。”

“当我意识到我劝阻不了他，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来帮助他减少危险，怎么帮助他做好准备。”

大学里的行动中心

“根据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他会被捕，也许会失踪。所以我们决定一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就马上通知媒体。这样就会让中国当局很难将他隐藏起来。所以我列出了打电话的名单－－大使馆、外交部的紧急号码、媒体、认识某某人的人……”

“当我一听到事情真的发生了时，我马上就按照计划去做了。我没有惊慌，也没有给自己留时间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当我们在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告诉他，我们是多么为他骄傲，我们是多么支持他时，就好像也是在让我们自己坚强起来。自从我们接受了他要去的这个事实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星期二一早，在预定行动开始前的半个小时，拉米什博士赶到了她的办公室，在门上挂上了“不要打扰”的牌子。在她儿子在中国开始打坐前的十分钟，她想用她儿子的方式来支持他。“我跟我自己说，你现在要静静地坐下，集中思想发正念。我必须承认我试了，但我没有静下来。我打电话给正在英国出差的彼得。我们互相鼓励，希望事情有个好的结果。接下来我就试着工作”。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收到他女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里斯海从监狱里打电话给她，让我们知道他被捕了，情况还好。我立即给彼得打电话，接着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我告诉我自己，好，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开始按原定计划去做。虽然我是被卷进来的，但是既然我参与了，我就必须尽一切可能让他获得释放，因为你就算坐在那儿哭，也于事无补。”

“我首先打电话给外交部紧急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如果里斯海是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那么美国就要对他负责，这也许对他有好处，因为去那里的美国人有好几个，一群人比较容易获得释放。我感到时间非常难熬。我们知道他被捕了，而在短期内又没有人能见到他。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他是否安全？在什么情况下被关押的？我做好他也许会被关很久的准备。”

她在她大学办公室设置的行动中心的电话响个不停，先是外交部，美国大使馆的，然后是从报社，电台，网站，在英国的彼得，还有她儿子在美国的女朋友莎拉打来的。

“一度有传言说，中国广播电台报导说他们被捕了，要被驱逐出境。最让我们担忧的是法轮功的网站报导说有36名学员被捕，而中国的报导说只有35人。我们担心那个失踪的人。实际上在不同的网站上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和报导。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是在引述别人说的。就这样持续了24小时。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我们知道既然他已决心不签任何声明，他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被捕

与此同时，里斯海已经在中国被逮捕。他和他的朋友布雷德于四天前抵达中国。他们俩住进了北京的一家旅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有隐蔽摄像机，这显然是那儿的所有旅馆房间的设施之一。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在一间很暗的房间的角落里炼法轮功，这样摄影机就看不到他们。第二天一早，他们去了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场地。里斯海说“我记得，我当时想这不是真的。我好像是在梦里一样。这儿就是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的辽阔广场，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却没人知道。我对自己说，两天后我还会来这儿，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儿出奇的静，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在表面的正常底下，确实隐藏着不正常。”

20号的早上，他们俩做好了尽快离开中国的准备。他们将所带物品寄存在了机场，以便准备好当天下午乘预定飞机返航。到广场的路上，里斯海用不大灵光的中文跟出租司机交谈，他了解到司机对中国（江泽民）政府不满。但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未告诉司机他们同意他的观点和他们现在是在去抗议这个（江泽民）政府。早上10点钟，他们购买了进紫禁城的票，以防万一他们想很快跑掉时可以混在数百的游客人群中。他们还购买了地铁票，找好了所有可以走脱的路线。

“午餐时，各种的恐惧感向我袭来，但我勇敢地正视这些恐惧，让我自己平静下来，让内心平静下来。我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是为了来帮助别人。这使我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处境上，而忘掉了我自己。吃过午饭，我们向广场走去，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等待着。时间过得很慢，我的心不时难以控制地扑扑跳着。1点50分，我们向指定地点走去。从远处，我们看到了一些同修，于是知道我们不会孤单。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甚至大部份素不相识，然而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而结成了一体，实在是鼓舞人心。我们见面了，互相握手。然后我们就这样坐在了地上。我们看到周围围上来许多人，他们都在好奇地看着。”

“我们看到一些警察怀疑我们在干什么。我看到警车正向我们靠近。我们说声‘开始’，就开始脱鞋。在我们的后面，横幅展开了。我们单手立掌于胸前，这种源自中国的古老姿势，现在用来捍卫人权。”

“我合上了双眼。我听到警笛声，轮胎的刺耳声，车门的开关声，警察疾奔而来的脚步声。我仍然双眼微闭，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我跟自己说，我在这儿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我听到我周围到处是奔跑声，我发现自己心生笑意。我心想，我在这里了！我正同来自世界各国的35位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坐，向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传达我们的讯息。我们都集中意念，保持平静，互相支持。虽然我在的地方是其他人曾被谋杀的地方，我却很平静。”

“这时，噪杂声一片，几个人抓住了我。我没有反抗，而是集中意念将我的重量压向地面。他们拉开我的右手，但我轻而易举地将手抽了回来，又恢复了单手立掌。我对自己说，我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我越来越重，他们抬不动我。我确实感到自己很重，但突然我产生了恐惧感，就在这一刻，他们抬起了我，使我站立起来。他们将我拖向警车。他们拖我的时候，我一遍一遍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直到他们把我投入警车。”

被殴打以及回国

在警察局，学员们用他们的手提电话将他们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世界。刚开始被盘问时，学员们解释到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是，当他们拒绝在中文的文件上签字时就受到殴打。一个警察抓住里斯海，打他，并用中文冲他喊叫。

“我告诉他我只会一点儿中文，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他恼羞成怒，站在我的面前用英文又嚷又骂：‘你来这儿制造麻烦，（你要）尊敬我’。他狠狠打我的脸。我跟他说‘你为什么打我？’我重复着我会说的其他中文。他气疯了，用力把我推向墙壁，用膝盖在我的两腿间撞。他开始问我问题，但我拒绝向他提供其他学员的情况，也不说任何对法轮功不好的话。”

学员们认为，由于他们的国际背景，中国当局不会将他们留在中国，事实果真如此。经过28小时的关押，他们被驱离出境。第二天夜里11点45分，里斯海抵达了温哥华，他又累又饿，赤着双脚，因为他在被捕时鞋留在了广场上。他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声音洪亮而充满了喜悦。他说：“我没事儿，都结束了。”

不想做哭泣的母亲

里斯海和他的母亲从这件事中各自得出了结论。一位媒体研究人员（这位母亲）自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这种事并不会经常发生，而她，在此事件中不情愿地成为了一位无辜被抓、被打的英雄的母亲。这一事件肯定会给她提供许多专业素材，例如：以色列媒体妇女形像的研讨会。

“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我儿子，关于法轮大法，更主要的是关于媒体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媒体是怎么描述妇女的，而这次，我惊讶于媒体是如何找我采访的。按照媒体塑造‘失去亲人的女人’的模式，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充满感情，流着眼泪的母亲，他们期待她这么说：‘我好害怕，如果抓人者可以听到的话，请你不要伤害他。’他们期待的只是‘我是谁谁的母亲’而已。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找到的这位女士讲出的话却很理智，她不愿在电话上情绪失控。”

“耶蒂欧特.艾罗诺特（Yediot Ahronot）刊载了一整页的文章。他们采访了我很长的时间。然而他们引用我说的话只是‘我们非常为他担忧，为他担惊受怕。我呼吁任何能帮助我们的人都伸出援手。’事实上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向世界发出催人泪下的恳求。一个女人说出的明智、有理性的话是无足轻重的。”

“我讲授这个题目，我也将从这个事件中大有收获。很显然，我们在媒体眼中的‘角色’就是什么人的母亲，什么人的寡妇，什么人的太太，总是哭泣着，总是可怜的受害者，没有能力说出任何明智的话。”

“我们在媒体中的地位不是作为女人的角色，就是母亲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媒体中，这意味着男人的最大牺牲就是作为战士为国捐躯。而女人的最大牺牲就是生孩子，并将他们抚养成人，让他们成为军人，为国捐躯。他们也把我看成是这样的角色，这让我觉得吃惊和荒谬。所以，在这些事件中，我发现我自己是在观察媒体。我看着他们将我塑造成什么形像。而我拒绝完成他们想要我扮演的这种片面的角色。那不是我。我跟记者谈了很久，给了他们很多资料，而编辑们认为人们应该听到的只是这名女士很担忧，想让他获得释放。”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成了法轮功的发言人。我开始阅读有关法轮功的资料以便讲起来更有智慧，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理解了（法轮功）。我不能说我炼这个功法，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确实认为我是有理性的人，我在有理性的地方－－大学上班。然而，我们也知道科学并不能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当我听到他们在监狱中的经历，以及他们是怎样影响看管他们的警卫，他们是怎样承受肉体的伤害而不觉得疼痛，这让我不禁自问，我们到底是否真的了解我们生命的精神一面？我们是否真的懂得这些？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很长时间，我都担心我们会面临无法跟里斯海沟通，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他，但同时，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法轮功没有领袖，与钱无关，没有宗教规矩，没有宗教仪式。我想挑出毛病，但怎么也找不到。”

在里斯海看来，他相信他们达到了目的。几百万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讯息，那就是：面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不应该沉默。

“有什么理由去殴打一位在公共场所坐在‘真、善、忍’横幅下的人呢？几周前有多少人知道法轮功，知道他只不过是一种修炼方法？现在许多人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我们的努力，使更多的人清醒了。我相信这将导致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事实作证，支持讲清真相的努力，反对人权侵犯行为。这就是我们努力做到的，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传递这些讯息。”

……至于为什么一个以色列公民要为了中国的人权而去冒生命危险，他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答案：‘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斗争？你为什么不反对以色列的社会不平等？你为什么不反对破坏热带雨林，等等。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错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但我认为中国发生的事很特别，因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对抗力量－－一边是追求和平、宁静和善良的一个群体，而另一边是跟他们完全相反的。我决定行动是因为我在其他的冲突中找不到如此大的对立。我修炼法轮功，因为他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改变。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法轮功说话。我想献出我的一份力量，因为我不能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会有人只是因为想作好人就被谋杀。”

（彼得.拉米什翻译）
2001年12月1日

译注：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的以色列学员的父母，均是不修炼的人，他们在整个事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的父亲特将此文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