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教所震慑邪恶、讲清真象


【明慧网2003年6月1日】写出我的这段经历,希望能给那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些讲真象的经验。也很希望大家行动起来,象海外学员那样,通过各种方式营救我们身边的同修。其实这个过程能揭露邪恶、讲清真象,还能声援被关押的同修,也能接触很多平时很难接触的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具体做时,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足,也要注意别讲高了。写的不全面,请同修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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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我爱人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当地劳教所二大队。知道消息后,我带上不满十岁的儿子和我妹一起去送东西。劳教所的办公楼里阴森森的,连门卫的态度都特别恶劣。真的感到整个空气中充满了邪恶因素。管理科的女警察一听说给法轮功学员送东西,特别不耐烦,还说风凉话。我们三个人一直用正念对待,要求接见,要求送东西,我们坚定的态度使他们非常害怕,我要求管教一定要让他写信告诉我是否收到物品。不长时间,果然收到我爱人回信。在劳教所等人时,我妹见门卫室里有他们的一部分电话号,就往手上写,被他们发现后硬将我们三人赶出去,连楼道都不让呆,到楼外雪地里等着。我回家后打劳教局举报电话,举报警察素质非常差,对探视家属态度恶劣,语言粗俗,急需整顿。没想到举报中心还真批了二大队,并回电话向我道歉。我下次去,他们表面真有所收敛。这增强了我震慑邪恶的信心,绝不允许邪恶嚣张,这也是对劳教所里面大法学员的一个声援。

劳教所规定每月最后一个周六上午是探视日,但不准探视法轮功学员,也不能通信,不许送东西,甚至有时送钱都要登记身份证,出示单位证明。但我没有被这些无理规定限制住,每个探视日都去,或送东西并附上清单,或送钱,有新经文时我就想办法送进去。另外,每个探视日还是讲真相的机会,此时,劳教大队院里有警察办公,中队所有管教都在。尤其来探视的家属非常多,我就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开始警察见到我时态度蛮横,我找到中队长,要求探视,他说“法轮功不许探视”,我问他:“这是谁规定的,符合法律吗?有文件吗?我自己去找”,他又讲他们也做不了主,得有市公安局610的证明。我说那就把东西送进去吧,他们很不情愿地收了东西。我又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通信,他们竟撒谎说我爱人不写。我妹揭露他们说:“我姐夫对我姐可好了,不可能不写信,肯定是你们不给寄。”我也警告那个中队长,你们别什么手段都用,如果我爱人有伤,我决不会接受。再有还收不到信,我就有想法。别的警察问我还炼吗?我反问他:“这和不让探视有关吗?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的规定啊?”他不敢回答,溜了。又过来一个警察说:“你修真善忍,你得向内找。”我严肃地告诉他:“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如果你想升华自己你可以修炼,但决不是让你针对别人的。”还有一个小警察断章取义师父的法,口气又极不尊敬。看到他油腔滑调那种得意的样子,我就大声说:“瞧你那形象,白穿一身警服了,整个一个混混。”他们嚣张不起来,都溜走了。事后我想自己也许当时心态不太好,但对邪恶在气势上决不能让步,更不能妥协。回家不久,就收到了我爱人的信。

2001年4月的探视日,我们三人去送夏装,他们拒收,中队推到管理科,管理科推到警戒科,谁也不做主。那天好象有“领导”来视察。我跟他们大声讲理:“你们到底让不让送东西,我们这么大老远来了,你们推来推去的,这是什么态度,溜着我们玩儿呢?”他们很害怕,赶紧让警戒科长来解决。这个警戒科长挺为难,又不敢承认从即日起不让送东西,就想以哄骗的办法让我们回家,没见效,他自己就想从大门溜走,那么大岁数了,被江氏政府逼的想耍小孩的把戏,又可怜又可笑。我妹不让步边追边喊:“你敢溜,我打车追你家去,你也得把东西给送进去。你们也太不讲理了。”警戒科长走不脱,无奈地收下东西给送进去了。我也赶过去跟他讲真象,他还比较有正念,后来又破例帮我们送过一回东西。

接下来我们这一地区邪恶就非常猖狂,学员被抓的也多,表面上什么原因被抓的都有。劳教所里住进了邪恶的“工作组”(由市公安局610、司法局、劳改局等邪恶之徒组成),用各种非人的手段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一部分学员在压力下违心妥协了。我妹也流离失所了。那段日子压力很大,但每到探视日我带上儿子还是毅然前往。我想就是去近距离发正念也没白去,我妹也捎信鼓励我,只要往劳教大队院里一站,对邪恶就是震慑。不让送东西,我就送100元钱,让里面的人有信心。我爱人回来说每次知道外面一点消息都很受鼓舞,还真起到了作用。所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还应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每次去都要质问他们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不让送东西,然后利用机会揭露邪恶,向周围的家属讲真象。有一次碰上一个新来的警察值班,我要求送东西,他不收,我问他为什么,他邪恶地说我扰乱他们办公,要通知派出所抓我。我正视他说:“行啊,天这么热,我正发愁怎么回去呢,还得打车。”他一看吓不住我,就说好话哄,说别为难他,他做不了主。我就当着他的面用手机往劳教局打电话,让他跟他们上级请示,他不敢接,正好他们中队长路过,我拿着电话走过去,那名中队长左看右瞧没处躲,一溜小快步窜监区里去了,狼狈得很。那么多人围观,是非正邪一目了然。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那天她爱人(不修炼,去看朋友)也在,我走后,那帮警察商量:以后对付某某某的最好办法就是咱们谁也不跟她说话,让她随便“闹”。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打下去他们的嚣张气焰,声援里面的同修。不管他们表面上多张牙舞爪,真能豁出去,放下一切,他们真的什么也不是。

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反思自己向内找,尽量用纯善之心讲真象。我就以家属的身份,用我家的遭遇做事例给劳教所管理科、中队写信,用很真诚的心劝善。我爱人后来回来时提到这件事说效果特别好,结合亲身经历写,他们眼见为实,容易被触动。我仍然每月的探视日都带儿子去,风雨无阻。慢慢的他们就转变态度了,我心态也比以前把握的好了。一次向管理科长询问我爱人情况,他态度还是很冷淡劝我别来了。我诚恳地说:“我们来吧,你们就这种态度;我们不来吧,你们就说我们六亲不认,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再说谁家人在这儿谁不惦记呀!”旁边一个高个子警察说:“你这种认识?(指坚定修炼)能让他出来吗?”我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有这种规定,我可以考虑和他离婚,也不能总让他在这受罪呀!”那个科长赶紧说:“没有,没有,你别担心,路远天热,你不用老来,让见面了,肯定通知你,好多事我们也做不了主……”他从此不再敌视了。后来再见面他都礼貌地向我点一下头。

12月有师父新经文,我又要去远方出差,就请我爱人的弟弟(不修炼)、我母亲(修炼)还有两个同修带上孩子一起去。我把经文藏好,并说发正念,不让他们发现。可是后来我在出差地接到家里电话,劳教所警察威胁我爱人弟弟说他们已发现送的经文,要将他哥送外地关押,又说别让你嫂子来了,她总给我们找麻烦等。我心里有点不稳,一方面坚定正念不怕他们;另一方面,我也给当地派出所长打电话,告诉他不许借过年之机骚扰我们家,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有人找我麻烦就告诉我,我自己去找他们。我也劝他别再干那种迫害好人的昧良心事了。他告诉我没听说有什么事,他也不参与了。我自己也觉得心里踏实了,不觉得怕了。回家后,母亲很高兴,让我赶紧去劳教所看看,别真把人送外地。我坚信环境越来越好,不会送走加重迫害。一夜我都没怎么睡,一直学法和看资料。第二天和一个学员一起正念十足地去了。我问管事的中队长:“你们是不是有规定啊,到底什么让送,什么不让送啊?还听说你们要送走一些人?”他赶紧说:“没有,没有,你爱人挺好的,也没说要送走。”别的什么也没提,态度还很好,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我收到爱人捎出来的信,信上告诉我每周日中午执勤的警察去打饭,有约10分钟时间,他在窗口等着和我说话。劳教所院子很大,一进院门,墙上有电网,有监视器,墙角落处还有岗楼,就跟电影里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样。院里面有一栋楼,非法关押着很多大法学员,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甚至常年不让下楼,有两个犯人24小时监视,寸步不离,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从胡同里能看到关押学员那栋楼的后窗户,但是有岗楼,有监视器。我爱人当时关在四楼。第一次去有点怕,试探着喊我爱人的名字,越喊声越大,正念越足,也就不怕了。很多人都伸头往外看,那其中一定有学员。我就大声告诉我爱人发正念手势,也互相通一些情况,又鼓励他正念闯出。谈了十几分钟,很顺利。我也很有信心。那段时间每周日我都去,有时也有同修和我一起去,近距离发正念,再找机会和他们交流一会儿,那种环境这种交流很可贵了。其间一次岗楼上的警察碰上我们了,很凶喊着让走开,我迎上前给他讲真象,他默许我们说几句话尽量快走,监视器能看到,他会挨批。还有一次楼里有警察加班,我在下面喊话,她伸出头:“喊什么,想进来是吧。”我过去告诉她:“我爱人身体不好,又不让见,过来看看。”她可能认识我,看看,头缩回去,不管了。

这样见面有十次后,被大队长知道了。这个大队长很邪恶。那天是探视日,我和孩子、一位同修一起去,院子里警察特别多,而且专门在通后楼的路上两个一伙,三个一组的。我径直走向警察最多的一伙,“我问问情况,谁管?”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警察,气势汹汹,说话蛮不讲理。我直言听说我爱人身体不好,他们马上逼问听谁说的,我说给中队某某打电话听说的。一个高个子警察竟抵赖说无此人。我就他这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和他讲理,很多家属围观。一个小个子警察说那是大队长,我故意说:“您是大队长,我很尊敬您,说话要负责任的,我爱人身体到底怎么样?”他火了:“你还尊敬我,给我上网,上小报,还找人给我打电话。”我正告他:“你自己都做什么了,你自己清楚,你可别怨别人。”我想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可又没办法,他们人太多,我不走,坐在路边休息。过来一个指导员,这人也很敌视大法。他劝我走,我说心脏不舒服歇一会儿。又过来别的警察让我走(他们怕我去后面喊话)。我就招呼同修带孩子先回去。同修以常人的身份给他们讲真相,并说非得让走,她就带孩子先走。那个指导员赶紧劝同修带我一同走。也不象往日那么猖狂要扣下人了。又过来劝我,说对别人态度从来没这么好过,告诉我差不多算了。我告诉他我忍着呢,你再说,我就哭了。讲不好真象我很难过,就真的边哭边大声说:“一年多了,人你们不让见,来问问情况,看你们什么态度?一大帮警察欺负我一个人。还大队长呢,一点理都不讲!”院子里的人都往这边看,有警察,有家属,还有出租车司机。我感到大多数人都很同情。听那大队长小声说赶紧想办法找一个出租车让她走。也不蛮横了。后来我爱人说那个指导员跟学员说七仙女和董勇还每年相会一次呢,一年不让见也是太过份。2002年春节我去送东西时一个女警察很友好地拍拍我肩膀,向我点点头。管理科的一个副科长态度也明显变好。每次去劳教所,我都能感受到正法进程在深入,那些警察由开始的凶恶、嚣张、敌视、沉默,后来有一些逐渐开始同情,态度在转变。

2002年11月初,我爱人快到期了,我打电话给省劳教局和劳教所询问情况,他们遮掩说快了,但就是不说具体日期。我问是不是因为开“十六大”,到期也不让放人啊。又指出他们拿法律当儿戏,执法犯法。公司老总和同事知道我在往出要我爱人,很担心我的安全,正开“十六大”,警察会抓你的,老总也通过朋友帮忙想办法。我安慰他们我会小心。心里想不能错过这件事的机会,得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给他们讲真象。没想到气氛特别好,他们对到期了还不放人也都挺不满的。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最后是省“610”不让放人。我说了很多,他们倒是很愿意听。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真象,但没有正念,在被动的参与。我很诚恳地告诉他们别参与了,给自己留后路吧。这次所谓的敏感日期这一片还真没抓人,也没打电话骚扰。在11月的一个周日上午很顺利将我爱人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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