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自我时是另一番天地


【明慧网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面对当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层层层层的迫害、打压,平日个人修炼阶段没修去的执著心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怕心。越怕,邪恶越专找我的怕心下手。它们把我定为我市十个辅导员及骨干之一,在刑警队非法审问我十多个小时。尽管怕,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出卖其他同修,当时想,不能干出卖佛的勾当。后来我在街上一见到警车就心跳,真是仿佛一草一木都长眼睛看着我一样;看到同修也不敢打招呼,怕被恶人看见;听到家里电话响,心“扑通扑通”的跳好一阵子。公安局、派出所、学校、教委、组织部轮番找我,真觉得是“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觉。

偶尔静下来时向内找,知道这是自己怕心招来的魔难。大法书不敢放在家里,我就每天背《论语》。渐渐的,怕心少了。大约在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单位领导在做我“转化工作”时,我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我没错,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要坚修到底。他们非常恐慌,连忙汇报给教委、组织部。无论谁做我的工作,我都表示坚修到底的决心。说来也怪,自从我堂堂正正站出来之后,再也没人来找我了,就连每天到我家“报到”的警察都不来了。恰好那年冬天单位不上班,我把《转法轮》请回来,每天学法,坚持每天看三讲或五讲,最快时每天通读一遍。每看过一遍,我就在纸上画一道,五遍就是一个正字。一个冬天,看了七十多遍《转法轮》,突然有一天,自己感觉好象没什么可怕的了,那时就是有人拿刀、拿枪对着我问我“炼不炼”时,我都敢说“炼”了。我知道通过学法,“怕”的物质消去很多了,我该走出去为大法上访说句公道话了。

進北京证实大法的经历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和另一同修同去北京上访。当时因为法理不清,没分清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认为走到哪里都得被当地接回来关押,没有我一定要走到北京的正念,结果半路被截回当地,关在拘留所,受尽打、冻、饿、累等折磨。其间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从外地赶来看我,流着泪求我,读高中的小女儿也给我写信,都叫我写“不炼”,好回家。我知道,这是我放下对亲情的执著的时候了,没为其所动。四十二天后,我被迫写了“不進京上访”等四条“保证”才被放回,其中家人给当地的政保科长送出一千元钱,单位又交了一千元罚款。

由于法理不清,把邪恶所谓考验当作自己应过的关,默默的承受,没有及时反迫害。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学校强迫下岗,每月只给不足二百元的生活费。失去了工作,接踵而来的家庭魔难、社会压力方方面面同时袭来,丈夫喝酒回来后总是拿我出气,找茬骂我、打我,有时在大街上、在公婆家抓到就打。有一次从晚上九点打到凌晨三点,若不考虑自己是大法弟子,自杀罪更大,是破坏大法的行为,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把这种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理一直很重,忘了向内找,心性越来越低,魔难相对来说也就越大。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七名同修一道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证实大法之路。在天安门广场,我打开了条幅,喊出了积压在心底很久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然后被天安门的恶警绑架,辗转分流到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那里,我们不报姓名、地址,肩并肩,手挽手,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共同抵制邪恶的野蛮灌食等迫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荡气回肠,神圣悲壮。三十八天后,我被家人找到,被警察勒索八百元钱,其他同修有的是无条件释放,我知道这是我没放下对钱的执著。

反迫害 讲真相 救度有缘人

有了两次被绑架的经历,回来后产生了很重的怕心,怕被再次绑架怕罚款,出去做真相做的很少。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名同修给我送来了她写好的证实法的条幅,按我当时的心性,出去挂就是强为,但一想到自己是老学员,我若不出去,会影响其他同修,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认识问题,用人心去作正法之事,可想而知,结果我和另一名同修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在拘留所绝食十六天,第十八天送去劳教,劳教所拒收,被公安局又勒索去一千元钱才放回家。

回来后,我简单的向内找,认为是怕心所致,自己在讲真相方面做的很差。就在家里学法、发正念、看明慧网的文章,为讲真相做准备。通过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知道正法时间有限,救度众生紧迫,我只给本单位的同事讲过真相,教委从来没去过,他们不明白真相,还扣压我一千多元下岗工资,我一定要去对他们讲真相。要不要回下岗费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摆放位置的机会。考虑到自己还是有点怕,我就打电话约教育系统的其他同修(她们也一样被教委扣发了下岗工资),可是她们都不去。我去还是不去?我问自己,如果教育系统就你一个大法弟子,你就不修了吗?你就不去救度那里的众生了吗?我一定放下这个怕心、依赖心,我下定决心,就我一个人也去。

自从九九年九月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教委大院,我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度这里的有缘人。”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高大。我先找到一把手,与他讲扣压我工资不对,又讲了大法洪传世界,电视媒体造谣等真相,他听后,只是说:工资不归我管,你去找某某某。我又去找二把手,讲完真相又到三把手。这样,一个个,最后找到财务科长。财务科长说:“是‘六一零’不让发,你去找市政府‘六一零’。”转了一圈,走到院子里,我想:不对,我这不是被他们的安排带动了吗?不行,我还得回去,又回到财务科,对科长说:“是你扣发我的工资,怎么让我去找”六一零“呢,又不是”六一零“扣我,我就找你要。”科长只好找到管财务的二把手,又找到前任财务科长,三个人商量,最后找出一个名单,有教育系统被扣发工资的十几名大法弟子的名字,下面落款是“六一零”,还是让我去找“六一零”。我出来时又碰到主管财务的领导,给他又讲了半天大法真相,他还提出了几个问题,最后他表示: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学法轮功的,电视说的真不一定是真事。回家的路上,想到这里的有缘人的观念的转变,心里没有怕,只有尽快救人的紧迫感。

“六一零办公室”是迫害法轮功的职能部门,专干坏事,去那里讲真相,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了,这时恰好另一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好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六一零”。第二天我俩一路发着正念,八点钟就来到了“六一零”。主任恰好是这位同修的一个学生,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们两个坐在他的办公室给他讲真相,他非常专注的听着,其间有几次电话催他去省城开会,他都说有客人先不去,我俩几次欲走都被他拦着,非得继续听我俩讲。一直到十点半,我俩才离开。他布置他下属一个科长与教委沟通,给我们发回扣压的工资。第三天,教育系统的其他同修也都参与進来,我们有的带传单、真相光碟,教委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说:“将来你们法轮功平反了,你们哪位当了市长,可别忘了我们。”我们说:“我们不参与政治,但您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将来一定会有福报。”又过了十几天,扣压的工资发下来,其它系统的大法弟子也都找本单位,要回了扣压的工资,一时间,百姓相传:“法轮功要平反了,扣压的工资都返回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六一零”那位科长与教委沟通时,想从中作梗,捞取个人好处。大家没有买他的账,继续找那个明白真相的“六一零”领导。“六一零”这个主任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个科长批评了一顿,没过几天,那个科长被撤职了。“六一零”这个主任也调离了(可能他不想再迫害法轮功了)。遗憾的是,当时没给他那个科长讲真相,使他被邪恶利用而对大法犯了罪。好在其他同修给他邮寄真相资料,以后再没听到有关他迫害法轮功的消息。

几经周折讲真相 要回身份证

有了这次经历,我想,正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又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一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那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各种人,都应该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想:“六一零”的其他人员还被蒙蔽,不知道真相,我们还应该去讲。我和另一同修以要身份证的名义又去了“六一零”。那天,主要领导都去开会,只有一个人在。我俩给那个人讲了很多大法真相。讲明白后,那人表示,他今后一定记住我们告诉他的话。他还说:“你们也不是要身份证来了,是给我上政治课来了。”我们说:“不是政治课,是救你来了。”他连忙说:“是,是,是救我来了。”

第二天,我又来到“六一零”,找到管法轮功学员身份证的新任科长(原来那个科长被撤后的新任科长),当时屋里好几个人要身份证,都被他以上边不让给为名打发走了。我想,任何邪恶都没有理由阻挡我要回我的身份证。他的办公桌放一大摞法轮功人员转化情况表,手里正拿一份看。我一看,正是写我的名字,上边写着“已转化”,心想,管它呢,是单位写的,又不是我写的。我告诉了他我叫什么名字,来要身份证,他把手里的那张表锁在抽屉里,对我说:不能给。我说,谁不让给?他说是上边。我问上边是谁,他说共产党呗。我当时说:哪个共产党会说话?你给我找来。又问他:“身份证是你的?是我的?”他说:“当然是你的了。”我说:“既然是我的,为什么不给我呢?法律上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压居民身份证,你们为什么执法犯法呢?江××不是说以法治国吗,这不明摆着说假话吗?又以德治国,是我的东西你们强行拿来不给我,这是什么道德?我看他无德又违法。听他的,早晚把你们坑了。”

他说:“不是怕你们上北京吗?”边说边翻铁卷宗柜给我找身份证。我说:“去不去北京是公民的自由。你就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身份证都锁在你的铁卷宗柜里,天安门照样天天有证实法的。”

这时我顺手翻了翻他办公桌上的一摞表,里边有一些我熟悉的大法弟子的名字,都写着“已转化”。我想,被我看到了,决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写着我名字“已转化”,我却默认,这不是怕心吗?我不是来讲真相吗?看到谎言为什么不敢揭穿呢?这符合“真、善、忍”标准吗?他把所有的铁柜都打开,拿出很多身份证,一个一个去找,没找到我的,我说:“没找到不要紧,早晚能找到,我看到写我名字的那张表,你拿来我看看。”

他不拿。我说:“你不拿,我也得告诉你,那张表写我已转化,那是你的下级在骗你,我修”真、善、忍“,做天底下最好的人,让我往哪转化呢?我还告诉你,不但我没转化,你桌子上这一摞表上写转化的都没转化,是有人骗你们,你们再骗上级,这都是江××教你们的。我为什么学大法呢,就因为大法是最正的。”接着我给他讲大法在国内外洪传真相,还讲了文革后三种人的下场,最后说:“你还这样年轻,别跟着瞎跑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一声不吭的边抽烟边听着,最后他说:“你的身份证也许在公安局,我给你联系一下。”接着他要通了国保大队的电话,告诉我到公安局去要。从那里出来,他送我到门口。我嘱咐他,告诉他的话一定要记住。他不住的点头。

二零零一年底,市里准备办洗脑班,他通过一个熟人告诉我,办洗脑班没有我。我为一个生命能在十字路口认真做出选择而欣慰。当然那次洗脑班在同修的正念中没办成,这是后话。

从“六一零”出来去公安局。去不去?我又犹豫了。那天口袋里还揣着不干胶等真相资料。我们市里的公安局很邪恶,在绑架法轮功学员上一直走在全地区的前面;大法弟子除了被绑架到那里审问外,几乎没人敢到那里讲真相,我一个人去这个魔窟还真是胆怯。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去。只身一人去了公安局。很顺利,屋里只有两个人。我一说要身份证,一人从抽屉里翻出身份证就领我去复印,原件没给我,路上问我很多关于正法的问题,我都正面回答并给他讲了真相,又把身份证复印件送到教委(领工资用)。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专职书记问我“还炼不炼?”当时屋里很多人,我说:咋不炼呢?都是教人做好人,又讲起了真相。那个书记害怕了,忙说:“快别说了。”收下我的身份证就走了。

二零零二年八月,学校又要身份证。我去公安局时,丈夫怕我出事,跟我一起去。那是周一早晨,管身份证的人还没来,屋里有很多人说是要开会。一个人问我,你还炼吗?我平静的回答:炼,电视里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又讲了自焚真相。这时国保大队队长進来了,一听我在讲真相,开门把我推出来,邪恶的说:“我们没人听,愿意炼回家炼去。”到走廊一看,丈夫的脸都吓白了,忙说:你快走吧,我给你要。

我出去转了一圈,心想:师父在《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上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

我要回去。当我返回公安局时,会开完了,那个管身份证的又象上次一样给我复印了一张。

回到家里我想,不能就这样被邪恶支出来,我一定要回自己的身份证,同时也要讲真相,让那里的生命有一个明白真相的机会。第二天,我自己又去了国保大队,我说我要拿回我的身份证,他们说不给,我说扣压居民身份证违法,将来法轮功平反了,谁扣压过我的身份证,就是一条罪名。接着我就讲大法真相,屋内三四个人吧,都认真听。这时过来一个警察,这人在当地很邪恶,上过恶人榜,对我说:“你再办一个身份证不就得了?”我说:“我有身份证,又没丢,为啥再办一个呢?”又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这时后進来的那个人说:“把身份证给她吧。”就这样,我堂堂正正的要回了我的身份证。

劳教所里反迫害、整体证实大法的经历

二零零三年初,我在明慧网上看过一篇大法弟子写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意是她不会被劳教,她没有那颗心,如果她真是被劳教了,她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到劳教所除恶,带领那里的同修一起闯出魔窟。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的心狂跳不停,一边为这个同修的境界感到可贵,另一方面怕自己被安排到劳教所,心里不停的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样的安排。”

我们家附近是饭店,每次走路路过看到他们买成捆的大葱我都想:这是告诉我到劳教所带领那里的同修一起往出冲。有这个念后又马上说:这不是我想的,我不要这样的安排。反复多天都是这样,通过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我找出我有一颗怕劳教、怕吃苦的心,一定要放下。几天内不想这个问题了,但偶尔还想起来,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冒出一个念头,现在就是劳教我也不怕了。结果第三天,我再一次被邪恶绑架。

这一次我没有怕,误认为是师父安排,现在想就是怕劳教的心长期不去,被邪恶钻了空子。当时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全省臭名昭著的女子劳教所,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无论那里多么疯狂、邪恶,一定要不被转化;二是要带动那些违心写“决裂书”的大法学员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及时回到正法中来。我和那里的几名同修互相配合,正念正行,使我所在大队里的专门谤师谤法的学习班解散、帮教队解散;大多数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们的带动鼓励下,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强大了那里的正的因素的场,改变了环境。一年到期后,我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制定的两个目标。

我回家的那天,管教和大队长还逼我写“决裂书”,不然的话就叫“六一零”接去直接送洗脑班。在同修的强大正念加持下,“六一零”早晨去了,手续没办好走了,晚上三点劳教所才把我放出来。我出来后,“六一零”又去时扑了个空,送我出来的管教和大队长都说:“你命真好。”我知道她们指的是我没转化、没加期,还没挨打(刚去时,有一管教打我一嘴巴)。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没有师父我连自己的生命都没保障。师父只看我们这颗心,我当时只是想,那么多没转化的、后归正的同修中,我第一个出来,我一定走好走正这条路,给后面的同修减少魔难。至于出来是送洗脑班还是看守所,我都不管了,也不怕,我有师父,不是它们说了算,是我师父说了算。也许就我这坚定的一念,使我顺利的回到了家中。

归正自己 善解家庭环境

回家后,通过学法,我深刻的向内找,这几年我这么多次被关押、劳教,主要原因就是我做讲真相的事时,不修自己,错过了很多应该去执著心的机会,有时这个心去掉了,另一个执著心又来了,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遇到问题时不向内找,总是找对方的不足,遇到魔难时,马上发正念铲除背后的邪恶因素,而忘了找自己的哪颗心招致了魔难,师父讲的法每天也在看,但是心不净,很少对照自己,象前面说的要身份证一事,当时自己觉得做的很好,可现在想起来,那么强的争斗心,语言也不善,若不是师父保护,恐怕会真的遇到麻烦。在家庭中,对待丈夫只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觉得他应该理解我,很少跟他讲真相,对他也不善;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他承受了很多苦;我的执著心不去,他被旧势力利用着干着造业的事;如果我有熔化钢铁般的慈悲,他一定会改变过来的。

找到自己这些不足后,我每天保持静心学法,反复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知道不对,马上改正,对待丈夫从生活上关心他。他慢慢的也改变了,有时还能帮我讲真相、发光碟,也看师父讲法录像,对我做正法的事,偶尔也会说几句难听的,那都是我心性有问题、提醒我向内找,他多数都是告诉我注意安全。《九评》发表后,他及时做了“三退”,孩子也很理解、支持我,还把她们的同学领回来叫我给做“三退”。原来对我不理解的父亲、母亲也开始学法。

我一直有放不下对钱财执著的心,这也是邪恶迫害我失去工作,一次次被罚款的借口。我下决心一定要放下这颗心,师父说:“执著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進要旨》〈修者忌〉),我怎能做假修的呢?慢慢的,我放下了这颗心,一切都变了。两个孩子,大孩子读研,小女儿读本科,原来学费、生活费都没着落,可当我放下对钱的执著后,一切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得到了妥善解决,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

我抓紧时间向世人讲真相,劝人做“三退”,熟人、陌生人;马路边、出租车上、公共汽车上、寿宴上、婚礼上,用各种方式讲。一次在一老年亲属的生日宴席上,我代表亲属讲话,用话筒面对一百多亲朋和录像机平静的讲着大法真相,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知道,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发自内心的感谢。随身带去的真相资料,护身符、光碟被索要一空,明白真相的表弟还多要几份替我发放,我发自内心的为这些生命感到高兴。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我都会在法中归正,随着正法進程的加快,我们更应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生命,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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