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央政策好”这道迷魂纱(上)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内容提要

前言

一、中共左手出台“好政策”,右手在干什么?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是跟谁学的?
三、“亲民领袖”带给人的思维误区
四、“民生政策”落实效果到底如何?
 1.取消农业税
 2.减免学杂费
 3.医改新政和全民医保
 4.全民社保
 5.“民生政策”的欺骗性
五、如何看待迟到的“民生政策”
六、中共真的关心“民生”吗
七、“坏政策”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八、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九、敢问路在何方?

前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这是很多中国百姓,包括一些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流行看法,不知不觉中认同了“上面的人是好的,搞坏事的是下面的人”这样一个歪理。大家想想,中央的官员不也是从下面一层一层做上去的吗?

中共近年来出台的“民生政策”和个别领导人展示的亲民姿态,让老百姓得到一些实惠和心理的安慰,从而对领导生出感激之心,这可算人之常情。但是,不少人从这些民生政策和个人姿态的迷幻泡影中生出对共产党的拥戴和希望,主动把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再一次寄托给中共,幻想好日子的到来而放弃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和维护,甚至反感对共产党的揭露。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不但眼前的小恩小惠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我们的长远利益更是得不到根本保障。

一、中共左手出台“好政策”,右手在干什么?

举个最近的例子。BBC中文网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报道《土地经营流转:政府热,农民冷》。山东聊城种植果树的农民史朝旭在接受BBC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农民不会从这一次的土地改革中受益”,因为“有法不依、权大于法”,也就是下面的人会把经给念歪了。记者问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说,“只有把农民联合起来,可是这很难。”采访到此为止。

史朝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有组织独立农会,才能监督政府把“好政策”落到实处。可是,到底是谁不让农民联合起来?显然不是乡镇领导和县委书记能做主的,这种事情只有领导一切的“中共中央”才有决定权,也就是说,真正干扰“好政策” 落到实处的,原来正是出台“好政策”的那同一伙人,难怪俗话说,中国的麻烦,“问题出在前三排”。

这就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一方面中共不断出台“好政策”来缓解危机重重的民生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搞社会低保、社保和医保,提高退休金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又在处心积虑的出台“坏政策”来阻止这些“好政策”落到实处。不允许言论和媒体的自由,于是不能做好舆论监督;不允许司法独立,于是不能维护社会公正;不允许那些享受“好政策”的百姓联合起来,于是他们不能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不允许信仰和修心向善的自由,于是不能提升道德和恢复诚信。

中共左手给出“好政策”,右手却在使出“坏政策”。结果,不但“好政策”大打折扣,还会衍生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是跟谁学的?

其实,不论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下面的”对策是完全跟“上面的”学来的。

比如,环保问题。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各省“落实环保一票否决制”。听起来好象中央决心很大,都觉得这下环保问题有了出路。可是,到了具体落实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很简单,省、市、县、乡各级领导成为利益共同体,大家为了保住乌纱帽,就鼓励隐瞒污染,出了事就尽量掩盖,不让媒体报道,甚至打击报复敢于揭发的记者。

压制媒体记者的做法是地方官员的发明吗?当然不是。钳制媒体新闻自由是中央的基本国策。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更别提花费巨资封锁互联网,胁迫外商配合中共过滤信息的丑事了。地方官对待媒体曝光的做法完全是在效仿中央而已。

再说说上访的事。这几年官民关系紧张,群众大规模抗暴事件频出。贵州瓮安少女被强奸致死引发群众烧毁政府大楼是个典型例子。后来中央就要求地方政府,不要一有问题就把武警公安和军队推到第一线,造成官民紧张。要同群众对话,避免激化矛盾。还有一条措施,叫“零上访”。听起来中央的决心很大啊,要地方政府妥善处理群众意见。可是,地方政府仍然一有事情就调动武警公安,因为那些群体事件大都是冲着当地政府官员本身来的,根本就无法同群众妥协沟通,与其让事件越闹越大,远不如用武力防止事态扩大更能保住乌纱帽。有人上访怎么办?也很简单,把有上访嫌疑的人都关起来,还有就是到处截访,不让访民进到北京,甚至在信访办门口截访,也就是实现了“零上访”。

动用武力镇压和抓人截访是地方政府的发明吗?也不是的。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中共不是动用了武警和军队吗?2008年拉萨抗暴,不也是动用了武警和军队吗?法轮功迫害这么多年来,政府有坐下来同法轮功学员对话沟通吗?允许法轮功学员上访吗?

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本身从中央到地方面对百姓诉求“无策”的问题。你要言论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不就是要共产党垮台吗?这时候中共除了枪杆子的镇压,笔杆子的造谣中伤口诛笔伐之外,它没有别的办法。

三、“亲民领袖”带给人的思维误区

如果个别领导人对百姓的疾苦更体贴一点,对百姓来讲当然是件幸事,但是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中共这个体制中,个人并不能有多大作为。有人以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来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找借口,为共产党的专制辩护,甚至认为共产党有希望了,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对民族的长远发展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反腐败可谓豪气千丈,“九十九口棺材留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之说,更是让人民庆幸有个好总理。最后如何呢?腐败是越反越腐。温家宝作为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总理流下的眼泪感动着无数人民。他曾亲自为重庆农民熊德民追讨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此后发出了“从源头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怒吼,一些地方政府还成立了替工人追讨工资的办公室,名为“追讨办”。可是,这些年下来,拖欠农民工资的问题解决了吗?人们看到的只是拖欠工资愈演愈烈,甚至引起暴力事件,看到的是温家宝的孤立和毫无效果的坚定。原因很简单,温家宝身为总理,可以为农民工流下同情的眼泪,却不能给予农民工联合起来组织独立“农民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的天赋人权。集会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贵为总理的人,连宪法赋予的权利都不能为民作主,还奢谈什么呢?

朱镕基和温家宝的无奈,表现在他们只好用卸任或者死后别人如何评介他们来安抚自己的良心。2000年,朱镕基说他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就很满意了。2008年,温家宝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说,希望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遇到灾难没有退缩,没有享受特权就满足了。

总理们的无奈之情,就是共产党体制对中国发展前途横加制约的最好说明。从他们的无奈中,我们要领会到,只有不断的对共产党这个体制施加压力,才能有真正的改进。如果因为总理们的亲民,而“爱屋及乌”的满足于共产党的现状,或者指望共产党自己的改良,那么,不但对民族是个灾难,就是对亲民的总理们来说,也是辜负了他们的愿望。

照理说,越是体恤百姓的领导人,越愿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那么,我们老百姓就越是应该把中共压制百姓基本人权的事情向他们呼吁,越是应该揭露共产党的流氓和邪恶,让亲民的领导人看到民意,看到来自民间的支持和道德勇气,这样岂不是更能让他们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吗?

退一步说,如果这些亲民领袖是想用自己的姿态来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来延续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在乎后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不是个清官,而忘却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最需要他们去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统治,从制度上为老百姓保障社会公正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逃避责任,选择了配合共产党,甚至被共产党利用来麻痹百姓,那么,从长远看,这些领袖们也许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三个河南民警在派出所里打死23岁河北青年杜学雷的消息曝光后,网友反响激烈。面对一再发生警察滥用职权的恶性案件,有人发出了“我们最最敬爱的温总理啊,你在哪里啊?”的呼喊。这一声呼喊,有对总理的期待,更有对总理历史责任的谴责。

中国人不再相信眼泪,中国人要的是结束共产党残暴专制的勇气。

(待续)